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炙手可热的新闻都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有关。一是投资了华尔街“破产之王”威尔伯·罗斯旗下的PE基金，有消息称罗斯于2010年从中投公司募集到约5亿美元资金，而最新消息是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罗斯担任商务部长。
另一个新闻是中投参与了阿里口碑总计12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由于阿里口碑定位为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这让外界看到了中投在科技投资上的新气象。
在某种意义上，这两项投资代表了中投未来的投资方向：另类投资和高科技产业。
中投公司董事长丁学东也表示，“中投未来将以公开市场股票、债券之外的另类投资为主，另类投资的业务规模占比或达到50%以上，既用于对抗全球经济颓势和负利率时代的回报下降，又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优选之举。”另类投资即通过私募股权等方式去探索和加强直投的能力，其中不乏结合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所进行的海外并购。
中投还投资了一些高科技企业，这在全球主权财富基金中并不多见。“从国际经验来看，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总会出现一批新科技、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其中不乏一些能够对抗长周期、低回报时代的关键机遇。”中投判断，下一轮的投资机遇存在于医疗、TMT和高科技等领域。
中投公司2016年7月发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投公司总资产规模已超过810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大主权财富基金。如果按照当前15.3%的增速预测，到2017年末中投的总资产规模或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排名全球首位的主权财富基金。
研究上述人物的简历就不难发现中投公司未来的战略方向。正如丁学东所言，中投所面临的难点在于要尽快适应大形势的变化，从成立之初全球“追着钱”的资金荒状态，转而适应目前全球数轮量化宽松之后优秀项目、优良资产的紧缺状态，同时对现有业务、架构进行取舍和调整，及时应变。
丁学东预计，2017年，国际金融市场高波动将成为常态，风险资产预期收益将明显下降，波动性及尾部风险可能增大。并且，全球范围内直投项目的竞争也将更激烈，优质项目搜寻难度加大，投资机构实现长期收益将面临更大挑战。
在2016年底的各种高端论坛上，“海外投资并购”成为中投高管谈及最多的话题。
2016年11月5日，在第十三届中国并购年会上，中投公司总经理屠光绍以《海外投资并购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为主题进行演讲时谈到，跨境投资并购在全球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当前愈显突出，国际经济循环从“贸易-投资”大循环变成“投资-贸易”大循环。
在屠光绍看来，“围绕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再分工，新一轮跨境并购在最近几年风起云涌。尽管全球跨境投资比重和前几年相比有些下降，但是跨境并购却在逆势而上。”
对于中投来说，跨境并购更需要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相配合，推动更多与中国特定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对外投资或跨境并购。
而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投公司的海外并购战略也在不断地优化和深度调整。目前，中投的境外业务分别由中投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国际”)和中投海外直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海外”)两个子公司承担。
“之所以成立中投海外，将境外业务分由两个专业公司来操作，是顺应国际趋势及投资实践的需要，也是基于长远发展，以实现更加明晰、专业、有针对性的业务分工。”2016年年中，丁学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两者开展的境外业务与国内中央汇金开展的境内业务之间实行严格的“防火墙”措施。
这意味着，海外直投正成为中投未来投资的重要方向。
在投资的路径和模式探索上，综合中投公司副总经理祁斌最近的一些发言，不难看到，中投正在探索建立“航母战斗群”的海外并购模式，以此加速中国经济转型。
在祁斌看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条路径，一是依靠研发、自我升级，这需要加快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体制机制建设；二是海外并购，投资于先进发达市场的技术、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实行“拿来主义”。
研究海外并购时，祁斌发现，从1990年到2014年的20多年中，中国海外并购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能源类和资源类。到2015年发生很大的变化，高科技、制造业和消费类成为海外投资的前三名，同时这些投资领域也与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相吻合。“近年来我国海外并购热点领域的转移，折射出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为主方向的重大转型。”
正基于此，祁斌在谈到未来中投三大资产类别的核心策略及转型方向时特别强调了直接投资。“直投战略的重点为与中国相关的跨境投资和并购，发挥中投优势，帮助被投公司和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被投国家实现双赢。”祁斌直言，“直投战略的目标是获取超额收益。”
在组织架构方面：中投公司完成了专业直接投资平台——中投海外的组建工作。中投公司境外投资业务由中投国际和中投海外两个子公司分别承担，另一子公司——中央汇金则根据授权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同时，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投陆续引入了包括屠光绍、祁斌、白涛、刘珺在内多位重要级高管，加上业务精研的董事长丁学东，中投可谓建立了一支“黄金组合”的管理团队。
正如祁斌所说的，中投最重要的两大法宝，一是战略，二是人才。
在战略方面，中投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模式，“中投目前有三大组合：公开市场、另类投资、直接投资。我们要在各个板块中不断进行改进。”
“我们研究和比较了全球所有主要的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模式，发现中投和他们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的流动性要求是最低的，即没有很强的变现要求，因此，可以投资于较为长期的资产。其次，我们可以容忍较高的风险度，因此也就有可能收获较大的潜在收益。”祁斌表示。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理应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利用中投的资金，投资于其他国家先进的产品、技术、服务、商业模式，带回来与中国市场和产业对接，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和现代化的步伐，为中国的崛起做出贡献，同时也获得相对更高的收益，实现国有资产最大程度的保值增值。这是其他国家主权基金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人才方面，中投开始推动研究驱动投资，筹建中投研究院，其目标首先是支持中投的发展战略和投资决策；第二，为中投公司和中国金融体系储备和培养人才，成为人才库；第三，为国家提供经济改革的政策建议，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智库。为此，祁斌还在哈佛大学开讲座，激励海外留学生回国共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投正在改变其原有的比较固化的投资形象，在国内外经济市场变得更加活跃，同时也与国内的经济转型战略更加契合。”
按照祁斌的研究，“在需求端升级以后，供给端升级的两条路径中，除了海外并购，另外一条就是自我研发、自我创新，但这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在祁斌看来，两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方式比较市场化，背后是比较市场化的经济体系，在每次危机之后反弹的速度比较快，经济体比较有弹性。而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程度低，每次危机后反弹的速度比较慢。
由于发展经济，遇到挫折或危机是常态，如果每一次危机后你都能迅速反弹，久而久之就崛起了，如果每次都复苏很慢，久而久之就衰落了。正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源于华尔街，美国经济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但危机后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复苏速度最快，历史又重复了一次。
“这个研究说明一国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的弹性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大国的崛起和衰落。”祁斌强调。
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成果极大地影响了祁斌，也让他看到了科技与金融结合的重要性，从他在证监会国际合作部时推动“沪港通”“深港通”，到在中投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如何借助金融或投资的模式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推动中国企业的产业化进程成为他思考的重要课题。
“我们还是应该建立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使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在目前的中国金融结构中，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的比例大致为2∶8，美国则为8∶2。”
值得注意的是，20年前，韩国的资本市场和财阀的比例也是2∶8。经过了20年的发展和开放，韩国今天财阀和资本市场的比重是5∶5，韩国金融体系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培育出了三星、现代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祁斌还阐述了中投在高科技产业投资背后的逻辑。“这一投资方向，恰恰与中投作为主权财富基金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相契合。”
(原标题：中投升级：另类投资加高科技产业)
(责任编辑：DF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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