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尽管近两年银行对“三农”的贷款有所增加,但“三农”从正规渠道得到信贷资金依然较难。云南省社科院研究表明,“三农”资金缺口每年在1万亿元左右。正因如此,民间借贷迅猛发展。中央财经大学曾对全国20个省区市地下金融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地下信贷的规模达8000多亿元。
将庞大的地下金融资源引入缺血的“三农”是央行的期愿,小额贷款公司正是基于这种历史使命,矢志成为将民间资本引入“三农”的“输血管”。
领跑小额信贷
晋源泰由4位股东各出资400万元共计1600万元组成。晋源泰设有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被誉为“平遥首富”的韩士恭担任公司董事长,其他两位股东分别任监事长和总经理。
对于“三农”缺少资金的现状,韩士恭十分了解。在他看来,小额贷款公司一定是只赚不赔。以投放贷款1300万元计算,年收入在150万元左右,即便损失贷款100万元,依然可赚50万元。如果放不出去,这些资金仍然可以获得银行存款利息。
对于贷款风险,韩认为,中国的农民要比企业讲信用,更何况贷款金额不大,万一出现天灾人祸,资金收不回,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他们发放的贷款利率很高,央行规定其最高贷款利率可高于银行基准贷款利率4倍。小额贷款公司将靠高利率覆盖贷款风险。
困难与出路
晋源泰遇到的最现实的难题是人才问题。从正规金融机构挖人才显然不太可能,公开向社会招聘,报名的人不少,但大多没有金融专业知识和具体操作经验。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日升隆,并导致其至今尚未开业。
另外,按照央行的规定,晋源泰与日升隆只能发放贷款而不能吸收存款,这决定了它们的信贷规模不可能快速扩张,也限制了其支农实力。
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在中国是崭新的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规章制度可以借鉴。业内认为,如果不能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小额贷款公司极易爆发贷款和人员风险,从而导致破产。
韩士恭透露,尽管晋源泰不会在乡镇设分支机构,但会在全县每个村设一名农户联络员协助小额贷款公司向农民发放贷款和回收贷款,小额贷款公司向农户联络员发手续费。
对于公司前景,韩士恭希望获得财政的各项支农资金和其他款项支持,同时,也希望得到央行“支农再贷款”的支持。
小额贷款公司的本质
调查中,记者还对中国人民银行平遥支行行长杨祁平进行了采访,有三件事颇让杨祁平开心。
一是平遥被确定为试点的时间最晚,但开业最早,抢得全国第一。二是创造了“平遥模式”。在试点之初,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有人主张借用社科院扶贫性质的小额信贷或NGO模式,而平遥提出的建立商业性贷款公司的建议,得到了人总行的支持和肯定。三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较大。起初,人总行要求总资本金应在300万元左右,杨祁平他们根据本地实际,将每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提高到1000万至2000万元之间。
小额信贷公司分为扶贫性质和商业性质,在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教授看来,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资金的来源不同,前者的资金主要靠国内外的捐赠,后者的资金主要来自工商企业主,并以在支农中获利为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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