榴莲飘飘

摘 要:政策和法律都是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的手段,两者的目的和功能都是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安定、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但由于两者产生渠道、表现方式、调整范围等方面的不同,两者又有显著地差异。因此我们应该清晰认识政策和法律的关系,使之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更好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关键词:政策;法律;协调机制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07-106-03自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写入宪法以来,我国的法制化进程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法律条文日益丰富,法治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然而“依法治国”的中的“国”指的更应该是政府,而不仅仅是“人民”。政府不该仅是法律的制定者和法治的推动者,更应该是法律的遵守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的许多政策却存在着违反法律精神和法律条文的现象,即所谓的“政策违法”的现象。“政策违法”的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也容易使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出现“以言代法”的现象,造成严重损害人民民主、损害人民利益、损害社会公平的结果,甚至引发社会矛盾。但我们不应该因此一概否定政策的作用,把一切矛盾都认为是法律不健全的结果,走向“唯法律论”的道路。我们应该榴莲飘飘

在2007年8月份由国务院主持召开的全国城市住宅工作会议上,如何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成为中心议题。厦门市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模式作为经验被广泛交流。何谓社会保障性住房7厦门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政府提供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租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具体包括社会保障性商品房、社会保障性租赁房、廉租房和安置房,构成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住房保障政策的住房保障体系。在过去的探索中,住房供应体系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商品住房三个层次构成。廉租房针对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群体,供应量有限；经济适用房更多考虑的是“福利性”而非“保障性”,只售不租,对象模糊,且建筑面积较大,对于低中收入家庭来说,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依然承受不起。这样,就导致了低中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及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既买不起住房,又够不上廉租房的申请资格,成了政策的“夹心层”。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低中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2006年5月31日,厦门市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社会保障性住房项目——位于厦门岛内黄金地段的高林居住区正式动工兴建。当年11月25日,《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暂行规定》、《厦门市社会保障性商品房配售管理办法》、《厦门市社会保障性租赁房榴莲飘飘

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特别国债是财政部发行的,有特定用途的国债。特别国债的主要发行方式有以下几种：1、直接向人民银行发行。这种发行只是改变了人民银行的资产结构,却没有改变人民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的余额,因此对市场上的流动性也不产生直接影响。但由于人民银行持有大量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流动性的能力和手段就得到显著增强。可是这种方式却碰到了法律上的障碍,《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投资,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基于这一原因,财政部并未采取这种发行方式。2、通过金融中介,转卖给人民银行。这种方式是在发行中增加了一个环节,虽然结果和方式1类似,对市场流动性不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却从表面上规避了法律障碍。3、直接面向市场发行。财政部采用这种发行方式将募集的资金用来购买外汇,那么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与负债项就会等额减少与这些资金相同的量,这样会直接从市场抽走大量流动性,对市场的冲击较大。如果发行量较大,则人民银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职能会受到财政部的影响,不利于人民银行在今后宏观调控中发挥独立的作用。特别国债对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影响由目前我国外汇占款而引起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从而榴莲飘飘

全球经济的日新月异终于让欧盟决定举起改革的旗帜,大刀阔斧地改革原先一些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2007年12月4日,欧盟各国财长齐聚布鲁塞尔,就经济政策方面的相关增值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未能统一欧盟各国的金融监管规则,但本次会议却结束了欧盟长达五年的争论,最终就增值税的改革方案达成了一致,使欧盟将来的税率改革之路变得豁然开朗。金融统一监管“嘘声一片”欧盟各成员国财政部长同意加强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合作,但未能就统一金融监管规则和设立泛欧监管机构的提议达成一致。意大利经济部长托马索·帕多阿·斯基奥帕提议,欧盟应考虑制定一套统一的金融监管规则,对从事跨境金融活动的大型金融机构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管,从而达到通过内部金融市场融合来提高抗风险能力的目的。在当天的财长会议中,斯基奥帕的建议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成员国均对该提议表示反对。英国认为,伦敦正是凭借其宽松的监管环境而吸引了众多的金融机构,如果欧盟过多干预反而会损害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德国则担心本国金融行业会受制于欧盟,因此宁愿维持现状。另外,如德意志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富通集团、忠利保险等公司希望只向一家监管机构作日常报告,从而达到榴莲飘飘

需要从思想教育入手,又需要解决资金来源,使有关医院和医生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积极进行急救工作,以避免急需抢救的伤病员由于无钱,医院见死不救而发生的悲剧。“救死扶伤”一直被认为是医生恪守的天职,但各种“见死不救”的现象频频见于中国报端,使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举近几年的例子来说,据《新京报》报道,从齐齐哈尔市到北京打工的王建民,2006年12月11日晚因腹痛吐血,被120救护车送到北京同仁医院,因无钱治病,打了止痛针后离开医院。12日晚,患者呕血,再次被送往同仁医院就诊,在一楼走廊的担架车上大口大口吐黑血,但医生称:钱送来了才能治疗。哀号整整24小时之后,王建民就在医生的办公室门口咽气了。一时间,社会批评的矛头纷纷指向医疗卫生部门。作为回应,卫生部官员一再表态:“对需要急诊抢救的患者,医院、医生必须坚持先抢救、后缴费的原则,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的违规违法行为”。最近,卫生部又下发文件《急诊科建设与管理指南》,再一次重申:“对危重急诊患者,急诊科应按照先及时救治,后补交费用的原则救治”。这个文件,动机是很好的,但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因为文件并未涉及资金保障这一核心问题。最后钱由谁出?仍然是个问号。在这方面医院也有医院的苦衷。据调查,某医院2008年榴莲飘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