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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家的四合院曾三次易主。最后,这座四合院被我们轻易地放弃了。在房价飞涨的今天,这个故事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解放前,我家有一座四合院,前后两个院,一共18间房子,就在北京鼓楼大街附近。上世纪50年代初,在我还没记事的时候,这座四合院就“充公”了。据我母亲讲,“充公”的过程很自然,街道贴出通知,我祖母就拿着房契去房管局登记,然后,我们每个月去房管局交房租。当时,主动把自己的房子、甚至工厂交给国家的人比比皆是,这是一个潮流。一夜之间,“私有财产”的概念消失了。在人们的脑子里,没有“法律”只有“政策”,国家要求怎么样就怎么样,人们的态度也很积极。房子“允公”后,这座院子搬来了新的住户,“文革”开始以后,我们腾出自住的一部分房子给别人住,最早是用来接待来“串联”的红卫兵。后来,房管局开始不断地安排人住进来,我们一家和新邻居之间相处得也很好。后来,“文革”结束了,为了恢复国家正常秩序,国家出台了一些新政策,其中包括,把私房退还给原来的主人。于是,1982年,这座四合院重新成为了我家的财产。但是,政策退还的只是产权,规定房主不许强制轰走里面的住户,住户交房租给房主,我家成为了“房东”,但是,完全没有享受到房子带新睿云

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能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促进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而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又会抑制发明创造的实施和推广,阻碍竞争。本文论述了正确处理好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如何合理运用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 科技创新 知识产权保护 经济发展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人们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35-37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新专利法详解.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刘春田:知识产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平衡论——专利制度的运行机制,http://nethtml/2007/04-29/8681.html张海林: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特征.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80新睿云

1959年7月,我被东北大学录取,9月,跨入大学校门攻读轻金属冶炼专业,从此与铝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的铝工业应该说在伪满洲国时就有了,但那时的铝工业并不是中国人的,而是日本人搞的。铝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日本人为了占领全中国,拼命扩大军工生产,特别是军用飞机的生产。日军在抚顺修建了铝厂,名曰“轻金属株式会社”。就像借腹生子一样,不能算作中国的铝业。中国真正有自己的铝工业,还是新中国诞生后的事。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援建中国156个工业项目中有一项就是建铝厂,地址选在抚顺,即原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的厂址。厂房盖起来了,设备也安装好了,却不能马上投产。因为当时炼铝对新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行业,没有多少人掌握这门技术。虽然日本军队当时留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些工人,他们也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可是,工程技术人员少得可怜,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一点不夸张。据说,当时懂技术的就一人,那就是我的老师,他当时是工程师,后来是东北大学工程院院士邱竹贤教授。厂里请来了前苏联专家,大家像供奉佛祖一样,对他们毕恭毕敬。为他们盖专家楼,开小炉灶。在生产上,前苏联专家是绝对权威,说一不二,我们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后来我们才知道,所谓专家,他们的水平只相当新睿云

br>　　“早饭吃好,中饭吃饱,晚饭吃少”,是今天的人们在温饱之后,对吃形成的一个共识。可对于60年代中期出生的我来说,早餐的酸甜苦辣,却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70年代中期我正在上小学。背着蓝司令布缝制的、长及后臀的书包,一大早就赶一里多地来到学校。因为吃供应粮,粮票也仅仅够一日两餐,所以,小学生们大都是空着肚子去上学的。两节课下来,活泼好动的我们已是饥肠辘辘。上最后一节课时,两眼瞪着老师一张一合的嘴,头脑里想的却是些冒着热气的饭菜。只等下课铃声一响,便一溜烟似的拼命往家跑,去填饱瘪瘪的肚子。想想那时候,因为我家是吃商品粮的,相比较而言已经很好了,还有白米饭吃,两顿的白米加在一起,比有些农民家的孩子两个人一天的口粮都多。班上营养不良、脸色蜡黄的同学很多。有的同学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还有的同学,上着上着课就饿晕了。到了背起黄军用书包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稍微宽裕了点,可以一月缴四五斤米或缴两块钱到学校食堂,换来饭票。每天早上下了第一节早读课,同学们都站着排好队,一个个依次从木桶里舀起两大铁勺稀饭,稀里呼噜喝个底朝天。条件最好的同学会额外加一个白馒头,馒头里面夹着家里腌制的红辣椒,吃得有滋有味。这个时候,班上的农村同学基本上也新睿云

我年轻时参加过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解放后被分到云南玉溪行署,后来我因与行署专员发生冲突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哀牢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到哀牢山后,我先后做过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的负责人,前后干了差不多二十年。改革开放后,政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感觉我们这种人可以干事了。1979年,我到了玉溪卷烟厂做厂长,通过引进先进设备,以及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盟”,保证了烟草质量,很快使烟厂获得了发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提出“增百计划”,即一个人一年增加一百元收入。云南资源很多,但没有投资,成不了产业,农民挣不了钱。后来种烟叶,就有收入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发展很快,这一带发展很快。这十年左右的时间,烟草业增加了180%。云南的烟叶不愁卖,不怕多,政府就大力鼓励种烟,农村都是靠种烟赚钱过日子。到1994、1995年,烟叶直接、间接创造的收入占了云南省财政的80%,但对外公布的是70%,不然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出了那个事情。2000年,我保外就医,去哪里走动一下也不行,闲在家里无聊,很难受,总得找点事情做。很多人来找我,说:“你去给我当顾问嘛,一年给你二三十万。”但是,我没去,中国人这种合作很难,加上也没有闲心干那个事,我新睿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