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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公司成立时，接待游客数量不足10万，而去年增长到204万，5年增长了20倍。”张掖丹霞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林说。 　　张掖丹霞景区的巨变，正是得益于甘肃“交通+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 　　长久以来，由于受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的制约，甘肃丰富的旅游资源潜力并没有被充分挖掘，旅游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为破解旅游面临的制约难题，甘肃整合公路、航空、旅游等资源，成立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公航旅集团”)，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抓手，通过公路建设带动旅游，又通过旅游反哺交通建设，解决交通建设中的资金缺口，推动旅游开发和交通建设的良性联动发展，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高速公路和普通国道构成的省际综合交通网络，但旅游通道仍不够完善，特别是南北向铁路、高速公路缺乏。与省外的青海、四川方向的高速公路通道单一，而且在通道格局上主要以兰州为中心连接周边省份的省会城市，省内其他区域与邻近省份之间的交通联系仍然不足，游客需花费大量时间才能抵达旅游目的地。 　　此外，甘肃城际交通联系也较为薄弱。甘肃尚有32个县(区)没有通高速公路，全省10上海金融大学

　　作为中国担保业的航母，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保”)近年来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在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助力三大攻坚战以及支持创新创业方面已经形成了多种有效模式。日前，中投保总裁石军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将搭建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帮助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为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提供更多、更广阔的信息沟通和融资交易的空间。 保险联盟会员单位。 　　缓解民企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石军表示，25年来，中投保坚守初心，始终将服务小微企业作为使命和目标，致力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投保确立了“树品牌、建体系、服务双创”的小微业务战略定位，经过持续探索和实践，目前已经形成八大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模式，分别是：与上海市政府合作的受托担保模式、与北京市合作的股权投资模式、配合财政部开发的政府采购担保模式、与世界银行合作的节能环保担保基金运作模式、配合建设部开发的在工程中引入担保机制的工程保证模式、配合海关总署开发的小微企业快速通关的海关担保模式、小微企业投上海金融大学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在当年底前将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登记的中央“企业”全部改制为按照公司法注册的“公司”。随着这一历史性工作的完成，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将全部变身为国有控股公司，这一从“企业”到“公司”的转变，再次证明了深化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从企业治理向公司治理的转型，以加快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和灵活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因此深化国企改革就是要全面进入公司治理时代。 　　那么，企业治理与公司治理这两种治理有何不同？它们各自呈现为何种治理模式？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经历着怎样的改革转型历程？当前的状况是怎样？未来的改革方向在哪里？对此，本文首先将建立起一个关于企业治理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两种治理所呈现出的治理模式，即企业治理下的行政型治理模式与公司治理下的经济型治理模式；进而将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国企改革过程中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型历程；接着分析这一渐进式改革带来的当前结果，即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这两种治理模式并存的“胶着期”上海金融大学

　　划转部分国有股权充实社保基金已持续多年，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后通过政策要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划转部分国有股到全国社保基金。近几年，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股权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从中央本级到地方政府，国有股权划转已经扩展到更多的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公司，各级国资委都在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研究进一步扩大国有股划转的国企名单。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股权划转仍主要用于社保储备；面对一些地方地社保基金“缺口”面的扩大与数额的扩大，充实社保基金的划转国有股权应尽快转向支出使用。 分红率实行划转国有股权的优先分红，可以保证社保基金尤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缺口大的一些省份以国有股权优先分红的收益进行“应急”。为充实社保基金而划转的国有股权设为优先股，其分红率可以考虑按比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高3-4个百分点的标准进行确定。 　　其次，实施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后的价值变现预算应该提到议事日程。 　　要启动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后的价值变现预算。具体而言，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后的价值变现预算应该是5-10年的中长期预算。把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后的价值变现上海金融大学

　　国际能源署首位署长高级顾问、中国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前副司长杨雷日前在法国巴黎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任职两年多来，他在新岗位上深刻感受到中国与世界互动迎来新时代。 　　“我这个职位就体现了这一点，”杨雷介绍说，国际能源署署长高级顾问这个职位是现任署长法提赫·比罗尔首次创立，初衷就是加强国际能源署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间的交流。 　　“国际能源署的传统成员大都来自发达国家，可比罗尔意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际能源署将无法在能源领域具有国际代表性。他上任后，一改历任署长首次出访不是前往华盛顿就是前往布鲁塞尔的传统，而把第一站选在北京。” 　　杨雷告诉记者，近三年来，中国和国际能源署的合作越来越密切。2015年，中国成为国际能源署联盟国；2017年，中国国家能源局和国际能源署签订三年合作方案；同年，国际能源署中国联络办公室在北京挂牌…… 　　“如今，国际能源署每年在国内发布各类报告达十多场，共有约300名成员的国际能源署每星期都有人在中国，合作密切到这种程度，确实前所未有，”杨雷说。 　　杨雷于2016年5月经公开选拔到国际能源署走马上上海金融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