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末诗人兼学者陈衍曾佐幕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为了“挽时局”和“理国事”,对经济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付诸“理财"实践。他的经济思想来源是中华传统文化及对西学东渐的接受,结合当时的国计民生,他进行了创造性的融合思考,演绎出其独特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陈衍 经济思想 传统文化 西学东渐
清末诗人兼学者、“同光派”诗歌领袖之一的陈衍,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而急剧变化的年代,一生十分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早在22岁这一年他就曾在《咏史》诗中唱道：“丈夫志四海,安事此一室”,认为“大丈夫”应象诸葛亮、谢安那样有经济头脑,“钜细事秩秩”、“经云居家理”,而不能做“徒抱膝”的书呆子。他除以治诗和治学为自己一生的主要坚守之外,还继承乾嘉朴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接受当时欧风美雨的洗礼,从救国图强的目的出发,对经济和商务问题进行了较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并将这一经济思想付诸实践。他自1886至1907年,先后入刘铭传、刘麒祥和张之洞等人幕府,通过佐助洋务派领袖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施展自己的经济才能,特别是在张之洞的湖广总督幕府期间,他在佐张理财的同时,对重商救国、整顿和建立货币制度、建立武汉商业中心、经济法律建设、研究和传播古今中外经济商业思想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译著、论文和散见于诗歌和各种文章中的经济论断,他的“理财”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得到了相当的肯定,被誉为“理财巨擘”。据《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载,1902年10月,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时曾上奏朝廷,建议选送“经济特科”人才。他在公文中对陈衍的考评是：“学富才长,于中外古今政治利病,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陈衍经济思想的来源一是中华传统文化,一是西方经济法律理论,他将二者与当时的国情相结合,在“理财”实践中进行了创新和发挥。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
陈衍饱读诗书,而在治诗与治学的方法上,他一贯采取“学而不思则罔”的态度,常具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在诗学上,他反对“诗必盛唐”的泥古说法,主张唐以后诗歌的发展观,在经济思想上同样如此。首先,他一反士大夫所谓“罕言利”和“讳言财用”的陈腐思想,呼吁应重视“理财”,为他的重商救国思想服务。1909年,陈衍兼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讲授伦理学课程,他一反传统的拘于训诂注经的讲法,对因袭的成见进行辩证的思考：
《论语》记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此必门弟子误会,实不然也。《易·乾卦》即言“元亨利贞”。卦象本以利为主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为政尊五美,首列惠而不费,即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天德王道,其旨一也,故利与和字皆从禾。
在这一讲义中,陈衍以一系列的例子说明孔子并非“罕言利”,而是“门弟子误会”,如《论语》中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言君子知不义之利不可得,合义之利乃可得”,并非不言利。又如上引《易·乾卦》“元亨利贞”,可译为：大通顺,占问有利。“《乾》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故言利,不言所利也”可见不论是《论语》还是孔子称赞过的《易》,均不认为不能谈“利”,而是应在“合义”或“元亨”的情况下来谈“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给老百姓利益,自己却无须耗费,这就是所谓“惠而不费”。实际上,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不仅只是孔子的门弟子们“误会”了,而是整个主流的意识形态“误会”了,他们歪曲了孔子的思想,造成几千年的重农抑商,片面地将义利对立了起来。陈衍对这种误会和歪曲进行纠正,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时代服务。这与康梁和章太炎等维新领袖都曾打出尊孔的旗号如出一辙,都是借复古的名义行革新之实。陈衍的经济思想首先是重视“理财”,呼吁从经济上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其次,陈衍的经济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是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他说：“国家者,积无万数民命为之,财力其脂膏也,脂膏竭,大命无能在者”,又说：“从来治乱兴衰之故,成于兵事者固多,而用人理财各要政,尤为治乱兴衰之源。内政不修,民隐不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兵乱恒由此兴。”陈衍除了用解释《论语》《周易》等经典的方法来发掘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外,还善于用谈史的方法来强调理财的重要性。他强调国家是由“无万数民命”构成的,而“财力”就是它的“脂膏”和“大命”,这种将国家“治乱兴衰”的命运与万民的痛苦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他在《要籍解题》中说道：
《周官新义》十六卷,宋王安石著。世咎安石以新法乱天下,真瞽说也,宋之几于亡国者,由开国以来,武备不振,而徽宗无恶不为……于安石乎何与？《周官》之法,变通之本足以致富强。行之不得其人,则封建井田,何事不足以害民？孟子不将先安石科罪乎？安石新法,不过无效。观于南渡后民心思宋,迥异于汉末、隋末、明末,百姓之揭竿而起者,莫不欲致死于独夫,可知新法之无甚怨毒也。
陈衍的民本思想表现在对“民心”的强调上。《周官》即《周礼》,是周朝的一部典章制度和统治原则,它“本足以致富强”,王安石变法借助于它,虽然并未成功,但宋朝的被动挨打,原因是“武备不振”和“徽宗无恶不为”等原因,不能归罪于安石。“井田制”即均田制,孟子也曾主张恢复《周官》中的井田制度,以省刑薄赋,达到“黎民不饥不寒”的大治,难道也要治孟子的罪吗？陈衍还对唐代杨炎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法进行了批评。唐代本来实行的是租庸调法,即按照均给百姓的田亩征收赋税,而安史之乱起,民户流亡,田地荒废,簿册散失不全,均田制名存实亡,租庸调法无法实行,杨炎推出的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陈衍认为其弊病在于从国家需要出发而不顾百姓的承受力：
特杨炎所行之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以户与丁为主,不以田为主。所谓贫富无标准,是其弊耳。且先王之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杨炎乃量出以为入,取无禁而不竭,百姓何能堪者？
陈衍的以民为本,并非不要征收赋税,而是要量入为出,让百姓能“堪”,而具体应如何实施,站在近代门槛上的他,则是更多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理论和成功经验。
借鉴西方的经济思想与经验
陈衍出生于鸦片战争后的福州城,对于内忧外患敏感的他,强烈地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陈衍与他的同乡严复与林纾等人同样忧国忧民,上下求索。他们均为挚好的文友,互相间时有诗歌的唱和与思想的交流,严、林两人是著名的译界泰斗,陈衍同样有重要的翻译成就：自1899年至1902年间,他与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生河濑仪太郎合作,翻译了《日本商律》等9部外国商业与法律著作及介绍外国商务、商情等文章。不仅如此,陈衍还注意考察西方经济和法律上的实际做法和经验,作为为张之洞理财时的参考。
陈衍的9部译著中,2部是日本国所颁行的法律：《日本商律》和《日本破产律》,7部为商业与金融的理论知识著作：《银行论》、《商业博物志》、《商业经济学》、《商业开化史》、《货币制度论》、《商业地理》、《欧美商业实势》。这些著作有的译自英文,有的是日人所著,但即使是后者,亦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引进西方经济和法律思想的成果。先说法律,陈衍在《日本商律》的译序中说：中国自秦汉以后,始轻商人,一切商事听民自为,官不过问。其经官者,官以民律治之……今商所有事,其非民所有事者,益繁于古,而以治民之律治之,则律所不载,为商者无所恃以不恐……商何由振？
这里有三个看法：中国重农轻商传统始自秦汉；中国古代的法律早已不适应近代开放的形势了；为了振兴商业,亟须将民律与商律区别为之。中国的经济法律,从近代的陈衍们开始,已逾百年的艰难历史,其中经历过一场文化法律的浩劫,再到改革开放的重拾法律建设,走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世纪回眸,有些事又从陈衍的时代重新做起,对于今天的我们是不无启示意义的。再如《日本破产律》,据《年谱》载,当时湖北倒张之案层见叠出,汉口钱庄亦常见倒闭,将钱卷跑。陈衍译介破产律,同样是为中国制订破产律提供借鉴,以保护债权人之正当权益,减少其损失,并防范不法商人在声言破产后,藏匿资金,更名充商。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之举。
再说其他金融、商业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译著,除了同样具有急用先学的现实意义外,对于当时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研究与教育,都有学术价值。如《商业博物志》,由英人尼用椅支著,瓜生寅译为日文,陈衍与河濑仪太郎再译为中文。其原本小序中说：
使我英国少年,从事商业者,学知地球土地及其产物,是为宗旨……临邦诸学堂之制,荷兰日耳曼商家弟子,使之广注眼于联邦关税规约范围以外,且以全世界为一大仓库……令研究将来可买卖物品之来源生处……出示动植矿三种物产样式,令正确点检解释……夫如此则于从事商业之发轫,已抱持精确明亮之意见。
陈衍对西方的商业教育十分推崇,1890年他入上海制造局兵备刘麒祥幕中,任广方言馆教习,1897年陈季同等人在上海兴办《求是》杂志,推陈衍为主笔。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才识杰出,文章俊伟。1898年春,延至武昌入幕,后任《湖北商务报》主编,陈衍曾在《湖北商务报》上撰写系列文章,呼吁税关人员、官办各局厂委员司事、各埠商董巨商等人宜阅读商务报刊和相关书籍。他以启蒙和普及商务、经济理论知识为己任。主要借鉴的是西方人的经验：“外国报馆,虽有国家津贴者,然考英国报馆,有四千四百余家之多,但论英京有二千二百余家,其余各府县二千余家。伦敦早晨出京火车,全载报纸。”
作为一位从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陈衍的清醒之处在于,他既能提炼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精华,作为自己佐张之洞等洋务领袖理财的思想资源,又吸收西方经济法律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作为这一理财实践的参照系。在讨论商务与法律的关系时他说：“外国人办一商务,陈列有法,取引有法,调查有法,决议有法,联盟有法,禁止有法。输出入之成绩,有报告,有比较,输出入之前途,有研究,有计画,非闭坐一室,举外间一切情形,置之不见不闻也”。在讨论商务报刊书籍的意义时,他说：“外国商务,所以能日盛一日者,无非考察有方,查访有素,无不阅商报之商人耳。”连一本教科书,他都要求以外国的体例为准,他曾为《福建省地方财政状况讲义》作《叙》,赞其“凡属地方岁出入者,朗若列眉,甚合外人所著理财学各书体例,可为财政养成所教科善本也”。
陈衍在研究如何以商务强国的过程中,广泛地借鉴了世界各国的成败经验,如论述商务与强国的关系时,陈衍论述说：“商务素为中国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而卒使中国凌夷积弱,至于此极者,则商务之不竞故也。抑岂独中国,国于今日之天下,凡商务不竞者,皆将凌夷积弱,与中国相先后者也。讲商务最早如西班牙,讲商务最迟如印度,其盛衰兴亡之故盖可识矣。”而他在论述宜建立武汉为中国商务中心的理由时,更是以古今中外商务中心的历史演变后,联系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精彩的论证：
“然而商务之中心,成于天者半,成于人者亦半。凡商业之渐次发达也,其始为陆路贸易,其继为河流贸易,则居水陆枢要者为中心矣。又继为沿岸贸易,又继为海上贸易,则居海岸枢要者为中心矣……以欧洲商业言之,始于地中海,次及印度洋、大西洋,次及太平洋,则凡属在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港湾航路之便者,天然之中心也。然而均一地中海也,驱驰此商业战场者,何以夫以尼士亚为其始,格尔节以尼继之,希腊又继之,罗马又继之,君士但丁及亚历山土里亚又继之,亚剌比亚及日耳曼又继之,意大利自由都府又继之,范佐同盟市府又继之,则人事之转移,各种之势力,各种之通路,各有不同,赴机者相为起伏也。均一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也,何以海上商权,始在葡萄牙,继在西班牙,继在荷兰,继在法国,继在英国,继在美国,继而德国,方长足竞进,则各国之海线港湾天然者也,其扩充航业,开拓市场,建置公司,推广殖民地,讲外交以资保护,整舰队以备干涉,善经营以整埠头,速铁道以争控御,皆人事也。今者环球万国,皆于经济上比较国力,故俄营西伯利亚铁路,美开尼格拉额河,皆力争商业中心也。中国商业,为受动而未能授动,外人商业逼入内地,则经营内地商业,握内地商权者,急于海上商权矣。内地铁路,卢汉完成,可望渐通山陕,更成粤汉,则闽粤一带海上之商务,由闽沪航行者必减,而长江之航路转盛。若更有川汉之议,则英法之经营西南者,必于此为其出路,则武汉诚商务一大中心,而香港、上海,尚瞠乎后矣。位于此者,宜何如经营布置乎?”
从上文这段议论可见,陈衍也可以说是一个“拿来主义”者,他借西方的经验,分析中国的问题,为张之洞等人提供决策参考。
陈衍“理财”思想概述
陈衍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但他深知,中国古代所说的“经济”并非近代人所讲的经济,所以他使用的概念是“理财”；陈衍广泛借鉴外国理财家的理论知识和经验,但他深知,中国有中国的民情与国情,所以他总是结合实际研究和实行他的理财思想。
如上所言,陈衍强调在那个百废待举的世纪之交,不应“罕言利”而应重视经济,但他总是结合救国救民来谈经济,这是因为他深知经济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今日为治之难,岂有他哉,民之力不足以奉上而给军用。以责于治民者,治民者以责民……逼而求之,其势常不及,比而诛之,井里萧条,转益以贫弱。取之有序而有信,求之有源而有别,非徒手而悉索之也。
“为治”即政治,“理财”是经济,二者互为因果,是不能靠“悉索”了事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孟子的民本思想、“南渡后民心思宋”说的是政治,租庸调法、两税法,讲的是理财。从中国到外国,从民情到国情,陈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应征收印花税：
居今日而言筹饷,印花税在所必行矣……洋债如山……抵押俱穷,告贷无路……拟请饬下总理衙门,与总税务司赫德,熟商妥筹,每岁能入若干,即行开办。其前此户部所筹清隐赋、糖户盐斤之加价、土货典当之捐输,皆刮毛龟背,无补于筹饷之毫末者也。
当时的国情是“洋债如山”、“抵押俱穷”、“告贷无路”,而印花税作为国家对商事、产权等行为所立的凭证征收的税种,是较多地考虑到民情的。既考虑国计,又照顾民生,是陈衍理财的两个出发点,在整顿货币上同样如此,据《年谱》载：初,湖北钱商多倒闭,钱帖止折支十成之四五,类饱私囊数万缗而去。自设官钱局,人民信用官钱票,而此害少杀。然而时有伪造官钱票者,家君教以改制暗字银纸,民间难以伪造,于是官钱票行用,由二百万银圆十年至四千万银圆,信用达十余省。
陈衍自幼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关于理财方面的书,读的是《周官》、《管子》、《史记·货殖列传》等,但是正如严复所说,经济学“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陈衍和严复一样,最早接受了西学东渐的洗礼,所以能将古代的“理”与外国的“学”二者结合,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通经致用的风格加上开眼看世界的眼光,使他很快就接受了一部分最先进的经济学原理。例如自由主义与干涉主义是资本主义中互为消长的两大经济主张,自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著作后,陈衍显然已将其理论运用于自己的经济研究中去了。如面对当时货币制度的混乱,亟须加以整顿,然则整顿之法奈何？曰,有二说焉：一由物价以整顿之,银元既不足以定铜钱之价,则铜币为主矣。货币既贵,则物价应跌。市上有物之价,当使平也,然此由于自然之趋势,货币果少,则购物者少,物滞而不销,则物价自落,非可以势力强抑者,即强抑之,所抑之数亦不多,受抑之时亦不久也。一由货币以整顿之,以银元为主币乎,则银元之供给,即当足银元之需要。而铜元为补助货,铜元之供给,亦当足铜元之需要。然则铜元急宜多铸矣。铜元既足供需要,则由银元可以定铜元以下之值矣。
陈衍实际上是认为,强抑物价的干涉主义是行不通的,应由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它。当然,在自由主义经济活动中,政府也不应无所作为,根据市场的需要,“铜元急宜多铸”,必要的干涉还是要有的。
陈衍对其长期服务过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评价是：
三十年经营财用,与外国理财家较,挈短长去之尚远,而中国居高位者,遂未有其人。闱姓赌博彩票捐之类,固不轨于正。铁厂、纱布、丝麻各厂,亦折阅相继,然一易商办,则赢利巨万。
政府经营与私人经营,一经比较,对盲目干涉主义的批评便跃然纸上了。对于这一段历史,陈衍晚年回忆道：“往者余客武昌,居张广雅督部幕中十余年,凡属邦计,若关税,若统捐,若官业,官有财产,类竭囊底之智,时有赞画,而以货币为诸大枢纽,主持尤力。”他还在一首诗歌中唱道：“窃思挽时局,财政宜秩秩。硬货定本位,纸币相辅弼。中央集散法,制限屈伸律。股券若泉流,国事理如栉。”
为了“挽时局”和“理国事”,陈衍对经济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虽然他只是一位诗人兼学者。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到外国近代经济理论,从民情民生到国情国计,创造性的融合思考,演绎出他独特的经济思想。
参考文献：
1.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2.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
3.林公武主编.二十世纪福州名人墨迹.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林东源,男,福建福州人,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法律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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