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4年，15岁的张含韵参加首届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季军。如今，她的主要工作是拍戏。
2.易慧曾在2005年参加超级女声获得全国总决赛第八名。她希望通过做服装设计等方面的工作，继续音乐梦想。
3.胡灵在2005年、2006年两次参加超级女声，获得全国总决赛第十二名后，陷入与经纪公司的纠纷。现在她除了参加一些综艺节目，还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并在自己开的音乐酒吧唱歌。
三千平米的舞台、四万人山呼海啸，主持人大声宣布好声音第四季的冠军。屏幕流动成奖杯的形状，像是观众一起为胜利者加冕。
张含韵也是决赛的观众之一。十余年前，她参加了“现象级”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10年后，张含韵的名字随着超级女声沉寂。而与张含韵差不多同期参加“超女”的易慧和胡灵，也在比赛后，改变了人生轨迹。
在经历被过度消费、原创作品匮乏、打官司解约后，三个超女选择不同的方式回归自己的音乐梦想。
这背后是选秀和音乐产业的脱节、盗版阴影下低迷的市场和量化造星造成的拥挤。 10年了，三个超女的挣扎成长又能给造星运动后来者们什么启示呢？
张含韵
一夜成名：比赛后被学校劝退
当张含韵再次回到湖南广电会展中心的时候，由她代言的广告牌早已换下，十年前决赛时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已渐渐消弭。“评委老师好，我是0403988号张含韵”的声音却回响在耳边，清晰得像是昨天。
张含韵最近一次来到这儿是因为一场明星真人秀节目的录制。对于节目中对明星是否具有人气的投票设定，她并不觉得残酷。“这个真人秀里，最不红的可能就是我吧，我也这么久不出来了。”她淡淡地说。
她不会想到，当年花了24块钱坐火车从德阳到成都参加海选的一个小时，改写了她以后的人生轨迹。
在超女首届的那场比赛中，张含韵清纯甜美的外表受到评委和观众的喜欢，并最终获得季军。比赛之后，张含韵签约北京天中文化，那年她15岁。
张含韵回忆，“那时候，每周七天六天都在工作。一年要唱上千遍的《酸酸甜甜就是我》。”这让她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KTV，都不想再唱起这首歌。
刚成名时，张含韵在北京的一所女子学校上学。她对《法制晚报》记者（微信公号：fzwb_52165216）说，“记得那时考试的时候都会有老师站在旁边问我当初参加比赛时的样子。”
一天，学校校长找到张含韵公司的老板，面色沉重，“要不你们别在这儿上学了，我压力很大啊。每周五放学的时候门口乌泱泱的一片，就为了看看她。我得保障其他同学的安全。她在这儿上课氛围就浮躁了。”
公司又帮张含韵找了一个艺术学校，刚去一上午，她就被学校里留着“黄头发、红头发、腰间挂着金链子”的学生吓哭了。后来，她去四川上大学的时候再次被媒体曝出，又是乌泱泱的人，“后来我就不去了。”
成名之后，张含韵的学业进行得并不顺利。一次录节目时因把“憧憬”说成“撞憬”让她备受指责，“成名早、无知”的质疑铺天盖地。
后来，因为“唱片公司的不盈利”，张含韵所在的公司解体了。
“最忙的时候就是天天不着家，整天各种飞飞飞。一开始没有时间学习我不觉得怎么了，我还觉得外边的世界挺精彩的，但是唱片公司解体后，为了生计我去做主持人，就觉得我太文盲了，感觉自己很空。”张含韵说。
而这个时候，同年龄段正在上学的朋友让她心里很慌。直到现在，她还会经常做梦梦到“参加高考，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来”。
早年因为唱歌而被提前结束的学业，成了她一生戒不掉的痛。从大众视野消失的那几年，她选择了去中戏当“跟班生”。
易慧
巨大落差：演出从半年六十场到两三场
张含韵提到的超女比赛后“整天各种飞飞飞”的状态，易慧感同身受。
如今这个身穿黑色蝙蝠衫、棕黄色披肩长发坐在咖啡厅里的易慧，很难让人相信是当年那个梳着爆炸头，编着小黑人辫、戴着夸张大耳环的小姑娘。
“重新来过的话，我一定要让自己学会打扮和化妆，然后一定要瘦瘦的。”易慧笑着说。笑声中带着一股力量感。
2005年易慧获得超女全国总决赛第八名。在那之前，她还是个广州一家音乐学院的大三学生。
“刚比完赛你人气是在一个顶峰值，商业演出也会特别的多。大部分公司其实希望歌手能够帮他赚快钱。”和易慧几乎同一届参加比赛的胡灵说。
“那时候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都要反应一下自己在哪个城市。”易慧说，最火的时候，一周要飞三四个城市演出，半年有六十多场演出。
但从半年六十多场演出到两三场，这中间并没有间隔太长时间。
2005年比赛结束到2006年，“我到处演出，演着演着就发现没有后续了。好像变成了一个很快餐的东西，趁热打铁把钱赚了之后，钱也没有到自己包里。”易慧说，当时所在的唱片公司因为高层几个合伙人之间的纠纷，解散了。
最悲凉的是，飞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易慧发现，她依旧站在原地。
除了半年以来在各地商演累积的一沓沓机票和在这家公司发的一张数字单曲外，在她手里，别无其他。
后来，为了要回演出费，找不到经纪人的易慧和原来公司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官司。
对于从没打过官司的她来说，除了要去提供票据证明自己不是私接的商演外，还被要求提供公司的财务证明，当时公司早已人去楼空，易慧没有办法提供。
到后来几经辗转、开庭，签约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最终对易慧说，“我账里就三万多块钱，除非你把我账给冻结了。”
易慧说，“他们把其他钱全都转了出去，只剩下三万多。”
2007年媒体报道，“法院判决易慧所主张的演出系由公司安排，公司应支付报酬，给付易慧报酬和生活补贴共计5.75万元。”
易慧用了“年轻气盛”四个字去形容那段暗无天日和公司打官司的时间。“作为一个新人，你就弄出跟公司打官司的新闻，以后哪个公司敢要你啊？”
“那个年纪，没有经历过任何事情。高考考艺术院校都很轻松，没有任何挫败自己的东西。不顺畅的解约一下子给了我一个掉落谷底的东西，特别无助。”解约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易慧都处于方向的迷失之中。
“我会刻意避开看同届其他超女的任何消息，刻意地不去和外边接触，甚至严重到有自闭症。朋友叫我出去，我也会想各种办法拒绝。最严重的时候三四天都不睡觉。”易慧说。
胡灵
遭遇困境 ：解约后为宣传接整容项目
比赛结束后，签约、解约的选择横亘在每个选手面前。这背后是盗版横行带来的唱片市场行业的持续低迷。
见到胡灵时，她正在录一个时尚美妆节目。在录制现场，她胳膊上的文身被编导要求戴上手镯遮盖一下。
2005年和2006年，胡灵先后参加了两届超级女声的比赛，并在2006年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第十二名。
比赛后，在先后签了两家唱片公司后，胡灵终于找到了让她舒服的唱歌方式：成立自己的“新鲜音乐”工作室。在无锡，她又开了一家音乐酒吧。
“在这种大的唱片公司，他们需要艺人百分之两百的配合，不需要有思维，你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
从小父母离异的胡灵把爱倾注在音乐中。她说想做“一个自由的灵魂”。当年，她以同样的理由告别了对于她当驻唱歌手充满“歧视”的校园。
在她并不是很愉快的初中回忆里，她坦言“自己从上初中开始就十分叛逆，抽烟喝酒什么事儿都干。”她随即又补充道，“可能因为自己心中艺术成分比较多，很早接触摇滚乐，但并不是接触摇滚乐就叛逆，我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
胡灵坦言，自己那段时间很不舒服，“作为一个歌手你唱的歌连自己都打动不了，不可能去打动别人。”
在2009年的那场胡灵和公司纠纷中，根据当时媒体报道，胡灵指责公司“暗示自己傍大款”、制造自己酒吧陪酒新闻进行炒作，公司则指责她不懂感恩。
如今，谈到此事，胡灵语气平和了许多。胡灵对《法制晚报》记者（微信公号：fzwb_52165216）说，当时公司自身也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然后他们觉得自己不是他们适合打造的那种歌手。
胡灵也遭遇着易慧所说的“演着演着就没有后续” 的尴尬。在公司的后期，2009年一年，胡灵几乎没有任何通告和商演。“但是你又不能自己去当驻唱歌手或者做生意。”在“吃老本”的那段日子里，她慢慢感受到了压力。
更何况，她讨厌“不同的经纪人想要去保护不同的艺人过程中的钩心斗角”。
因此，解约在所难免。
解约后胡灵开了自己的工作室，也在人员和资金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个时候就两个人，而且毕竟不像大公司那样已经被大家熟知了。”她说。甚至为了接案子，胡灵同意了一家整容机构的整容要求。
“当时有一个整容机构和我们洽谈，问我能不能动一动，整容一下，来做一系列的宣传。”
胡灵答应了。“工作室在刚起步时，你能够接到一个案子就会抓到一个案子。”
逃离 “我姓易又不姓超”
对于许多超女来说，比赛让她们一战成名，却也在她们人生中留下深深烙印，甚至盖过她们这么多年来自我意识觉醒的努力。
“刚比完赛的时候，会忽然多出来许多哥哥姐姐，当你落魄了之后，哥哥姐姐都不见了。”这种落差带来的不安全感，让易慧在很长时间内都刻意地去逃离超女的身份和光环。
易慧说，“在一段时间，我讨厌别人介绍自己前面加上‘超女’两个字。我就会觉得我姓易啊，又不姓超。”她觉得，“老拿超女说事儿很烦，会忽略你其他方面的努力。”
她想看看，“如果没有这个标签，我做事情能不能做好。”
在解约后的那段时间，她写过书，开过宠物店、做过淘宝代购，还办过流浪动物收容所。
易慧说，“我愿意是一个普通人出现在你面前，如果你愿意和我做朋友，愿意和我合作，我会很开心。我希望就是真的是因为能力而被对方认可。”
因为“超女”比赛一战成名的张含韵也曾经排斥在介绍她的前面加上“超女”两个字。在她心里，“超女”和“歌手”两个词是有区别的。“超女是一场比赛，歌手是一个职业。因为我总想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艺人或歌手。”
其实她们心中更深层的想法是，选秀在当时圈内并没有很权威。
直到现在，胡灵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参加比赛时，评委对舞台上无数翻唱名曲的选手说：“张惠妹只有一个，李玟只有一个。”
易慧说，“在一开始，同行业的会对你特别的不屑。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是不太被认可的。”
她说，“我们不像韩国日本，在签下一个练习生后会有几年的一个训练，包括你的舞蹈、声乐、待人接物、跟媒体打交道、穿衣打扮等等。所以我们还属于半成品的时候，就已经被推到市场上了。”
“其实，当时大家认可的是超级女声这个娱乐品牌，而不是超女中的个人。”胡灵说。
析因 “量化造星的天空太过拥挤”
易慧拒绝了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比赛邀请。 她说“自己不太喜欢那种得说煽情或是励志故事的节目”。
从草根选秀到明星真人秀，从益智节目到婚恋亲子，旧的超女市场还没来得急好好消化，新的娱乐大潮就又汹涌而至。
从“相对真实”到“设计真实”，十年过去了，游戏的规则早已改变。
“无论是为了博取同情，还是积累关注度，许多事情我不愿拿到台面上去和大家反复说。”易慧补充说，“我不是排斥说故事，而是排斥过于夸大你的痛苦。”
对于那些在不同节目中反复说自己以及亲人有多惨的做法，易慧不理解，“其实好多私底下都认识。这样会不会对不惨的选手来说很不公平？”她反问。
当年粉丝“集齐家里所有手机、买很多电话卡、通宵刷票”的真实感是她们再也回不到的过去。
在2005年的巅峰时期——平均收视率8.54%、高达4亿人同时观看、号称“全民”短信投票的“超女”，至今仍保持着现在许多综艺节目难以企及的高度。
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这些“超女”十年最成功的典范，激励着无数人前赴后继。这里面，有因比赛踏入歌坛一直发展平稳的许飞、郁可唯，有从此淡出娱乐圈的王媞、朱研，有相夫教子为人妻的叶一茜、何洁，有因参加比赛家中负债九万的张美娜、也有因整容失败而命丧手术台的王贝，还有那些名字都叫不出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多数。
娱乐观察家韩松落在一篇文章中感慨，“现在的造星方式，是工业化的、量产的，结果是娱乐人才的大量出现。十年的时间下来，星星已经堆满天空，会不会太过拥挤？”
红极一时的超级女声以及后来推出的快乐女声、快乐男声系列，在先后举办了6届后偃旗息鼓。
华语金曲奖总策划、资深乐评人游威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微信公号：fzwb_52165216）采访时表示，选秀没落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和音乐产业产生良性循环。“选秀节目属于音乐产业链的上游：人才选拔和营销环节，在短时间通过大量曝光炒作令选手获得高关注度，但由于选手大多是翻唱别人名曲走红，选手签约后的后续运作做得不好，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风格定位和推出自己代表性的原创金曲。”
他认为，在音乐行业里， “一个持久的人才成长路径，选秀只是第一步。选秀后还是要回归到系统性的音乐企划和市场运营上来。有专业团队分工协作，打造优质产品。”
现实 希望创业成功之后能出专辑
十年过去了，在经历解约、迷茫、不断参加新的比赛 “回炉”后，张含韵、易慧、胡灵——曾经在选秀时代被推到最高峰的人，选择了不同方式，回归自己的音乐梦想。
“在什么样的舞台上，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群不重要，下面有没有听众其实对我不重要。”如今，在胡灵自己开的音乐酒吧里，她也会经常在舞台上唱歌。
再次回到湖南广电中心的张含韵，早已不是当年的“酸甜女孩”。许多80后、90后仍然记得她，那是他们的青春记忆。然而他们都不再年轻，偶像偕同他们的歌迷一同没入后青春时期。
做过主持、想过开淘宝书店、转换不同的风格参加新的节目的张含韵终于在兜兜转转后寻找到了久违的踏实。如今，拍戏、录综艺节目、去健身房锻炼减肥的她偶尔也会抱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接连拍了几部戏之后，在“歌手”后面，张含韵又多了一个“演员”的标签，尽管刚入行不久的她也会在拍戏时经常忘记“灯光、走位和对准摄像机的最佳角度”。
她补充说，“在拍戏时，可能我还会主动问制片人，要不要我给你唱主题曲、插曲或者片尾曲？”她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曲线救国”。
易慧或许更清楚“曲线救国”的含义。“去做很多看起来和音乐不相关的事情，但是目的是为了用这些东西创造出来的价值，去继续完成我的音乐梦想。”
她口中的这些“看起来和音乐不相关”的东西，包括参与一些潮牌的设计、做电视剧的周边产品，以及卖面膜。
唱歌和创业毕竟是两个相差太多的领域。一开始，寻找到“合适的团队”让易慧感觉好难。“在这个行业很久的老人家不好控制，年轻人又不细心。”
她否认用“创业”两个字定义她现在做的事情，她觉得顶多算是前期推广阶段。对面料、款式不是很了解的易慧在追求质量的同时，也在控制成本。她会定期给朋友寄试用装进行宣传推广。
易慧念念不忘“做好了之后能够出专辑的想法”。
现在在和别人谈设计的项目时，她也会遇到很多对其专业度的质疑。他们对她说，“你不是一个唱歌的吗？你就好好唱歌嘛，和我谈什么设计规划啊？”
易慧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知道娱乐圈的浮夸，所以在干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甩掉那个包袱。”看书学习蕾丝的区别、空气层的种类、印图案的材质，以及记录下每一个试用过的朋友反馈回来的意见，易慧想要用多面立体性的努力，去抵抗“天花乱坠”的浮躁。
“其实，我没觉得自己在娱乐圈待过。”易慧说。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实习记者 丁雪
摄/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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