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人们觉得做这种题目太冷门了，根本无人关心。
但今天，我们当年的担心已经成了现实。
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仇凤仙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人，发现不少人务工超过30年，养老金却只有一两百元，一半以上的人存款不到5万元，76.1%的人决定 60 岁以后继续留在城市打工，但单位已经不要他们了。
30年前，他们为了寻找美好的生活，出门打工；如今，他们无处安生。
「裸老」
「裸婚」「裸辞」之后，打工人的「裸老」终于变成了现实。
2015年4月12日，是安徽人聂宏华50周岁的生日。但对于这一天的到来，聂宏华的情绪，担忧远多于高兴。
他在杭州一家服装企业工作了十来年，前阵子，企业突然说要关门转让。
「年纪轻的还能再找一份工作，我这个年龄，谁还找我。」找了半年工作，聂宏华还得面临无工可干。
他已在在杭州交了12年零5个月的社保，「再交两年多，我就能在杭州领退休金了。工厂这么一搞，我怎么办呢。」
他四处打听，才知道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社保，并15年就能退休领退休金。
于是，从失业次月起，他每月要支付872元缴纳社保，这对存款不足2万元的他而言，上有老，下有小，也许哪一天就付不起了。
可能是因为各种难处，据国统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41.3%，参加养老保险的仅有15.7%。
具体到不同年龄，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率为18.2%，第一代农民工参保率仅为6.3%。
从2010年的3125万，到2011年的3615万、2012年的3965万、2013年的4115万、2014掉的4685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人数快速增加，直至去年的8600万。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裸老」。
「徘徊」在城乡之间
衢州市衢江区上方镇新京村姐妹山自然村，胡利民的家乡。
胡姐今年57岁，在杭州一家家政公司当招生顾问。她的学员中，有硕士毕业生，也有老板《工人还在排队求职，老板已经做了保姆》。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在服装厂打工。更早的时候，她被骗入按摩店，自称险些失身。
胡姐后来开家装公司，我把自己家的装修工程交给她，结果楼板被打得到处是孔，最后不得不换人做，还惹上纠纷。我没办法，只好向她求助。好在她为人剽悍，将那几个小伙子全部赶出工地。
后来她回老家开代工厂，带领村里农妇一起致富奔小康，我还收到过她寄来的袜子，可惜最后还是倒闭。
于是10年后，她重新回到杭州城里，开饭店失败，又做了保姆这一行。
上次她找我，是想让我给她写个爆款打广告。可惜稿件阅读量还可以，但几桩生意，最后好像也没成。
新京村是衢江区第一人口大村，50至60岁的人有589人，出去打过工的约有一半左右；至于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人，几乎都在外打工。
当年的情况是，6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80%已经回乡，剩下还有20%在从事保安、门卫等工作。
村主任说，养儿防老依然是最传统的养老观念，回乡老人当然只能等儿女养。
良心
聂宏华的工友宋好弟，今年51岁。10年前，她掰着指头算自己退休时，能否达到15年的缴费期限，答案是只有11年。
2014年失业，宋好弟咬着牙缴上了每月960元的社保。她更不敢想象的是，退休后还要个人延缴4年的社保。
当然，宋好弟还有另一种选择，回到户籍所在地安徽老家，转入新农保。
新农保的缴费额度较低，但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与新农保相差24倍之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被当作盲流处理，却缔造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如今他们老了，仍然在城市无法立足，只能黯然回乡。
城市剥削了农民，也剥削了农民工。
就这样放手不管，是整个国家没有良心。
我出生在贫困山区。读大学时，去小叔叔干活的工地上说过他们的饭、住过他们的床，但他至今在城里居无片瓦。
古来有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他们的苦，我知道，但我写不出这样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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