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四姐

来源:网络 更新日期:2024-05-18 13:59 点击:23239

一石惊起千尺浪,12家企业一夜间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商务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四川灾区救助捐款兑现情况,有12家企业实际捐款捐物的披露情况与承诺不符,这些企业共承诺捐款1.9545亿元,截至6月13日共计到位的仅有1553万多元。我们暂且不去说这其中可能存在统计信息延滞、与实际捐赠的信息不对称等特殊情况,统计数据可能冤枉了部分企业,但这些企业中必有企业表演了“大嘴小手”。实际上,在“非典”期间和以及东南亚“海啸”救灾时,很多企业捐钱后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按照法定程序召开了股东大会,但是股东不同意,最后没法真的掏钱,不得不“大嘴小手”;再就是把公司不好卖的积压产品做高价捐出去,然后跟政府提税收减免。把善举变成了牟利性的取巧,这之前出现过。现在流行说“企业公民”一词,作为社会的经济细胞,企业履行公民责任是好事,但是企业的能力与表现并不是其拿着喇叭说话就能声高远扬,也并不是某些领导人头脑一热拿过话筒高调宣布:我们再捐多少多少钱……企业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的能力和公司治理结构是正相关的。遇到灾难,很多企业积极响应主动赈灾并且振臂一呼捐出巨额钱款,但实际上他们捐钱的过程没有经过一道法定程序,严格来说这是违法的。作为一个有着公司结构的企业,捐尤四姐

《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的动漫故事说的是儿子在家里占主要地位,妈妈居中,而爸爸则忝居末席。这个架构跟今天不少企业的高层权力结构有点类似:拥有所有权的股东多不为人知或者力量分散,而CEO却光彩照人,是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另外还有些独立董事及其他高管等中间派。本身是代理人的CEO何以能呼风唤雨成为控制公司大部分资源的权力中心?处于弱势地位的所有权人与CEO的博弈中有多少选择路径?有的人以为,如今法律对财产所有权有严格的保护,涉及到家族企业这么大的财产继承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事实上,正因为家族企业背后的巨大利益的诱惑,企业代际传承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纠纷。参与纠纷的除了家族企业内部人外,对企业有实际控制力的企业重臣往往能左右企业未来走向。特别是在家族企业草创时期或者外界市场环境发生巨变的情形下,这类事情并不鲜见。我们还是从古代王朝中皇帝与权臣的互动关系入手来考察上述话题。最牛商人吕不韦历史上皇帝本来是惟我独尊的天字一号人物,但家族王朝企业控制得再滴水不漏的老板也有谢幕的时候,当接班人年龄很小走向前台时,以往深受前老板器重的元老就容易演变为实际的权力中枢。这些元老要么是前老板的近亲,要么是跟老板一起打江山的创业伙伴或亲信。尤四姐

坚持写博客的人,每天都会带着一颗心去关注身边的事和人,并把有感触的部分加以记录分析。很多看博客的人,会觉得这些事琐碎平凡,描述出来却又如此曼妙生动,于是感慨自己缺失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曾看到一个比喻,说每一种经济学理论都像一种木匠工具——锤子或扳手。手拿锤子的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钉子;而手里有个扳手的经济学家放眼望去则满眼都是螺丝帽。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教授无疑擅长从日常生活中提取有趣的事物,并用经济学的眼光分析生活、工作以及人际交往关系,这其中也包括爱情和婚姻。正如他著述的《牛奶可乐经济学》一书中所指,日常的新闻或者公众所接触的现象,背后往往都可以有经济理论作出解释。只是弗兰克手中提着的工具不是牛奶和可乐,而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概念——机会成本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如果你听到用边际效应来分析爱情模式,用成本收益来阐述婚姻,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是可能存在的,虽然这些分析往往让我们大吃一惊。比如在冷冰冰的理性收益成本方程式中,对配偶进行感情承诺的经济价值在于,它能提高投资收益,而感情承诺的温情外表,又让人们无法清晰地按成本收益来衡量与伴侣的关系,这才是感情承诺效果最好的地方。弗兰克讲了尤四姐

一天,李太太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男孩子,男孩子礼貌地说:“太太,您好,我是一个中学生,正在寻找一份为别人除草的工作,我发现您家有一座很大的花园,您是否需要一个除草工,我可以把您园子里草坪上的落叶都清扫干净。还可以把您花园里的草坪修剪整齐,保您满意。”“不用了,我家已经聘请了一位修建草坪的男孩,我对现在这个孩子的工作很满意,还不打算换人。”男孩子放下了电话,坐在男孩旁边的朋友不解地问:“你不就是李太太家的除草工吗?”男孩答道:“是的,但是我想知道李太太对我现在的工作是否满意。”启示:要时刻了解客户的需求,知道客户是否满意,不断完善自身的工作,你现在有一份工作,并不代表你永远会有工作。尤四姐

地震突发,生灵涂炭,这撼人的一幕人问惨剧,发生在我们的国家,令人难抑悲郁。于是,大家纷纷解囊。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包括这片土地上的各色企业。外电说:一向对慈善事业淡漠的中国企业此次手笔颇大。这样的信息的确让我们感到欣慰,并且对某些曾经抠门的阔企业的恶感有了些许修正。但是,我们还注意到很多国人在指责甚至诅咒某些“为富不仁”的企业或企业家捐的数额太少,比如那位大名鼎鼎的王石先生。不过后来又有消息说,王所领导的万科拟以一亿元助灾区重建。于是又有人说:那是被骂怕了,怕砸万科的牌子。我不清楚个中的详情,只通过那些真真假假的消息略知皮毛,但是我认为这已经足够用来说明一个观点:捐多捐少又如何?企业有各自的情况,不是所有的大企业都能马上拿出可观数字的现金。这样的灾难毕竟太突然了,常规性的善款与这突发的需求并不是一回事,一般企业也不可能常备可观的现金专门应对这样的问题。当然,万科似乎也做了类似的辩解,但是这却不是聪明之举,以万科的实力,那点年度计划内的善款数额的确难以令人感到满意。这样的解释,第三方可以说,万科不应该自己去做。然而,即便如此,过度的指摘也是不恰当的。如果企业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力所能及地做了捐助,无论数量多寡,都无尤四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