张治中

马宇：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现为商务部研究院、中国经济社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商务部贸易与投资专家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特约研究员,中国经济社会研究院中国经济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投资体制改革,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也是今后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缩小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审核范围,健全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虽然外资毕竟不同于内资,由于外资的特殊性,我们必须要进行区别于内资的管理方式,但从根本上说来,政府对于企业投资进行管理的职能定位应是一致的,也就是在保证国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把投资决策权、生产经营权交给企业。从我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开始,我国就对外商投资实行全面、严格的审批管理,近年来虽有所改变,但实质并没有变化。目前我国对外商投资仍实行全面的审批制,在企业登记注册以前,要经过发改委、商务部以及其他部门等多个环节,其中审批的某些内容甚至环张治中

作者简介：刘乐，资深军事刊物作者、电视军事节目评论员，长期关注外国情报机关及情报战。20世纪80年代，公安人员和武警官兵在研究抓捕方案（资料图）1983年12月30日晚19时许，驻江西南昌市委大院的武警九中队警卫战士胡大兰被人刺死，被盗54式手枪5支、56式冲锋枪2支、子弹2417发。几乎是在同时，九中队战士郭林远、黄明贵失踪，南昌市委大院内的一辆上海牌轿车也被盗走。事件发生后，郭林远、黄明贵马上成为头号嫌疑人，公安部在发出的《紧急通报》中要求江西省和与江西接壤的省市，立即组织警力上路设卡堵截，严密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并对车站、机场、码头、旅店等重点目标进行彻底检查。12月31日下午，公安部又发出加急通知和通缉令，正式确认盗枪杀人案犯为郭林远、黄明贵，以及和此二人关系密切的南昌明政商店员工熊南平、马传春，正是这四人相互勾结组成反革命集团犯下了惊天大案。在与江西接壤的浙江省，特别是金华地区的江山、常山、衢州、龙游、开化等县市，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全体动员，进入临战状态。12月31日晚22时，衢州市公安局上街派出所干警杨国宪、周金才及两名联防队员，按照市局的部署，对管区内的所有旅馆进行逐家检查，严防四名罪犯藏匿。晚22时30分，张治中

原标题：省部级高官违规，为何低调处理？这几天，网络上出现一条很奇怪的新闻。这条新闻说：国资委中石油中海油三名高官违反八项规定被通报。三名高官，都是省部级。他们是：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徐福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杨华。说这新闻奇怪，主要因为这新闻“浮出水面”的方式相对曲折。这三名省部级高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并没有在中纪委网站上作为“典型”案例公告于天下，也没有在他们各自所属的单位网站上公示出来，而是被媒体偶然扒出来的。最早可倒查至6月8日的西藏纪检监察网，西藏那曲地区纪委要求下级单位传达学习《关于徐福顺、王宜林、杨华同志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警醒广大党员干部。6月中旬，在湖北荆门、江西上饶、辽宁锦州等地的官网上，又再次出现学习这个《通报》的消息。此后大概有10天时间，主流媒体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事。直到6月26日左右，媒体才发现有这样3名省部级官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值得做一大新闻。相对这条信息本身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信息出场的方式，其实更值得琢磨。要知道，省部级高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根据中纪委建立的违反张治中

2006年12月14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企业所得税法。该法草案规定内资、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将新的税率确定为25%,比现行33%的税率降低了8个百分点。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表示,统一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为25%的税率对财政减收的影响不大,国家财政能够接受。在中国大陆实行了20多年“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终于有望实现统一。税率的统一,意味着依靠税率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外资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完成了使命。代之而起的,则是规范化、公平竞争和软环境的改善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和为内资企业提供更宽广平台的重要举措。从目前中国实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来看,税率比较杂。内地企业所得税,一般地区为33%,沿边沿疆沿海为24%,而特区为15%,这三个税率分别减半就是外资企业税率。为了推动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的企业所得税为15%,减半不足10%按10%征收。所得税税率非常多,行业不同、地区不同都能造成所得税税率不同。同时,征收方法也有不同,这在事实上形成了“外资特权”。应当说,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张治中

大灾震垮传统公关编者按5·12大地震作为奥运会前举国关注的大事件,不论企业是否具有公关意识,是否愿意利用这一事件做公关传播,都要面临现实的公关问题——你想通过什么都不做来证明你不想利用国难来做营销,都是错。地震以来,无数企业已经自觉或不启觉地投入了抗震救灾工作,也自主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比年初雪灾还要大的公关大战。全国媒体的高度曝光,和互联网上的草根追踪,把企业的一举一动都置于全国人民的道德审查之下,使企业的救灾公益行动面临着新的挑战。救灾还在进行中,但很多企业的公益行动和公关传播已经收到大众阶段,性的反馈,有成,有败,有毁誉参半,这些得失里,滦埋着我们这个千年民族怎样的隐痛,愤怒与悲伤?企业为什么要做公益?抛开所谓的“企业公民”概念不谈,企业做公益大体可分为如下四类：第一类：纯粹的慈善家,譬如裸捐的老牛、乐善好施的李嘉诚,还有笔者的本家邵逸夫,他们似乎天生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第二类：心灵赎罪者。许多企业在原始积累阶段,或多或少存在着“原罪”,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要为“第一桶金”还债。第三类：无厘头主义。他们随波逐流,没有特别功利的想法,也不属于纯粹的慈善家,不争先进也不做落后,别人捐了那我也捐点,不多捐也不少捐,张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