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列宁

肖像画的像与不像《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贾府祭祖，先写腊月开始布置祠堂：“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房，以备悬供遗真影像”。这里的“神主”是木制的祖先牌位，要供于祠堂里的；而“影像”是纸质的祖先肖像，要挂在正堂上的。除夕傍晚一切布置妥当，祠堂“里边灯烛辉煌，锦幛绣幕，虽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正堂上“影前锦帐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居中，悬着荣宁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祭祖仪式又分两个部分，先是祠堂里祭祀神主，由贾敬主祭；随后是正堂上拜影像，由贾母主持。最后，到正月十七，再次行礼，掩了祠门，收了影像，才算祭祖仪式结束。至于这类“影像”算不算“肖像”，或者简单说“像不像”，另有两个可供参考的文本。一是《金瓶梅》第六十三回，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叫来一位韩画师，“我心里疼她，少不得留个影像儿，早晚看看，题念她题念儿。”一轴大影、一轴半身，西门庆付给画师一匹缎子、十两银子。为了追求“逼真”，韩画师不顾男女大防、“非礼”地看了李瓶儿的遗容，画出的影像比活人“只少口气儿”。又如《醒世姻缘传》第十八回，浪荡子晁源为去世的父亲安排画像一事，许给画师二十五两再见列宁

资料图《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是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编的一部童蒙识字教材，曾广泛通行于两汉至隋唐之间。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先秦两汉间类似的字书类启蒙教材曾有过十几种，但除了《急就篇》，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应该说，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两千年前完整的中国人普通识字课本，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急就篇》用韵语写成，正文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姓氏名字，二是衣食器用动植诸物，三是社会人事等。姓名部分用三言，结尾部分为四言，中间主体部分为七言句。《急就篇》产生的时代为西汉中后期，在宣帝中兴之后，元帝承平之时，外无边患之忧（当时匈奴内附，西羌平定），内有贤相循吏之治，社会比较稳定。从《急就篇》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些信息，特别是在结尾的部分：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熟）成。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汉朝的土地幅员广阔，万事万物，无不承载包容。四方蛮夷来朝贡，如臣妾般接受大汉的使令。边境无事，内地安宁。老百姓承受恩德，阴阳二气调和而平顺。惠风和畅，雨水及时，庄稼和草木再见列宁

摘要 《学而》作为《论语》的首篇，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编撰者有意为之，目的是告诉人们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立足于世、成为真正的人。至于该篇中的十六章是否都与主旨相关，目前尚无定论，通常认为只有一部分与主旨联系密切。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深加揣摩，就会发现这十六篇内在有着非常清晰的逻辑关系。从个体、家族和社会不同层面，告诉初学者“学什么”以及“怎么学”。只有学会“为人”、“修己”，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才能真正做到“学之为己”，从而为践行“修齐治平”的入世理念打好基础。这也正是把《学而》列为首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前篇：从《论语》首篇看如何处理好家族与社会的五种关系资料图在个体层面，学会“修己”。要学习文献、理政、礼制、祭祀等多种知识，学会约束自己，掌握学习方法，培养多种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一）学习多种知识学习文献。“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第六》）朱子《集注》引洪氏曰：“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并认为“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1]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尽管本质好，但仍需要学习文献，提高文化修养，做到明事再见列宁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语言大变革，第一次是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学语言由“殷商古语”变为“文言”；第二次是在1917年新文学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语言由“文言”变为“白话”。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有必要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及其意义。一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是在殷商。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这些文献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虽然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典诰誓命各类文体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仍存在着共同的形态特征：其语音是区别于西周方言语音的东方殷商古音；其文字尚处于汉字的草创阶段，有些甲骨文和铭文字形还不够稳定，甲骨文和铭文之中都有一批不能隶定的文字；其词汇意义非常古老，在历史形态上比后来的“文言”要早得多；其语法与后世“文言”大体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语法；除少数比喻之外，“殷商古语”较少运用修辞手法。从各方面来看，“殷商古语”都体现出它的古老性和原始性，都与后来的“文言”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西周时期存在“殷再见列宁

过去数十年，认为中国古代方术属于“封建迷信”或所谓的“糟粕”，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主流的看法。少数对这种看法有异议的学者，在谈论中国古代方术时，通常也难以避免使用主流的话语和概念来进行表达。而在这样的话语和概念体系中，对中国古代方术坦然进行非主流的阐释往往是很困难的。所以谈论中国古代方术，总是容易让人联想到“伪科学”或“民科”，似乎是“严肃”的学者应该远离的话题。其实，这个“主流”的话语和概念体系，并不是中国人文学者自主选择的，而是他们被迫采纳的。这种采纳也不是中国人文学者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只是在科学主义的淫威和裹挟下被迫如此而已。 但是，通常在我们潜意识中已经与“现代科学”绑定在一起的“现代西方”，其实并不缺乏多元的思考——只是我们经常用科学主义的有色眼镜将它们过滤掉。如果我们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旨，考虑将某些“现代西方”的权威话语和中国古代方术联系起来思考，就有可能在理论上别开生面。史蒂芬·霍金史蒂芬·霍金《大设计》中的思考霍金（Stephen Hawking）晚年勤于思考一些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他的《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集中反映了这些思考。在第三章“何为真实”（What Is 再见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