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附小

　　10月8日，苏南沿江铁路开建。从目前建设情况来看，预计到2020年，全省铁路建成里程将突破4000公里，其中时速25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超过1800公里，覆盖苏北、苏中地区的铁路网络架构将基本形成。 　　随着南沿江铁路顺利开工，全省在建铁路投资总规模已达2700亿元，里程超过1700公里。作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南沿江铁路将与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铁路、北沿江高铁等共同构成长三角地区向西辐射的一条大能力客运通道。 　　日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了江苏南北沿江线铁路的盐城、张家港、太仓、启东等城市，探寻铁路网络联通下的城市群产业协同效果。产业更替、人口流动带出的城市更新，对城市间关系的打破与重塑，使新一轮产业协同正在发生。 　　据规划，苏南沿江铁路线路从南京南站引出，经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张家港、常熟，至在建的沪通铁路太仓站。今年1月16日开工建设的盐通铁路，起自盐城，沿线经过苏中南通市，最后将到达苏南乃至整个江苏最富裕的苏州，全线长187公里。根据我国经验丰富的铁路工程师预计，2020年能实现盐通铁路通车目标。 　　此前，中铁十一局集团徐宿淮人大附小

　　“校园贷”风险监管防控要在维权和惩戒之前　　因为无力偿还高额贷款和追债压力，高校学生从高楼一跃而下，年轻的生命黯然陨落，其家庭永远走不出悲情与伤痛……这不是小说里的情节，而是已经发生多起的真实事件。造成年轻学生负债后自杀的根源，就是近年颇为流行的“校园贷”及其变种。 　　“校园贷”悲剧与放贷方的“套路”高招有关，也和受害者辨别意识差、外部监督缺位有关。对此，不同专家和媒体已做过不少分析，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从经济学上看，“校园贷”的本质是一种非常规的“信用经济”，是一种风险很大的金融活动，其害人也好，难监管也罢，其实都与之相关。 　　信用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得以运转，依赖的是契约精神和合法监督下的利益博弈，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但是，之所以把“校园贷”看成加引号的“信用经济”，就是因为它表面上也拥有规范经济模式的特点——确定的交易平台、还贷周期和偿还机制。但是，有很多“校园贷”存在大量不规范的问题，比如平台混乱、放贷门槛低、交易不透明、违法催债等，其中任何一点，都会让缺乏社会阅历的大学生陷入困境，乃至被逼上自杀的绝境。 　　“校园贷”风险监管、防控要在维权和惩戒之人大附小

　　昨日，证监会对第七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进行了公示，共有来自证监会机关、证监局、交易所、高等院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在内的45人进入了委员候选人名单，按照规定，并购重组委委员人数为40人，这也就意味着会有5名候选人落选。 　　具体来看，上述进入候选人名单的45人分别为：证监会机关4人、证监局6人、证券交易所10人、国家部委2人、高等院校2人、证券公司3人、创投基金3人、私募基金3人、公募基金3人、律师事务所3人、会计师事务所3人、资产评估机构3人。年龄最小的32岁，最长的63岁。其中证券公司的3人分别为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线董事总经理张东、广发证券副总裁张威和中信建投董事总经理相晖。 　　证监会表示，为强化并购重组审核制度运行监管，推进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换届工作，根据修改后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工作规程》，证监会设立并购重组委遴选委员会，增加面试和考察环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聘并购重组委委员。为提高并购重组委委员选聘工作的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自即日起就委员候选人名单向社会公示。证监会将督促并购人大附小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金融科技正以令人惊叹的速度改变着金融行业的生态格局。金融监管部门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市场和海量数据，亟需借助科技提高处理效率和监管效能。 　　此前，证监会正式印发《中国证监会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这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已正式完成了监管科技建设工作的顶层设计，并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在此背景下，深圳证券交易所自主研发的智能监管辅助系统——“企业画像”一期项目正式上线运行。 　　“这是深交所主动适应资本市场日趋复杂的形势变化，落实证监会关于加强科技监管能力建设相关要求，创新监管方式的又一重要举措。”深交所“企业画像”一期项目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有助于证券交易所提升监管效能，严守风险防控底线，从而更好地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服务支持。 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并表示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 　　同年6年，中国人民银行人大附小

　　这位名教授的问题不仅仅是抄袭 　 　　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涉嫌学术不端等师德问题(见10月24日本报《青年长江学者与她“404”的论文》)，南京大学当日表示成立调查组。 　　与此同时，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众多学生和一些与梁莹打过交道的学者，向记者提供了更多有关梁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疑点。其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工系2014级全体18名学生曾联合向校方提交书面举报材料。此次，他们向记者提供了当初的举报材料。 　　根据他们的举报，梁莹在上课时处理私人事务，并表现出对教学的不屑，对学生说，“我上一学期的课还不如去外面作一次讲座，一小时好几千(元)了”。她甚至说：“我现在也是身价3000万的人啊。” 　　2014级学生王月(化名)记得，梁莹经常缺席上课，除了让自己名下指导的研究生代课，还曾让自己的父亲给本科生代课——另有多名学生也向记者回忆了这一点。2016级学生李明(化名)告诉记者，曾出现上课铃响后，梁莹玩了20分钟手机才开始授课的情况。 　　虽然学生反映过梁莹的问题，但直到本学期，她仍在负责社会学院社工系三年级的专业课《社会工作行政》。梁莹只在学期初去上了一节课，告诉学生这门课改成了人大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