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抽杀（decimation）是指人口中每10人要杀掉1人，在1994年的春夏之交，一项大屠杀计划摧毁了卢旺达共和国。虽然屠杀的科技含量很低——大部分是用砍刀完成的，但它开展的速度仍让人瞠目结舌：在一个原本人口为750万的国家里，至少有80万人在仅仅100天内遭到杀害。卢旺达人常说有100万人死亡，他们也许是对的。在此期间，卢旺达的累积死亡率几乎是死于大屠杀中犹太人的3倍。这是自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来死亡率最高的大规模屠杀。”
电影《卢旺达饭店》记录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这场残忍屠杀，但是弱化了比利时殖民者人为提升图西族地位、激化种族矛盾的历史。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种族科学”，合理化了西方殖民者的暴力。而卢旺达自身的口耳相传的文化、高度分层的社会、极端的宗教信仰，与西方文化相去甚远，也激发了西 方殖民者统治与征服的信念。
本文摘 自《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 ——卢旺达大屠杀纪事》，由美国作家、记者菲利普·古雷维奇带回的一手记录。
最开始定居于卢旺达的是穴居的俾格米人，他们的后代在今天被称作特瓦人（Twapeople），在卢旺达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是一个边缘化且被剥夺了公民权的族群。 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在俾格米人之后来到卢旺达的，但他们迁徙过来的起源和先后次序已经不可考了。 传统上一般认为胡图族是班图人（Bantu people）的一支，先一步从南部和西部来到卢旺达定居，而图西族则是尼罗特人（Niloticpeople）的一支，他们从北部和东部来，这些理论更多是源于传说而非文献事实。
随着时间推移，胡图族和图西族说起了同样的语言，信奉起同样的宗教，互相通婚，混杂而居。没有地域差异，住在同样的山峦上，小的酋长领地间也分享同样的社会与政治文化。 酋长们被称为姆瓦米（Mwamis），他们其中一些人是胡图族，另一些是图西族；胡图族和图西族都在姆瓦米麾下共同作战；通过联姻和结盟，胡图族可能已经成为遗传学上的图西族，而图西族也可能已经成为遗传学上的胡图族。出于这些民族融合的原因，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近来一致认为胡图族和图西族不应被称作不同的族群。
尽管如此，胡图族和图西族这两个名称还是让事情陷入了僵局，它们自有其含义，虽然对什么词能够完美地描述这一含义并没有达成共识（“阶级”“种姓”和“等级”最受青睐）。这一区分的来源却并无争议：胡图族是耕种者，而图西族是牧民。这是最初的不平等：牛是比农作物更有价值的资产，尽管有一些胡图族也拥有奶牛，有一些图西族也耕种土地，但图西族却成了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代名词。这一分化的加速据说是始于1860年，当时图西族的姆瓦米——基格里·鲁瓦布吉里（Kigeri Rwabugiri）登上了卢旺达王位并发起一系列军事和政治运动，扩大和巩固了他所统治的领土，其领土面积几近于现在卢旺达共和国的领土。
电影《卢旺达饭店》中印着胡图族（HUTU）标记的身份证件
但我们并没有前殖民时期国家的可靠记录。卢旺达人没有字母表，他们的传统靠的是口耳相传，因此易受操控；由于他们的社会是高度分层的，他们所讲述的往事通常是由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口授的，或通过执政者之口，或通过反对派之口。卢旺达历史辩论的核心无疑是关于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关系的各种对立意见，然而二者在前殖民时期关系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不可知的，这很令人沮丧。正如政治思想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所说：“学术界所认定的很多历史事实都应当看作是假定性的（即便不是彻头彻尾的虚构），这一点已日渐明确，因为后种族灭绝时期的清醒状态迫使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对待其作品所具有的政治用途，而他们的读者也对很多主张的确定性提出了质疑。”
“我们自己都区分不了自己”
卢旺达的历史是危险的，就像所有的历史一样，它也是关于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的记录，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能让别人把你讲的故事当成他们的现实，而当这故事深植于他们的血液中时，往往就更是如此。
从鲁瓦布吉里到来之后，卢旺达人的国家就开始从酋长在某个山头占山为王的部落不断扩张，通过一个在军事、政治、民事方面由酋长和省长、副酋长和副省长、副副酋长和副副省长所组成的严密的多层等级制度，掌控了今天卢旺达的南部和中部地区。祭司、收税官、宗族首领以及征兵官在这个制度中都有一席之地，而这一制度将这王国中的每一座效忠大酋长的山头都绑在了一起。在大酋长庞大随从队伍中，宫廷阴谋和莎士比亚笔下的每一部作品一样周密而险恶，同时法定的多妻制以及为王太后所提供的无边的权力奖赏也带来了额外的复杂性。
大酋长本人被尊奉为神，独断且一贯正确。他被视为卢旺达的个人化身，随着鲁瓦布吉里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土，他也不断地以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他的臣民们的世界。图西族被授予了最高政治和军事职务，由于国家赋予的公共身份，他们一般也能坐享更大的财权。这一政权基本上是封建的：图西族是贵族；胡图族是奴仆。
不过地位和身份仍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如宗族、地区、盟友、军事实力，甚至个人的勤奋，而且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界限也还是可以互相渗透的。事实上，在当今卢旺达的那些鲁瓦布吉里酋长未曾征服的地区，这些类别也没有地方性意义。很显然，胡图族和图西族的身份只是由他们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来定义的；这两个群体，正如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不可避免地根据各自的领域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一套关于他们自身和彼此的观念。
这些观念大体上可以被形容为对立的否定：胡图族就是非图西族，反之亦然。但由于缺乏那种经常能标记种族或部落群体界限的硬性禁忌，想要充分利用这些区别的卢旺达人就不得不放大那些微小而不准确的痕迹，比如一个人日常饮食中是否常喝牛奶，或尤其是有没有某些身体特征。
电影《卢旺达饭店》中的男女主角分别为胡图、图西两个种族
在卢旺达人纷乱的特征当中，外表的问题尤其棘手。因为它常常意味着生死，但没有人会质疑某些身体的典型特征：胡图族的特征是结实、圆脸、黝黑的皮肤、塌鼻子、厚嘴唇和方形下颚；图西族的特征是细瘦和长脸、不那么黑的皮肤、窄鼻子、薄嘴唇和尖下巴。自然界有无数的例外。
“你区分不了我们，”身材肥胖的国民议会副主席劳伦特·恩孔格里跟我说，“我们自己都区分不了自己。我曾经在北部搭乘一辆公共汽车，只因为我当时在北部——他们‘胡图族’的地盘，还吃着玉米——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就说：‘他是我们的人。’但我其实是来自南部布塔雷的图西族。”
然而，当欧洲人在19世纪末到达卢旺达时，他们构想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勇士国王的高贵族群周围环绕着长角牛群和一些挖红薯、摘香蕉的矮小又黝黑的农民所组成的低级种族。白人们认为这就是这个地方的传统，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安排。
斯皮克和他的“含米特假说”
“种族科学”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盛行，而对他们在中非的学生来说，关键的理论是所谓的“含米特假说”，由英国人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在1863年提出，他闻名于世是因为他“发现”并命名了非洲最大的湖——维多利亚湖，并确认了它就是尼罗河的源头。 斯皮克凭空捏造出的基本的人类学理论，说中非所有的文化和文明都是由身材更高大、轮廓更鲜明的族群引进的，他认为这些人是起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高加索部落，是《圣经》中大卫王（King David）的后裔，因此是一个比本地黑人更高级的种族。
注：含米特假说（Hamitic hypothesis）声称非洲各民族没有历史和文明，黑人不具备建立任何文明社会所需的智力，非洲的任何文明成就都源于亚洲的含米特人，是他们为非洲带来了文明。在此观念影响下，图西族被殖民者定义为优秀的“含米特种族”，是外来的，而胡图族则被视为落后的、本地的“班图人”。含米特假说旨在勾勒出一个种族的等级结构，欧洲殖民者在其中处于顶端，图西族处于中间，而真正的非洲人胡图族则处于最底层。
斯皮克的《尼罗河探源》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为了描述非洲“原始种族”身体和道德上的丑陋，在这种前提下，他发现“《圣经》中有一个惊人的现成证据”。为了自圆其说，斯皮克挑选了《创世纪》第9章中的一个故事，讲述了诺亚（Noah）600岁时安全地将方舟从洪水中驶到了陆地上，然后他在自己的帐篷里赤身裸体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当诺亚酒醒以后，他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含（Ham）看到了他的裸体；含把这一幕告诉了他的两个哥哥——闪（Shem）和雅弗（Japheth）；而闪和雅弗很知礼地背过身去，给老父亲盖上了一件衣服。 诺亚以诅咒含的儿子迦南（Canaan）的子孙作为回应： “他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 ”
在《创世纪》的诸多令人困惑的故事中，这大概是最神秘的故事之一了，同时它也受到很多莫名其妙的解读，最著名的解读即含是最早的黑人。 对于美国南方的绅士们来说，诺亚诅咒的怪诞故事证明了奴隶制是正当的，而对斯皮克及其殖民时期的同代人来说，这也解释了非洲人的历史。 在“对这些诺亚子孙们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他惊叹道： “当时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现在看来还是这样。 ”
斯皮克以“动物志”作为《尼罗河探源》中一个章节的标题，并这样写道：“在探讨自然史的这一分支时，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人——天生的卷发、肥大的鼻子、口袋般的嘴巴的黑人。”这个亚种的形象对斯皮克来说是比尼罗河还要大的谜团：“与非洲周围的所有在进步的国家相比，黑人怎么会在没有丝毫进步的情况下生活了这么多年，这真是令人惊讶；而且从整个世界都在进步的状况来判断，我们认为如果非洲人无法尽快从黑暗中摆脱出来，那么他们就会被一个更优秀的人种所取代。”
斯皮克相信“就像我们在印度一样”，这里的殖民地政府也可以将“黑人”从灭亡中拯救出来，否则他认为这个品种“几乎没有机会”：“就像他父亲所做的那样，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支使他的妻子，卖掉他的孩子，奴役他能够抓到的所有东西，除了为争夺别人的财产而战斗，就只是满足于喝酒、唱歌，或像狒狒一样跳舞，以驱散无聊的沉闷。”
这些基本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词滥调，只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才令人震惊：一个这么致力于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却只带着这样陈腐的观察结果回来了。（然而，真的没有什么改变；人们只需要稍稍编辑一下前面的段落——粗糙的讽刺画、劣等人类的问题以及有关狒狒的话语——就能够制造出一种拙劣的非洲形象，这形象直到今天在欧美的新闻界还是标准形象，在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发出的慈善捐款呼吁当中亦是如此。）
电影《卢旺达饭店》
不过斯皮克和他可怜的“黑人”一起生活之后，他发现了一个跟一般的原住民不太像的“高级种族”，他们有“精致的椭圆形脸庞，大眼睛和高鼻子，表现出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也就是埃塞俄比亚）最好的血统”。这个“种族”由很多部落构成，其中包括瓦图西人（Watusi）（即图西族），他们都养牛，且有凌驾于一般黑人民众之上的倾向。最让斯皮克感到兴奋的是他们的“外表”，且不论因种族通婚而造成的卷发和皮肤变黑的影响，他们仍然保留了“高度的亚洲容貌印记，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有鼻梁而不是无鼻梁”。斯皮克使用了含糊的科学术语来说明他的假设，并提到《圣经》的历史权威性，他宣称这个“半闪-含”（semi-Shem-Hamitic）的优等种族是失落的基督徒，他暗示只需施予一点英式教育，他们可能就跟像他这样的英国人一样，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最优秀的”。
很少有活着的卢旺达人听说过约翰·汉宁·斯皮克，但他们大都知道他荒诞幻想的精髓——那些最像欧洲人的部落天生就具有统治者的资质。而且，无论他们接不接受这种观念，都很少有卢旺达人会否认含米特神话（Hamitic myth）是一个能让他们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基本观念。1992年11月，胡图力量的理论家莱昂·马格塞拉（Leon Mugesera）发表了一次著名演讲，号召胡图族把图西族从尼亚巴隆戈河（Nyabarongo River）赶回埃塞俄比亚，那是一条迂回穿过卢旺达的尼罗河支流。他根本无须详尽阐述他的理论。1994年4月，这条河就被图西族的尸体堵塞了，成千上万的尸体在维多利亚湖边被冲刷着。
殖民主义的暴力
一旦非洲内陆被斯皮克这样的探险家“展现”在欧洲人的想象之中，帝国的铁蹄很快就随之而来了。 在疯狂的征服中，欧洲的君主们纷纷开始在非洲大陆广袤的土地上宣示主权。1885年，欧洲主要大国的代表在柏林召开了一次会议，以妥善解决非洲新土地的边界问题。通常来说，他们在地图上标出的线，其中许多至今仍定义着非洲各国的边界，而与他们所描述的政治或地方传统毫无关系。数以百计的拥有各自的语言、宗教和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的酋长部落和王国，被设置成了不同的国家，他们或被瓜分，或更常见的，是合并于欧洲人的旗下。但柏林的制图师们唯独把卢旺达及其南部的邻国布隆迪完整保留了下来，并将这两个国家指定为德国在东非的行省。
在柏林会议时期，还没有白人去过卢旺达。即便斯皮克的种族理论被其身后卢旺达的殖民者们视作福音，他也只是在如今坦桑尼亚的一座山顶上窥视了一下卢旺达的东部边境，而当探险家亨利·M.斯坦利（Henry M. Stanley）被卢旺达“残忍排他”的声名所吸引并试图跨越这条边界时，他被一阵箭雨击退了。连奴隶贩子也要在此绕道而行。
传教士路易斯·德·拉格（Louis de Lacger）在他20世纪50年代写的那本经典的卢旺达史中评论道：“卢旺达人文地理现象中最令人惊讶的无疑是多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民族团结的情感。这个国家的本土居民真的有一种全民一体的感觉。”拉格惊讶于这种因忠君（“我会为我的姆瓦米杀人”曾是一首广受欢迎的歌谣）和敬神（民族之神伊玛纳）而产生的团结。
他写道：“这种残暴的爱国主义被提升到了沙文主义的程度。”他的传教士同事佩吉斯（Pages）神父观察到，卢旺达人“早在欧洲人渗透之前就被一种观念说服了，即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是陆地上最大、最强、最文明的王国”。卢旺达人相信上帝白天可能会造访其他国家，但他每天晚上都会回到卢旺达来休息。根据佩吉斯的说法，“他们发现新月的两个角会转向卢旺达是为了护佑这个国家，这是很自然的”。毫无疑问，卢旺达人也认为上帝是用卢旺达语表达自己的，因为在前殖民时期，这些与世隔绝的卢旺达人基本不知道其他语言的存在。
即使在今天，当卢旺达政府和本国的许多公民都在使用多种语言时，卢旺达语仍是唯一的所有卢旺达人都会讲的语言，而且它仅次于斯瓦希里语，是第二大广为非洲人使用的语言。正如拉格所说：“很少有欧洲人能从自己身上发现民族凝聚力的这三个因素：同一种语言，同一种信仰，同一种法律。”
这也许正是卢旺达最显著的特质，它激发殖民者接受了荒谬的含米特假说，并由此分裂了这个国家。比利时人几乎不可能假装他们要为卢旺达引入秩序。相反，他们发现了一些现存文明的特征，并以这些特征佐证他们自己的统治与征服观念，使之屈从于他们的目的。
电影《卢旺达饭店》
殖民主义是暴力的，而且有很多方式来实施暴力。除了军队和行政长官，以及一支真正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队伍之外，比利时人还派遣了一些科学家来到卢旺达。 科学家们带来了秤、卷尺和卡钳，然后开始称量卢旺达人的体重及颅骨容量，并对卢旺达人鼻子的相对隆起程度进行了对比分析。果然，科学家们发现了他们一直相信的东西。图西族各方面的尺寸都比“粗俗”而“野蛮”的胡图族“更高贵”且“更自然”。
图西族的贵族阶层乐于享受权力，又害怕受到虐待，他们被怂恿着去压迫胡图族，并视特权为理所应得。 支配殖民教育体系的天主教学校实行公开的歧视政策以支持图西族，图西族享有管理和政治工作的垄断权，胡图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已经很有限的机会进一步萎缩。没有什么制度会像比利时的强迫劳动制度那样有如此明确的区分，它要求大批的胡图族都成为种植园的农奴、修路工或林业工人，并辛勤劳作，同时将图西族作为工头凌驾于胡图族之上。
几十年后，一位年迈的图西族对记者回忆起比利时殖民者的命令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要么你拿鞭子抽胡图族，要么我抽你。”残暴并不止于殴打；农民们因公共劳动的要求而筋疲力尽，他们荒废了自己的田地，而卢旺达肥沃的山丘也屡遭饥荒。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成千上万的胡图族和贫穷的图西族农民往北逃到乌干达或往西逃到刚果，从此成为流动的农业劳动者去寻找他们的机会。
本文节选自
《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
作者：[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Philip Gourevitch)
副标题：卢旺达大屠杀纪事
原作名: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Stories from Rwanda
译者: 李磊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三辉图书
出版年: 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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