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小黑经典系列”丛书第一辑。（出版社供图）
如果不搭上那款很酷的黑色双肩包，“企鹅小黑经典系列”的书有人买吗？答案是：不仅有人买，卖得还挺好。综合英国《卫报》和美国尼尔森图书市场数据，这个系列总共80本的文学小册子，最初印刷100万册，上市第一周卖掉7万册，三个月后加印10万册。尽管“企鹅小黑经典系列”所选的著作都能在“古藤堡工程”网站上全文在线阅读，但世界各地的读者们还是热爱这些精致轻便、能搁在口袋里的随身读品。初上市时，全套80本“企鹅小黑经典系列”和一只酷帅的黑书包捆绑销售，一度被质疑是“买椟还珠”的营销，然而抢购图书周边产品的闹猛劲头很快过去，买书的大多是诚心的读书人。以英国最大的连锁书店“水磨石”的统计数据为例，80本小册子里，销量第一名是《共产党宣言》，其次是简·奥斯汀早年的《漂亮的卡桑德拉》，接着尼采的《尼采语录》和爱伦·坡的短篇《泄密的心》。
针对这套“企鹅小黑经典系列”，曾出现过各种猜疑：选题是不是太广泛？“冷门”是不是降低了经典的含金量？古典作品是不是落伍了？现在，简单的几个数据成为强悍的反击，正如这套丛书策划人所说：“每个读者都有重新发现经典的欲望。”书评人尼古拉斯·莱扎德更是读到了商业之外深远的意味：“我们以微不足道的价格买来几个小时的休闲消遣，在黑色的包装下，这些平装小册子不仅满足了公众的阅读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使出版事业与文明的传承紧密相连。”
或许，很多年前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已经说得很明白：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道听途说，以为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发现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每个人都有发现经典的欲望
“企鹅小黑经典系列”让人惊叹的是全系列的选题宽泛，诸多书评人形容自己看到这套书“好像小孩子进了糖果店”。在很多人心中，所谓经典，必须是“会当凌绝顶”的巅峰作品，而”企鹅小黑经典系列“把视线投向文学地界上高低起伏的群山，它试图勾勒参差多样的群像。昆德拉在《相遇》里形容，一部世界文学史是一块千疮百孔的破布，冤假错案比比皆是，被遗忘、被忽略的总是多过被珍视的。“企鹅小黑经典系列”不免有些“打补丁”的意思，眼光投向已知经典的“亲眷”，名家的冷门作品，以及更广泛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著作，尝试以补丁的拼图来再现文明简史。
对“经典”的定义是个敏感话题，企鹅出版的信念是“经典要经得起重印”，一旦出版，就要能再版下去，纵然时代变、审美变、封面设计变，封皮里的内容则要留传下去。来看“企鹅小黑经典系列”的书目选择，虽偏重19世纪作品，但时间跨度巨大，最早追溯到荷马时期。打开眼界，放下“西方中心”的身段，选入李白、杜甫和王维的诗，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沈复的《浮生六记》。整个系列的选题，透露出“不怕你不读”“不会浪费你的阅读时间”的自信——不选奥斯汀那些反复被BBC拍成高收视率的出名作，选她早年《漂亮的卡桑德拉》。放弃契诃夫《凡尼亚舅舅》《海鸥》或《樱桃园》这类标配，也不选被名家们反复评述的《抱小狗的女人》，挑了篇不冷不热的《醋栗》，短短的一篇把被平庸消磨的人生写透了。不选安徒生创作成熟期写下的无尽诗意悲凉的童话，选的是他出道时一篇《打火匣》，作家受到《一千零一夜》和欧洲民间童话的直接影响，创造性地用没心没肺的孩子视野观察世界，以孩子的口气夸张讲述“眼睛有茶杯大的狗”，但又清醒地写尽金钱决定人生的残酷法则。爱伦·坡《泄密的心》写一个年轻人七次酝酿杀死一个老人、最终在第八次冲动时付诸实施，他的“自首”没有忏悔的意图，一颗扭曲疯狂的心远比杀戮的行为本身更恐怖。夏洛特·吉尔曼的《黄色墙纸》，是在男性沙文主义环伺下，女人艰难的“别样声音”，一个被夫权、被生育、被陈规俗见禁锢在糊着黄色墙纸房间里的女人，她逃出封锁的唯一办法是疯掉。《黄色墙纸》里杜鹃啼血的哀鸣和凯瑟琳·欧弗拉赫蒂的《一双丝袜》遥相共鸣，《一双丝袜》是女作家晚年的一个超短篇，短而浓烈地缩影了一位女权主义文学先驱经历的坎坷写作岁月。
冷门作品有没有含金量？既然有“长销”的野心，多少要有点底气，毕竟，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以艾米莉·勃朗特的诗集《黑夜在我身边降临》来说，写出过《呼啸山庄》的她，也是个天分和造诣都很高的诗人，但读过《黑夜在我身边降临》的读者则很少。在“触屏阅读”成风的时代里，出一本冷门诗集，听上去是疯狂的小事，但这么一本看起来不合时宜的诗歌册子，却在实体书店和网络渠道上了畅销榜，而且是全套“企鹅小黑经典系列”中、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获得最高评价的一本。这让出版人西蒙·文德感到特别欣慰，他说，非凡的文学作品无所谓经典和冷门，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它们注定能找到很多读者，因为“每个人都喜欢重新发现经典”。正是存在于读者中的这种强烈欲望，成了涌动在“企鹅小黑经典系列”内部奔涌的生命力。
黑塞曾说：我们的目标不是互相说服，而是互相认识。这句话用来形容“企鹅小黑经典系列”和读者的关系，也许是最妥当的。
没有谁能离开经典
80本“企鹅小黑经典系列”和更大范围的至今在不断重印的经典文本，让我们再次面对卡尔维诺提出的设问句：为什么读经典？当然，他的自问自答时至今日也成为经典。卡尔维诺是作家中的作家，更是书评人中的书评人，他点评作品，摆脱时代和作家个体的局限，捉住了文学根本脉络的问题，在时间的压缩和延伸中建立起文学史的立体坐标系，他在《为什么读经典》中的书写，仍然能完美地解释今天读者面对“企鹅小黑经典系列”的热情：文学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历史进程，而是变化的、迷宫般小径分岔的花园，古典和现代并置交叉，不读够古典，不足以语现代。
卡尔维诺被视为后现代的旗手，但他内心很明白，古典滋养了他，既是他的起点，也是他的憩息所。他带领我们到源头去看问题，沿着时间轴读文学史，不断遭遇断裂和离题，文学的版图宛如一张花样百出的织毯：荷马、维吉尔和但丁，这三人的线性继承确立了正宗正统的严谨古典主义派系；夹在维吉尔和但丁之间的奥维德，是现代派的宗师；普希金受奥维德的启发，写下浪漫主义的华彩；被浪漫主义滋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成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奠基人。另一位浪漫主义的传人纳博科夫，则创造了登峰造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如果我们再接再厉地排查契诃夫的门徒，竟然发现了伍尔芙、福克纳和卡弗。诗人黄灿然点评《为什么读经典》时，有过一番“神评论”：“沿着后现代主义顺藤摸瓜，是前古典主义，追溯殖民和后殖民文学，要碰上笛福；去敲敲帕斯的窗子，开门的是庄子。”对现当代作品的阅读，必将把我们引向更深广的经典。
卡尔维诺谈经典、推经典时，很贴心地照顾到当代读者的偷懒心理，介绍色诺芬的《远征记》时，直言哪些章节不必读，哪些段落要精读；介绍福楼拜时，不谈《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这些长篇，选择短平快的《三故事》，一晚上能读完，甚至建议实在没耐性的读者，最后一篇《希罗底》不读也罢，专注于《一颗单纯的心》和《圣尤里安传奇》就好。
如今，80本“企鹅小黑经典系列”的出版思路，未尝不是继承卡尔维诺的“选段摘读”策略，每本书小而薄，是对原作层层筛选后摘要的节本，让新读者不必因为面对原作大部头的超长文本望而却步：对达尔文和《物种起源》的了解，从《一场蝴蝶雪》开始；从《十日谈》里选一则《罗西太太和牧师》，读完《无神论者的弥撒》再决定要不要挑战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这个看图、看八卦的时代，要谈文脉、谈传承，迫在眉睫的现实主义策略是用相对低廉的价格创造一两个小时的愉快阅读体验。
“经典”这两个字的背后，是巨大的等待被消除的误会。法国“新小说”健将之一米歇尔·布托在美国教书时，老是被问起对左拉的看法，他烦不胜烦，因为他从没读过左拉，于是他痛定思痛去读《鲁贡玛卡家族》系列。结果他发现，左拉的小说与他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那是一个神奇的宇宙，自成一个体系，令他着迷，为此他写出一篇精彩的文艺评论。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讲述的这个例子，绝妙地呼应着“企鹅小黑经典系列”在今天创造的阅读时髦。当我们读经典、说经典、道经典时，不妨做一次文抄公，借用卡尔维诺经典的语录解释《共产党宣言》为什么成了畅销榜的冠军——
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道听途说，以为懂了，可当我们实际阅读时，发现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经典作品把当代的噪音调校成背景轻音；经典作品哪怕在当下是格格不入的，它也坚持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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