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工大教务处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腾飞的一个新视角

更新日期：2016-06-03 02:17:08来源：网络点击：339722

站在1840年的时间坐标原点上回溯历史,我们发现,在历经李唐的强大和赵宋的繁荣之后,时至晚清,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和思想文化方面都走过一段相当艰难坎坷的历程。根据麦迪森的估算,自1500年至1820年,以1990年盖一凯美元为计算标准,西欧人均GDP从670美元升至1269美元,增长了89.4％；中国在1500年时,人均GDP约为600美元,而后的300年里增长率近乎为零。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各方面一度领先,直到16、17世纪仍与西欧国家并行前进的中国为何没能发展起来,不但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一度沦落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呢?以下将从“意识形态一各阶级偏好一博弈一产权制度一均衡”的分析模式来探析晚明中国错过经济腾飞的原因。
一、晚明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思维方式,它通过提供给人们有关公平正义等道德伦理的价值判断的“世界观”,而使社会的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晚明中国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有显著区别。西方世界认为,由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彻底否定了通过教会和圣事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故个人要获得救赎,就必须竭尽全力地履行“天职”以求荣耀上帝。能否成为上帝的选民的不确定性使世俗化的盈利活动变成一种“天职”,从而激发了人们勤勉敬业的精神。而正是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源。但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缺少促进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伦理精神,由于封闭的、缺乏竞争和威胁的内陆地理条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影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文化体系有其根深蒂固的惰性。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央大国,正是这种民族优越感导致中国逐渐形成了惟我独尊和惟我独“中”的世界观。其结果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交往的规则不是通过制度来加以规范的,往往是借助于强权来展开的,社会中习以为常的是集权与等级的价值观。当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也存在着道德和伦理,但是,这种道德和伦理维护的是等级制的权力关系,它既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帮助,也不会在社会的动态发展中激发新的制度创新。
二、由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社会各阶层的偏好
当立法、协调和执行者面对众多选择时,意识形态便成为决定性因素；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观念可能使政治决策者做出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压力相背的政策。因此,意识形态对于社会行为人的偏好和行为决策具有决定性意义。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使晚明中国社会各阶层存在着不同的行为偏好,统治者惟我独“中”、傲慢自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以及抵制创新、变革的情绪使帝国丧失了发展的动力,从而追求国家和自身统治地位稳定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要偏好。中国受制于“一个帝国政治结构”,它首要的偏好是在短期内自身的政治平衡；受等级制度和强权观念的影响,晚明的中国官僚阶层掌握的权力大,解释各种规则的余地宽,且行为不易被监督。执行权力的自主性大以及贪婪性、掠夺性成为晚明中国官僚阶层的最大特点,其首要偏好是其权力和收益的最大化；而商人发迹后,他们首要关心的是自身财产的安全性,因此晚明中国商人不同于以往各个朝代的显著特点是他们追求其财产安全性的最大化。
三、由于不同偏好而在各阶层之间展开的博弈
由于封建统治者、官僚阶层、商人阶级之间利益偏好不一致,他们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采取了不同的行为决策,从而在中国这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里,逐渐展开了他们三者之间的博弈。
1　统治者的行为策略。封建时代的中国拥有强大的中国集权体制,存在着可以有效地阻止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追求自身统治地位稳定的目标使封建统治者缺乏动力向外扩张,进行技术创新和追求规模收益。统治者总存在对手：与之竞争的国家或本国内部的潜在统治者。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使晚明中国统治者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国内。统治者一方面要加强对其代理人即官僚阶层的监督,进行集权统治,以巩固自身地位的稳定。另一方面,统治者担心有利于工业化的制度变迁会引起社会混乱,导致他们手中权力的丧失或削弱,所以极力阻碍社会变革的发生。同时,统治者在税收上对商人阶级的依赖性也相当小,明末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在并人许多杂项税目后,总计约银2100万两；役银1000多万两；盐课价值200万两,杂色项目400万两。向大商人和海商征收为41万两,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1％左右。统治者争取选民的努力将取决于保护的供给曲线和从增加选民中所得到的边际收益。国家无法从商人集团的发迹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好处,因此出面支持对外扩张和贸易掠夺的决心和意志明显不足。
2　官僚阶层的行为策略。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终归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统治者尽力去监督,但无论哪一个组织机构,其代理人都不完全受约束,他们的利益并不完全与统治者一致,其结果是,统治者在其代理人头上或多或少耗费一些垄断租金,在某些情形下,代理人与选民在瓜分某些垄断租金时存在着共谋。晚明时期,官僚阶层在执行国家法律、制度上柔韧性很强,而官僚阶层主要的行为偏好是自身权力和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权力的自主性大给商人产权保护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官僚阶层与中国商人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的一致性,容易达成共谋。
3　商人阶级的行为策略。晚明时期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据统计,1390年至1435年间的全国课银量为7446512两,年平均16万两左右；1436年至1520年间总量为3849982两,年均收入45万两。海外白银的流人为商人们提供了获取巨额利润的机会,也使晚明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商人阶级崛起。明朝末期,中国社会风尚开始被金钱和拥有金钱的商人阶级所主导,奢侈之风在民间日盛。商人致富后,他们的主要偏好是其财产安全性的最大化。在对自身财产安全不确定的约束条件下,与官僚阶层达成合作便成为商人们保护私产的最优选择。与此同时,晚明商人阶级与帝国最高统治者之间的疏松关系使双方未能形成至关重要的利益,即追求民族国家的强大,财富与国家权力未形成一致的目标,这加速了国家权力的衰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稳定加强了对官僚的监督并极力阻止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官僚阶层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和商人保护私产的欲望使官商之间达成共谋；而统治者与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疏松关系使双方未能达成合作。由此,他们之间博弈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封建政治经济结构和官商结合的产权制度。
四、博弈的结果导致了经济低效率均衡的实现
晚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正常发展一个主要原因是封建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偏好而形成的封建经济政治结构具有内在的坚固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才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解体作用,首先取决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封建统治者为了自身稳定地位的偏好而采取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从而形成了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的生产方式,这种统一的解体是十分困难和缓慢的。因为这种统一和结合节约了时间,对大工业产品是一种顽强的抵抗,大工业产品价格中要包括各种流通的杂费。同时,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度,较之西方领主制经济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生命力。它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容纳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与之长期共存,并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中国较早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明朝时期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封建国家采取种种手段使小农经济不致全面崩溃,保持自然经济结构,维护封建生产关系,阻碍和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在经济上形成了低效率的均衡。
晚明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官商结合的产权制度。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有三,分别为投入的简单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单靠投入的简单增长来发展经济的路子是行不通的,因此,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更有效的两种增长途径。诺思对制度下的定义是：“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他的基本命题就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产权不是万能的,但任何国家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然而,中国从未建立起一套保护科学技术成果的有效的法律和产权制度,中国的制度没有为企业家提供私有财产保护、契约顺利执行、商业自由等多方面的支持。新兴商人阶级的兴起并没能有效地冲击产权结构。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使“资本家阶级”未能形成气候,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官商利益偏好的互补性即官僚阶层的贪婪性、掠夺性和商人保护私产的欲望使官商结合的产权制度成为最优选择,从而商人之间达成合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也促进了经济低效率均衡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