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日本冲绳一家企业利用人造子宫成功培育出鲨鱼，在全球尚属首例。
此前的9月19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批准将人造子宫研究从动物转移到人类。
尽管此次会议并未给出最终结论，但在舆论场已然掀起一场风暴：有人开始畅想机器替代人类母亲完成生育的未来；也有人担忧一旦生育脱离母体存在，会对社会伦理、价值体系造成怎样的冲击。
人造子宫究竟是一种什么技术？它会取代人类母亲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生育之于母亲、母亲之于孩子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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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子宫利与弊
掀起舆论热潮的人造子宫，其在外形上与母体子宫大不相同，仅是一套从功能上模拟母体子宫的装置。
该装置定期通过专门管道向塑料袋内注入定量的温水和盐，以模拟母体子宫里的羊水环境。在动物实验中，塑料袋内的动物通过脐带与血液循环系统连接，血液循环系统模拟母体胎盘，为动物提供氧气、营养物质并帮助其身体代谢。
美国、荷兰、中国、以色列、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已开展人造子宫动物实验，实验对象主要是早产的羊、鼠、猪等动物，以测试人造子宫是否能为早产的动物提供更安全可靠的存活空间。
对人类而言，目前各国大多将人造子宫技术限制在妊娠后期替代母体，以挽救常规手段无力救治的超早产儿（胎龄不足28周的胎儿），提高其存活率和存活质量。
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开展人造子宫人体临床试验的前提必须仅限于挽救常规技术难以救治的超早产儿，为其提供当前可选救护方法的替代方案。
专家分析，这是因为人造子宫技术如果仅在妊娠后期替代母体救治超早产儿，其面临的法律挑战与伦理争议相对较小。
首先，针对超早产儿的救治困难重重，人造子宫技术为解决这一医疗难题提供了可能性。
据了解，在已有技术支持下，28—37周胎龄的早产儿救治存活率较高，而胎龄越低救治越困难。比如24周胎龄以下的超早产儿，其肺器官发育很不成熟，基本不具备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能力，现有救治技术很难支持其存活。人造子宫技术有望提高超早产儿的存活率，并避免现有救治手段造成的后遗症。
“对超早产儿救治来说，人造子宫技术是在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开展的技术试验，具有正当性。”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伦理与法律学系副主任刘瑞爽说。
其次，人造子宫技术虽然涉及生命诞生，但并未改变生命体内的遗传物质，相对容易被接受。
在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正看来，这也是人造子宫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重要区别，前者并不会给人类群体带来延续性的、不可逆转的影响，面临的伦理争议也较后者少。
尽管如此，仍有受访专家提醒，人造子宫技术若要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也依然在标准化指标、受试者筛选等方面准备不足。
一方面，人造子宫人体临床试验的底线原则、操作流程、操作方法等标准化指标有待确立。比如在操作流程中，需要确定评估人体试验效果的时间节点以保障试验安全，然而目前各种动物实验的疗程长短不一，尚难推导出评估人体临床试验有效性的时间节点。
另一方面，受试者筛选条件也需进一步明确。专家表示，鉴于人造子宫技术的新颖性和风险性，要尽可能排除那些通过常规治疗很可能获得良好结果的患者，并确信胎儿能够从人造子宫技术中获益。比如筛选受试者时，多少周胎龄以上的超早产儿应该被排除在外还有待论证明确，这需要搜集更加全球化、多样化的超早产儿短期、长期治疗数据，以便更好衡量受试者采用人造子宫技术的风险-收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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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无可替代
尽管人造子宫技术在全球尚未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但基于人造子宫技术托起的“胎儿工厂”想象，早已异彩纷呈。
2022年12月，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拥有超过3400万粉丝的分子生物学家、电影制片人Hashem Al-Ghaili发布了一则8分钟的“人造子宫工厂”科幻短片。这一描绘人类胎儿从受精卵开始在人造子宫内发育，每年有数万婴儿在“人造子宫工厂”诞生的短片，引起舆论热议。
有观点认为，人造子宫技术的发展可以帮助子宫功能受损的女性拥有孩子，甚至让更多女性免于怀孕、分娩过程中的身体负担和风险、帮助人类生命的延续跳出肉身限制等，是一些科学家、艺术家对人造子宫替代母体生育畅想不绝的原因。
但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由于人造子宫技术的发展瓶颈，以及母体子宫的情感纽带作用等，尚不能过分高估人造子宫的应用前景，更不宜过分期待完全利用人造子宫替代母亲自然分娩。
首先，目前仅能做到部分替代母体的人造子宫技术存在技术短板。
曾实施国内首次人造子宫胎羊体外培育实验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赵高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人造子宫血液循环系统在为胎儿供氧、输送营养物质、排除代谢废物等方面存在效率和稳定性上的欠缺，胎儿营养物质输送的充分性和均衡性较难得到保障。同时，人造“羊水”在定期更换中其无菌性也难以保障，容易导致胎儿感染等。
此外，当前人造子宫技术对胎儿脐带大小的“要求”，也缩小了其能够救治的超早产儿范围。据了解，现有人造子宫技术需要将一根小管插入婴儿脐带连接体外循环系统，胎儿越小，脐带越小，则插管越困难。这意味着，人造子宫技术目前所能救治的婴儿胎龄有下限，与社会对其救治超早产儿的期待尚有距离。
更关键的是，科学研究尚未掌握胎盘制造、母体帮助胎儿生长发育的细节等，这让机器完全替代母体、从受精卵开始全程孕育胎儿的人造子宫，面临巨大实现难题。
赵高峰说，纯从理论出发，人类只要攻克胎盘的秘密，能够在人造子宫内生成胎盘，那么应用人造子宫的胎儿月龄大幅下降甚至降至受精卵，都是有可能的。但从技术层面看，这一天还相当遥远，人造子宫技术还存在很大瓶颈。
从胎儿发育阶段讲，受精卵着床在母体子宫内膜后，为胎儿提供生命支持的胎盘逐渐产生，而人造子宫无法生成胎盘，只能通过体外循环系统模拟胎盘，无法做到全程孕育胎儿。
从胎儿发育所需生理支持看，科学研究尚未充分了解母体帮助胎儿生长发育的细节，人造子宫自然也就谈不上替代母体功能。
赵高峰说：“胎儿在母体内的发育是大自然精妙设计的结果，目前科学尚不清楚母体对胎儿进行营养筛选配比、激素调节、免疫控制等细节，所以人造子宫不可能准确复刻母体子宫的完备功能。”
其次，胎儿在母体成熟发育的过程，也是母亲与孩子系牢情感纽带的过程。母体子宫在联结胎儿与母亲情感，为新生儿缔造心理安全感方面不可替代。
国内某三甲医院一位新生儿科医生告诉记者，新生儿的很多习惯偏好、情绪反应都源于胎儿期，绝大部分新生儿天然会与母亲有更紧密的情感联结。比如，母亲的拥抱和亲吻更容易让哭闹的新生儿平复，趴在母亲身上更容易让新生儿安睡等，就是因为胎儿期在母体内的经历，让新生儿对母亲的声音、动作、呼吸、心跳、气味等更加熟悉，进而形成稳定的依恋关系。
在该新生儿科医生看来，依恋关系是婴儿最初的社会性联结，也是婴儿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标志。“人造子宫只是一个机械装置，不足以令胎儿与之产生情感联结，也不利于孩子拥有稳定的情绪体验、充沛的安全感和完备的社会性，不可能完全替代母亲的作用。”
赵高峰预测，人造子宫部分代替母体孕育胎儿的技术10年后才有望成熟，而人造子宫完全代替母体孕育胎儿所需的研究时间甚至可能长达50年。
这意味着，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所谓“机器代孕”“胎儿工厂”等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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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机器生的孩子”
“胎儿工厂”尚难实现，伦理讨论却已开启。
当前焦点主要有二：一是一旦利用人造子宫技术无节制“制造人口”，会否动摇稳定的社会结构，进而引发秩序混乱；二是人造子宫技术会否撼动人类社会的“母亲”身份以及附着其上的家庭观念、自我认知等。
特别是“批量生产”人口，人们担心由此带来某种“基因筛选”，进而固化阶层权利不平等，冲击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
梁正告诉本刊记者，人造子宫技术一旦走向成熟，理论上家庭即可不受限于母亲的生理承受能力而更多生育孩子。当然，养育成本会限制普通家庭做此选择，但富裕家庭或可借此创造更多后代。“这将影响生育权的平等性，并导致人为干预自然选择带来的优胜劣汰，影响人口结构多样性。”
此外有人担心，广泛使用人造子宫技术会让人们对“母亲”这一至关重要的家庭、社会角色产生困惑，甚至因此失去情感与精神的归依。
刘瑞爽对本刊记者表示，除少数允许代孕的国家和地区承认代孕母亲为孩子法定母亲外，包括中国在内大部分国家的法律体系，都认定分娩者为母。“在我国，《出生医学证明》会填写新生儿姓名和母亲姓名等信息，分娩者为母也以这种形式被固定下来，体现了社会一般的道德准则和思维习惯。”
在刘瑞爽看来，人造子宫完全替代母体生育，挑战了分娩者为母这一约定俗成的社会观念。一旦“谁生了孩子，谁就是孩子母亲”的惯性思维被打破，必然要求人类社会重新构建基于委托关系、基因遗传等认定孩子母亲的规则，这并不容易。
即便规则能够重建，情感无依也还需要解药。
27岁的周孜豪告诉记者：“母亲对我独一无二，是因为我能想到自己是从她‘肚子’里滚落到这个世界的。她的身体是我存在于世的起源，她用身体托载过我。人类社会对‘母亲’有依赖和眷恋，会把养育我们的江河叫做‘母亲河’，把教育我们的学校叫做‘母校’。‘母亲’对人类而言，是一种精神和情感的寄托，是一个温暖的来处。如果我不是母亲而是机器生的孩子，我会变得更加无情吗？”
周孜豪的看法，也是大多数人的心声。
从这个意义上，刘瑞爽主张要鼓励科技创新以促进人类福祉，但更要恪守科技发展的底线——维护人的尊严。“人终究不是能够被随意制造、销毁的‘产品’，人是其本身。”
生育并不仅仅是为了繁殖后代，而是要将凝聚在生命之上的爱与智慧、倔强与善良传递、延续。生命如光，照亮前路。如何让新生命在爱与尊重中诞生、成长，并懂得爱人、尊重人，需要人类拨开迷雾、回归本心的思考。
（应受访者要求，周孜豪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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