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对齐格蒙特·鲍曼并不陌生：无论是“怀旧的乌托邦”，还是“流动的现代性”，抑或“被围困的社会”等概念或书名，当然还有《现代性与大屠杀》这部名著。
在他的最新访谈集《将熟悉变成陌生》中，最大可能地囊括了鲍曼思想及其生平的所有话题。在鲍曼看来，“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为家庭，为他们的亲人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
在这部访谈里，无论是对身份认同的探讨，还是对风险社会的问诊，抑或对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批判，他都希望我们能够摆脱同温层的回音壁效应，学会与现实进行谈判的自我能力，面对“不确定”的自然栖息地，我们需要去直面“为责任而负的责任”，在现实的生活中去密谋良好社会的“可能性”。
下文即摘选自此书，围绕着这个时代“流动的现代性”，涉及当前生活的方方面面：爱与性别、经验与回忆、家庭、身份、社会、权力、当下与未来……这些凝结了鲍曼毕生工作的思想，为我们这代悬浮着的人提供对自己境况的新认知，或许，从而能找到新的可能。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 齐格蒙特·鲍曼（1925 — 2017） 出生于波兰，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代表作有《流动的现代性》《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等。
01.
选择伴侣：
为什么我们正在失去爱的能力
彼得·哈夫纳（以下简称哈夫纳）：让我们从最重要的事情开始：爱。您说我们正在忘记怎样去爱。什么让您得出这个结论？
齐格蒙特·鲍曼（以下简称鲍曼）：在网上找伴侣的趋势随网上购物的趋势而来。我自己就不喜欢去商店；大多数东西，比如说书、电影、衣服，我都在网上买。如果你想要新夹克，购物网站会推给你一个目录。如果你想找伴侣，约会网站也会推给你一个目录。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模式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
哈夫纳：这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以前，人们会在农村的节庆活动上，或者，如果你住在城市，会在舞会上遇见自己未来的生活伴侣。其中也会涉及个人偏好，不是吗？
鲍曼：对害羞的人来说，互联网肯定有帮助。他们不必担心在接近女人时会脸红。在网上，他们更容易建立联系，也不会那么拘束。但在线约会与试图按自己的欲望来定义伴侣的属性有关。人们根据对方的发色、身高、体型、胸围、年龄，以及自己的兴趣、嗜好、偏好和厌恶来选择伴侣。这背后的想法是，我们可以用大量可测量的生理和社会属性组装出爱的对象。我们忽视了决定性的因素：人。
哈夫纳：可就算以这样的方式定义自己的“类型”，一旦与真人见面，一切不也都会发生变化吗？毕竟，那个人不只是这样的外在属性的总和。
鲍曼：危险之处在于，关系模式的形式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人与日用品的关系。我不会发誓对一把椅子忠诚——为什么我要发誓将这把椅子当作我的椅子，至死不渝呢？如果我不再喜欢它，我会买一把新的。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但我们学会了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人。当我们遇见更有魅力的人时，会发生什么？就像对待芭比娃娃一样：一旦新品上市，我们就会把旧的换成新的。
哈夫纳：您的意思是，我们过早地分开？
鲍曼：我们进入一段关系是因为我们期待从中得到满足。如果我们觉得另一个人会给我们更多的满足，我们就会结束当前的关系，开始新的关系。关系的开始需要两个人之间的约定。结束它只需要一个人。这意味着伴侣双方都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害怕自己会像过时的夹克一样被抛弃，被遗弃。
哈夫纳：好吧，任何约定从性质上说都是这样。
鲍曼：当然。但以前，就算一段关系不令人满意，要断绝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离婚很难，实际上，也不存在婚姻的替代选项。你们受苦，可你们还是得在一起。
哈夫纳：那为什么分开的自由会比被迫在一起的苦恼更糟呢？
鲍曼：有得必有失。你有了更多的自由，但你会因为你的伴侣也有更多的自由这个事实而受苦。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生活，其中，人们按租购的模式来形成关系，结成伴侣。可以丢掉关系的人不需要努力维持关系。人只有让对方满足，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这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持久的关系会阻碍人们追求幸福。
哈夫纳：而就像您在您那本关于友谊和关系的书《流动的爱》中说的那样，这是错误的。
鲍曼：问题在于这是“转瞬即逝的爱”。在动荡的时代，你需要不会让你失望，在你需要的时候会陪在你身边的朋友和伴侣。在生活中，对稳定的渴望是重要的。脸书一百六十亿美元的市值就是建立在这个需求之上，人们不想独自一人。但同时，我们又很怕投入，怕被纠缠，怕被束缚。我们害怕错过什么。你想要一个安全的港湾，但同时，你又想保持自由。
▲ 齐格蒙特·鲍曼
哈夫纳：您和雅妮娜·莱温森的婚姻持续了六十一年，直到她于2009年去世。在她的回忆录《归属之梦》(A Dream of Belonging)中，她写道，在您和她第一次邂逅之后，您就一直在她身边。每一次，您都会感叹说“多么幸福的巧合啊”，您碰巧要去她想去的地方！在她告诉您她怀孕了的时候，您在街上跳起了舞并亲吻了她——当时您身穿波兰陆军上尉军装，这个举动还引起了一阵轰动。雅妮娜还写道，甚至在结婚数十年后，您还会给她写情书。什么才算是真爱？
鲍曼：在我看到雅妮娜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我不需要再去寻找了。那是一见钟情。不到九天，我就向她求婚了。真爱是“我和你”彼此陪伴、成为一体的那种难以捉摸却又无法抵挡的快乐，是在不只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上有所改变的快乐。被需要，甚或不可取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这种快乐很难获得。如果你一直处在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利己主义者的孤独之中，那它就是不可企及的。
哈夫纳：美国作家克莱特·道林(Colette Dowling)把女人对独立的恐惧称作“灰姑娘情结”。她说对安全、温暖和被照顾的渴望是一种“危险的情感”，并敦促她的女性同胞不要放弃自己的自由。对于这个劝告，您不同意的点是？
鲍曼：道林警告的是那样一种冲动，即照顾他人，并因此而失去随心所欲地追随最新潮流的可能性。消费时代，男女牛仔的私人乌托邦的典型特征，是要求自己有高度的自由。他们觉得世界围着自己转，他们追求的表演是独奏。他们乐此不疲。
哈夫纳：我出生并成长于瑞士，那时，它还不是民主国家。在1971年前，女人——也就是一半的人口——都没有投票权。同工同酬的原则还没有确立，在各类会议室里，女性代表人数不足。这样一来，难道女人不是更有充分的理由摆脱依赖关系吗？
鲍曼：这些领域的平等权利很重要，但必须对女性主义内部的两场运动加以区分。其中之一是想让女人变得和男人一模一样。女人也要到军队服役，也要去打仗。她们会问：为什么男人可以杀人，我们就不行？另一场运动则想让世界变得更加女性化。军队、政治、被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是男人为男人创造的。今天的很多错误，都是这个事实造成的结果。当然要有平等的权利。但女性是否应该仅仅追求男性所创造的价值观？
哈夫纳：在民主国家中，这难道不是必须留给女性自己的决定吗？
鲍曼：好吧，不管怎么说，如果女人的作用与男人在过去和现在起到的作用一样，那么，我不认为世界会变得更好。
哈夫纳：在您结婚的头几年，您是在家庭主夫这个词出现之前的家庭主夫。您做饭、照顾两个小孩，您夫人则在办公室工作。在当时的波兰，这很不寻常，不是吗？
鲍曼：也不是那么不寻常，即便在当时，波兰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在这方面，共产主义者是革命性的，因为他们认为作为工人，男女平等。共产主义波兰的新鲜之处在于，很多女人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在那时，为养家，需要两份收入。
哈夫纳：这使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因此使性别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鲍曼：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女人试图把自己理解为经济主体。在老波兰，丈夫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为整个家庭负责。不过，事实上，女人也对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女人负责了大量的工作，但这没有被算进去，也没有被转化为经济价值。仅举一例，波兰的第一家自助洗衣店开业，人们可以找人帮自己洗脏衣服，这为人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我还记得，我妈每周要花两天时间来为全家人洗、晒、熨衣服。但女人不愿意使用这项新服务。记者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告诉女人，让别人帮自己洗衣服要比自己洗便宜很多。女人们惊呼：“怎么会呢？”她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表明洗衣粉、肥皂和用来烧水的火炉燃料的总开销，比在洗衣店洗衣服更低。但她们没有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她们没有这样的观念，即她们的劳动也值钱。
02.
时间旅行：
今天的“彼岸”在哪里
哈夫纳：今天有无数的反乌托邦，却几乎没有乌托邦。前者描绘地狱图景，后者则追求尘世天堂。大多数乌托邦计划仍是纸上谈兵，但您本人信仰的共产主义对世界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鲍曼：我在英国的学术生涯中出版的头几部著作中的一本里提过：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在于，揭露现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并激发补救行动。没有这样的未来信念，这些弊病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展、增殖，而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生活质量，也注定会沦为那种发展趋势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令人惋惜的连带受害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柏林墙倒塌后西方社会的故事回顾性地证实了这种古老的信念。）那个信息又引出了另一个信念：宣告任何形式的现状是“实现了的理念”这种做法，对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作用来说，可能是一记丧钟。更长期来看，这样的宣告将不可避免地使这种信念失去那个作用。对当前关于民主的思考来说也一样，因为纯粹的民主也是一个乌托邦，一种尚未建立的理想状况。
哈夫纳：抛开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不谈，在某种意义上，这么说也对：关于社会改革的意识形态也已经过时了。
鲍曼：的确，但现在离意识形态的终结比以往更远了。现代性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切都可以通过运用人的能力变得完美。但今天政治的口头禅是：别无选择。西方的掌权者就是这样告诉人民的：一切关于社会秩序的思考都是在浪费时间。根据新的私有化意识形态，这样的思考对美好生活没有任何贡献。干更多的活，赚更多的钱，但别去思考社会，也不要为共同体做任何事——人们就是这样被告知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曾宣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体的男人、女人和家庭。
哈夫纳：对年轻一代来说，别无选择的想法似乎是自然的。
鲍曼：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他们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为家庭，为他们的亲人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这不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文化、多中心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长期规划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我们没有能为我们指引方向的“北极星”。良好社会的理念也不再在公共讨论中出现。我们最多只能想到一个不比当前社会糟糕的社会。像唐纳德·特朗普、欧尔班·维克托和玛丽娜·勒庞那样把自己包装为“强大领袖”的政客也不给人民提供选择了。他们声称自己就是另一种人格化的“选择”。
哈夫纳：您用猎场看守人、园丁和猎人的隐喻来描述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发展。前现代对世界的态度是猎场看守人的态度，现代则是园丁的态度。如今，在后现代，猎人的态度成为主流。这种乌托邦式思维方式和先前的现代态度有什么不同？
鲍曼：人们考虑的不再是保持和维护。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想要创造美丽的花园。今天，人们只关心装满自己的狩猎包，不在乎猎场的剩余供应。社会历史学家把这个转变称为“个体化”，政客将它包装为“去管制”。和以前的乌托邦不一样，猎人的乌托邦不会给生活注入任何真实的或虚假的意义。它只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把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赶出人们的脑袋。
哈夫纳：这种乌托邦的基础是什么？毕竟，它理应为我们提供希望。
鲍曼：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两种相互补充的乌托邦：一是关于自由市场的奇妙复原力的乌托邦，二是关于技术修正的无限能力的乌托邦。它们都支持无政府主义。它们设想了一个有权利但没有义务，并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统治者的世界。它们反对一切计划，反对一切延迟满足，反对为未来利益做出牺牲。此处想象的这个世界的自发性使一切关于未来的考虑都变得无意义——唯一值得考虑的，是（怎样）摆脱一切关于未来的考虑，并因此得以在什么也不必考虑的情况下行动。
哈夫纳：我们是否至少能对我们目前的困境有所了解？
鲍曼：我不相信有人能提出一种自洽的理论来解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我的新书也不是要准确地描述当下；它不试图捕捉当前的潮流或指出可能的结果。就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它的书名是《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一个由时髦的词“复古”(retro)和“乌托邦”(utopia)这个词组成的合成词。乌托邦总是位于未来，但未来不再迷人。它充满了风险、危险和挑战。它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或当下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已经对进步理念失去了信任；想到进步不再令人振奋，反而会引发焦虑。它也让我焦虑。我可能会跟不上变化。我很可能会变得多余，我的专业也一样。那么多的行业和专业都已经自动化了。现在，汽车工厂几乎没有任何工人。你听过那个关于未来工厂的笑话吗？
哈夫纳：没有。
鲍曼：在未来的工厂中，将只剩两种活物：人和狗。人的工作是喂狗，狗的工作是确保人什么也不碰。这个笑话捕捉到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工作一直在消失，取而代之的不是人类竞争者，而是计算机和机器人。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智识劳动也将会自动化。
哈夫纳：您说乌托邦位于未来。那么，您书名中的“怀旧”指的是什么？
鲍曼：今天，很多人认为稳定和安全的天堂在过去。那是他们渴望的家园。现在，人们在书写过去的乌托邦。但公众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即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分界线已被抹除。未来和过去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上的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别。很久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未来是未知和自由的领域，而过去则是稳定和不自由的领域。
哈夫纳：虽然我们很了解过去发生过什么，但总是还有充足的揣测空间。和关于未来的想法一样，关于过去的想法也或多或少是虚构出来的。
鲍曼：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过可以怎样在政治上利用这个事实。在他描述的极权主义国家，“真理部”为控制其臣民的思想而操纵过去。今天，这种操作被称为“历史的政治”或“记忆的政治”，在许多欧洲国家，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我怀疑，在政客那里流行的这个趋势——“历史的政治”——背后，是当下的不安全和未来的不确定。过去是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把碰巧符合你目的的东西挑出来，把其他的抛到一边。结果，同一段历史也就有了几十个版本。人们选择性地利用历史记忆来促进特定的党派利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这正好与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说法相反。兰克曾说，历史学家应该“直书”，把一切“按实际发生的那样”写下来。
哈夫纳：那是不可能的。
鲍曼：显然，如实写史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叙事都是选择性的，只能如此。你还记得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吗？富内斯从马上摔下来，结果遭受了一场非常奇怪的折磨。他不能概括，不能做普遍陈述。
哈夫纳：但他记得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
鲍曼：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奔跑的狗和坐着的狗同属一个概念。结果，他没法讲故事，因为对他来说，讲故事要花费和事件本身一样长的时间。这就是今天的实际情况。在思考未来时，我们只能想象混乱，因为未来包含太多恐怖的可能性，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当我们回头看——因此也就有了我所说的“复古”——时，同样如此。有大量的东西可供我们任意取用。任何人，无论出于什么意图，只要沉浸于过去，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在《怀旧的乌托邦》中，我试图按某种顺序来整理这些想法。可那一点儿也不容易。关于这点，若泽·萨拉马戈写得很漂亮。他是我最欣赏的小说家之一，我认为，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的小说可以当哲学陈述来读。在一则日记中，他描述了一种我也有过的感觉。他写道，回头看——他当时八十六岁——他感到悲伤，因为他未能与其他人分享自己少数的明智的想法。他提出了那些想法，但没人采纳。它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对自己提出一个激进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思考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就像我们会出汗一样，我们也会思考。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忍不住要思考。这也是我思考的理由。我忍不住。它是一种长期的——毕生的——训练：的确，是一种操练。
03.
良好生活：
脱掉太紧的鞋意味着什么
哈夫纳：责任概念在您的思考中扮演重要角色。你谈到“为责任而负的责任”。您的意思是？
鲍曼：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不愿意去想这个。我所说的“为责任负责”就是在道德上承认这个被客观地赋予的责任。
哈夫纳：这是否意味着，在我们所有的决定中，我们都要面对对错、善恶的选择？
鲍曼：甚至在知道何为善恶之前，在与他人相遇的那一刻，我们就面临这个选择了。我们不可逃避地在存在上就是道德的存在，承担着对我们的人类同胞负责的责任。这个选择使我们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道德的生活是一种持续不确定的生活。要道德就意味着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
哈夫纳：现代性应对这种矛盾心理的方式，与之前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鲍曼：在前现代，这个重负大多是通过宗教来处理的。为已犯之罪(sin)寻求赦免的行动，反过来减轻了做出错误的决定带来的重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代的计划——根据一种理性的规划来改造世界——许诺了一种没有罪的生活。世上不但没有了罪人，也没有了罪本身。罪感(guilt)取代罪。主管这一切的权威，也成了立法机构。
哈夫纳：现代性伦理和后现代性——或者就像您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伦理有什么不同？
鲍曼：在传统的伦理中，你必须遵守规则。相形之下，后现代的道德则要求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变成为自己定善恶的无赖。如果人际关系不像现在这样被消费主义左右的话，那倒没什么。
哈夫纳：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努德·罗格斯特鲁普(Knud Lgstrup)和法国立陶宛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这两位伦理思想家都对您的思考产生影响——都论述过道德行动。罗格斯特鲁普说，道德行动的前提是“自发性”，它没有预谋。而对列维纳斯来说，提出人为什么应该道德地行动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道德行动的终结。追问道德的必要性——甚或只是可取性——是错误的吗？
鲍曼：那两位是这么说的。道德地行动，为他人着想，绝不谋求什么。道德行动不希望得到好处，受到钦佩或公开的表扬。在涉及道德问题的时候，没有“必须”；道德行动的前提，是个体自由做出决定。一个行动，只有在没有算计过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它是自发的、不假思索做出的——才是道德的。人可以做对的决定，也可以做错的决定。这种认知，是道德赖以生长的土壤。
哈夫纳：所以道德不是出自某种义务感。它是内在的。
鲍曼：列维纳斯说像“为什么我应该道德地行动？”“别人为我做了什么？”和“如果别人都不做，那为什么我应该做？”这样的问题标志着道德行动的终结，而非道德行动的开始。罗格斯特鲁普说，即便某条规则叫你去做某件事情——因为它是好的——遵守那条规则也不构成道德行为。道德行动的前提是自由决断。它关乎关爱、为他人着想——关乎不假思索地帮助他人的冲动。在当上奥胡斯大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教授之前，努德·罗格斯特鲁普是菲英岛一个小教区的司铎。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则在巴黎的索邦大学教书。这两个人从非常不同的起点出发，生活在离对方很远的地方，没读过对方的作品，却发展出相同的想法，这很神奇。在物理学里，这是正常的。物理学家研究物质世界，如果一个人没有发现这个现象，那么迟早会有别人来发现。
哈夫纳：这种对伦理的理解和康德不一样。康德的绝对命令为怎样行动提供了清晰的指南：“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这个要求相对简单。它没有让你陷入绝望和“（做得）永远不够”的状态的危险。那么列维纳斯和罗格斯特鲁普的说法，算不算得上是无理的要求？
鲍曼：我相信不确定性不会对道德产生威胁。相反，只有在不确定性的沃土上，道德才能生长。确切来说，正是不确定性引发的孤独，带来了道德共同体的希望。每个人都要自己想办法，都必须承担个体的责任。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情境的不确定才会引出正确的决定和错误的决定。没有“决定一定正确”的保障，但有希望。
哈夫纳：在您的书《生活的艺术》中，你谈到幸福，一个古代哲学家讨论的题目。在现代性中，幸福已经变成一个被人们追求的东西了。
鲍曼：那是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开始的。该宣言称“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可让渡的、上帝赋予的人权。当然，人一直偏好幸福而非不幸。进化给了我们追求幸福的动力。否则，我们还会坐在洞穴里，而不是坐在这些舒适的椅子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来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想法是自现代性出现以来才有的。宣告人都有追求个体幸福的普遍权利，标志着现代性的起点。
哈夫纳：但要获得幸福，在今天看起来和在罗马时代，在塞涅卡、卢克莱修、马可·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的生活哲学的时代一样困难。对您个人来说，幸福意味着什么？
鲍曼：在歌德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他被问到他的一生是否幸福。他回应道：“是的，我一生过得非常幸福，但我想不到我有哪一周是完全幸福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回答。我的感觉也差不多。在一首诗里，歌德也说过，没有什么比漫长的晴天更令人压抑的了。幸福的反面不是生活的艰难和挣扎，而是无聊。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没有时不时地超出我们自身能力的挑战要应对，我们就会变得无聊。而无聊，是人类最普遍的痛苦。幸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时刻、一个瞬间。在这里，我同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说法。在打败对手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幸福。脱掉紧到夹脚的鞋子也会让我们感到轻松和快乐。持续的幸福是可怕的，是一场噩梦。
哈夫纳：您不但提出了一个关于从“固态”现代性到“流动”现代性之转变的理论，还亲身经历了那个转变。年轻的时候，您想要的是什么？
鲍曼：年轻时，和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我受到了萨特“谋划生活”观念的影响。为你的生活制订你自己的计划，然后朝那个理想努力，走最短的、最直接的路。一旦决定成为哪种人，你就有了变成那个人的公式可循。对每一种生活而言，你都必须遵从一些规则，必须培养一些性格。在萨特看来，生活就是沿着一条在我们开始旅行之前就已经从头到尾决定好的路线一步一步地向前。
哈夫纳：那相当于基督教的救赎之路的世俗版本。
鲍曼：是的，和基督教的救赎之路一样，这里的假设是，事物的价值永远不变，一个东西现在有什么价值，未来也会有同样的价值。世界会一直稳定不变。关于你应该培养什么性格、怎样培养这些性格的建议，在你八岁时有效，在你五十岁时也依然有效。在十六或十八岁开始做学徒时，你就知道，四十年后，你会从同一个公司退休，领退休金。这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荒谬的。他们知道，一切工作都是暂时的，每个人都是被临时雇用的，你一生会换十五到二十份工作。
哈夫纳：还有什么是稳定的吗？
鲍曼：今天，预期寿命不降反升的唯一实体是个体，而政党、政治运动、制度、银行、工厂则都经历着频繁的变化。它们的预期寿命都在锐减。现在，我们倒是稳定的，可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变化的环境里。在我看来，这就引出了一种对生活的截然不同的理解。
哈夫纳：您经历过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体——法西斯主义，然后见证了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现在又生活在英国多文化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您看来，什么是良好社会？
鲍曼：我不再相信有良好社会这样的东西了。良好社会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会对自己说：“我们还不够好。”
▲ 齐格蒙特·鲍曼
本文摘编自
《将熟悉变为陌生》
副标题: 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作者: [英] 齐格蒙·鲍曼 / [瑞士] 彼得·哈夫纳
译者: 王立秋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出版年: 20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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