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对开放经济下内外部均衡的涵义、性质作出正确的诠释和理解,并试图通过“神秘四角”间的关系来描述内外部均衡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期望能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非均衡环境下回归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关键词：开放经济 内部均衡 外部均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快,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互动性也在逐渐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就内部失衡而言,一方面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局部过热；就外部经济失衡而言,主要表现为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应该说,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回归均衡发展乃是当今中国经济非均衡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为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内外部均衡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寻找协调内外失衡的方法和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涵义的均衡,而且短期的内外失衡也并不一定影响一国中长期的内外均衡。影响一国经济短期内外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我们只有寒露

本刊讯空中客车不久前公布的“POWER 8”计划不仅宣布了为解决眼前的困难而采取的一系列公司结构和生产整合措施,还清晰地表明,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公司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建立长期的全球合作伙伴网络,实现外延型发展——从欧洲走向世界。空中客车公司表示,在未来几年内,将与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共同承担研发成本,共享设计研发资源。空中客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路易·加洛瓦表示：“空中客车将发展成为一个外延型的企业。A350宽体飞机项目将采用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作为未来二十年全球第二大航空市场以及空中客车在全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中国将继续承担A350宽体飞机外包工作量的5%。根据“POWER 8”计划,A350宽体飞机约50%的飞机结构工作将外包给与空中客车风险共担的合作伙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外包工作量几乎是空中客车公司先前飞机项目的两倍。寒露

1998年7月2日,当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参加完香港回归一周年庆典后返回北京时,并没有选择已经有73年历史的启德机场,而是前往那年刚刚落成的香港国际机场——他由此成为这座造价高达200亿美元建筑的首位乘客。1990年代初,香港岛以西25公里的两个小岛——赤腊角和榄洲岛突然为世人所瞩目,香港史上最大的建设项目就选址在这里。建成后的香港新国际机场总面积达1248公顷,其中客运大楼相当于86个足球场,这在弹丸之地的香港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它也因此被评为“20世纪全球十大建筑”之一。然而,作为该评比中最年轻、也是亚洲唯一的建筑,无论从建设过程,还是初运行阶段,都经历重重波折,被称为一座在错误的时间建造的机场。这么说或许不甚公平。因为当英国批准这个在其统治期内最大、也是最后一个项目时,亚洲经济还处于飞速发展期。虽然中国政府也曾抱怨英国用大量香港资产来贴补本国设计及建筑公司,而留给香港特区政府的则是巨额贷款的财政负担,但考虑到回归大局和香港的稳定发展,在动工前一年,中国还是与英国签署协议,支持这项建设。然而,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1998年第一季度,香港游客量减少了24％,对于这个年处理量可达3500万人次的大型机场无疑意味着极大的闲置与浪费。言外寒露

超载的列车王　萃1988年上半年,中国正在创造接近历史纪录的高增长,但在增长的背后,同时出现了一些令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担忧的现象。7月初,《经济日报》公布了刚刚发布的经济数据——在前六个月,工业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2个百分点,这是1980年代十年间第二高的增速。而在江苏、福建、广东和山东四个沿海省份,工业产量增长竟一路狂飙到26．9个百分点。的确,无法否认,改革开放十年的成果已十分丰硕。食品供应的增加塑造了繁荣的市场,这迅速使人们淡忘了对困难年代的记忆,而且为敏感但对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非理性价格体系建立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然而,不和谐音还是出现了。一名西方外交官认为中国经济呈现过热现象,煤、石油等燃料短缺,交通不便以及原材料产量落后于工业产量等诸多条件,都应该得到足够的关注。不仅如此,高速增长并没有惠及整个中国。当年的官方数字显示,西藏的工业产量从1987年6月到1988年6月没有任何增跃。这正应了那位西方外交官所说：沿海地区的繁荣是以内陆地区的发展为代价。内陆地区的工厂在市场上买不起原材料。事实上,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将原材料的分配从依赖国家转为依赖市场,而这无疑造成了价格的大幅提高。经济学家纷纷指出,寒露

中国大型公司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以节约、环保为目的的绿色投资在一个全球通胀和中国制造备受挑战的时期,给自己的工作目标增加一条“拥抱绿色”,是否显得过于苛刻?须承认其难度。绿色并非一个可以简单概括的问题,而是至少三方面的挑战：石油等能源的潜在枯竭、二氧化碳等气体导致的全球变暖、以及各种方式的环境污染。很难有一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公司能够与这三个问题完全脱离于系,但同时解决它们同样并不现实。但也不妨听取一下华人电脑产业教父施振荣对《环球企业家》发表的意见：“成本上升这种情景是你要考虑到是必然因素之一,你必须不停考虑下一步要如何建立新的回旋能力”——对于最富雄心的一批中国公司,新的竞争力,就叫绿色。对于这个榜单上的一些公司,它们有理由将拥抱绿色视为一次管理提升：比如,万科只要通过改善生产流程,减少返工率,就可实现减少污染的目标,这对它也意味着降低成本呢。对于另一些公司,绿色的道路稍显曲折。如宝钢和联想,它们必须在效率和环保中做出选择。或许在相当长时间内,其努力并无法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同。但这也就让所有的企业家必须回到那个本源问题展开思考：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大型企业？究竟是为了提升人类社会的生活质量,还是让企业获寒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