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向日葵

当年福州陈氏兄弟的IP电话生意最终没有做大,就是因为电信公司都变成了IP电话公司。美国经营IP电话的公司这么多,也是因为传统的电话公司资费太离谱上次来美国是2001年,往中国打电话用的是IP电话卡。这次来美国后一问,IP电话卡网上和华人超市也有卖,但好像都是一些小公司,资费颇不透明,想起打电话时又要拨接人号又要输密码挺麻烦的,就想找找还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网上大家推荐比较多的一个是iTlalkBB,一个是V0nage,使用的前提是家里必须装有宽带。开通之后,商家会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路由器大小的IP电话网关,网关一头接在宽带路由器上,一头接普通电话。设置好之后就可以像普通电话电话一样接、打电话了。iTalkBB的广告上说,一个月25美元,就可以无限拨打本地、美国、加拿大以及中国大陆和港台。这不就完全可以把Vlerizon和AT＆T这样的电话公司抛在一边,电话网和互联网两网合一了吗?国内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好事?后来一想,问题可能是出在政策上,而不是技术上。其实通过互联网打IP电话并不是新鲜事。十多年前,福州马尾有陈氏兄弟二人,用586PC机和Modem组成IP电话网关提供国际电话服务,被电信部门以非法经营电信业务罪举报到公安局。之后兄弟俩以公安局滥用职权为由向法院提起梵高向日葵

编者按：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已成为21世纪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巨大事件如何看待这场危机?这场危机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这场危机会对全球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近期,一批国内外学者齐聚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风险,金融及现代化”为主题进行跨学科研讨,这里刊发的是部分发言。梵高向日葵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从机关退休那天是1986年1 2月9日。一个辛勤工作了一辈子的57岁女人,终于平安着陆。是出门游世界,在家享清福,还是……三十年如一日我今年80岁。或许我是一个老糊涂了的女人,却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20年前,在杭州做电脑生意的公司只有4家——公家3家、私人1家,我是第5家。“现在有多少家?”500家,只多不少。龙头老大姓翁,是当年的4家之一。今朝再一比,我是扁担,人家就是原子弹,不服都不行。这个行业,说发,发得快；说倒,也倒得快。我做了20年,没有倒,没有大发,在别人看来整个一个老年人心态。3个儿子各有各的想法,对我就更有想法了。如今想来,我进入这个时代还是太迟了,我要是再年轻20岁。一定会所向披靡。我能力不怎么样,魄力还是有的。干部退休55,我到57岁才办手续。为啥?说得好听点是责任心强：说得不好听就是官场上的跟斗,我跌不起。当年我在某县财税局管基建,有3个乡正在造财税大楼。一旦我提出退休,以后任何一幢大楼出了纰漏,我就算有10张嘴巴也说不清。承包老板总是挖空心思偷工减料。他说：“闻同志啊,这么大年纪了,不要总往工地上跑,爬上爬下很危险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出烂污的。”我信你?五层六层的脚手架,我每一次都一层一层往上爬,对照施工图,梵高向日葵

如何既保证决策者对居民利益的关心又防止其权力的滥用,这是任何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要面临的问题土地是城市的生命线。在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剧的今天,每个城市都面临着如何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挑战。城市土地开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市场、公众、专业规划人员等众多行为体相互角力,而其中地方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城市发展也是如此,上至土地使用权的分配及建设项目的审批,下至项目的实施及居民安置,无一例外,需要在市、区政府的决策指导下进行。事实上,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中的主导作用绝非中国特有。欧洲城市的发展历来与地方政府的决策休戚相关,政府机构通过“公私合作”的机制把作为市场主体的开发公司纳入政府轨道,从而对土地开发进行严格管理。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美国,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小觑。特别鉴于美国高度分权的政治体制,联邦及州政府对于地方事务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因此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利用中的作用便尤为突出。我们可以看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从中基本可以看出美国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开发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从中所折射出的美国城市政治的游戏规则。芝加哥历来是美国中西部的工业重镇。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梵高向日葵

“共享发展计划”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援助,而在于如何援助,以及这种援助背后展现怎样的政治远景。2006年11月3日,全世界政治家的目光都盯着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48个非洲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代表齐聚北京。在空旷的大厅中,他们沿着红地毯,一个接着一个地等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握手接见。在西方媒体的笔下,这次聚会被以嘲讽的方式描写为“红色太阳王”举行的一次中国式“凡尔赛会议”,或者中世纪的“中国皇帝”通过万邦来朝展示自己的威仪。不过,这次西方世界对聚会的嘲讽,除了根深蒂固的偏见之外,多了一份不安和焦虑。西方世界很快掀起一股针对中国的所谓“能源掠夺论”、“新殖民论”的批评浪潮。2009年2月,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胡锦涛主席第6次踏上非洲大陆,除了一如既往签署援助协议,胡主席还特别呼吁发达国家“继续履行援助、减债等承诺,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也许是受到这一呼吁的鼓励,2009年8月份,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先生提出大规模援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共享发展计划”,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问题不在于援助,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无偿援助,问题的梵高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