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数百位学术大家、文化名流以及政经、传媒、公益等领域精英人士共聚一堂，与全球网友一同见证这一顶级文化盛典。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著名作家冯骥才等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承的杰出人士，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电视剧《清平乐》、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戴老师魔性诗词课》、凯叔讲故事·国学系列音频等项目获得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24部学术著作获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本届国学大典增设的国学新秀奖则由10位优秀青年学者共享殊荣。而最受瞩目的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则被授予两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许倬云与陈来。
刘钊教授接受凤凰网文化独家专访
获得国学成果奖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钊先生在颁奖典礼现场接受了凤凰网文化的独家采访，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文化：刘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获得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请谈谈您对于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的认识，以及您觉得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有什么意义。
刘钊：我是第一次参加国学大典，但是前面几届我也都关注了，因为我们中心的裘锡圭先生、汪少华先生前面都得过奖。这个由凤凰网、岳麓书院以及敦和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活动，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每一届都把国学研究中最精彩的成果、最优秀的人物选中，可以看出是非常的公平、公正。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倒不一定说明我这个成果怎么优秀，我想是跟当前形势有关，就是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冷门绝学的研究。所以，我大概因此侥幸获得了这个奖。
凤凰网文化：刘老师，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您也知道，新冠疫情比较严重。世界的格局在这样的局面下应该说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根据您的研究和您的认识，您觉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还有哪些价值或者哪些意义是我们现在值得去借鉴的？
刘钊：中国传统文化，像国学中的重要价值当然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就是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疫情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所以，像我们传统思想观念中“和”的思想就很能说明问题。“龢”字在甲骨文里就是一个编管的乐器，各个管各司其职，只有协同了才能发出好听的声音。从一个家庭来说，我们经常说家和万事兴。以“和”字开头的汉语词汇特别多，如和和美美、和和睦睦等等，还有和谐、和调、和同，等等。既然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和”的观念就很重要。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个在“和”的观念中也很关键。就是说你要先承认不同，不同之中“和”才会起作用。所以，世界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有不同的历史，我们先要承认这个不同；在不同中找“和”，也就是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能相向而行、协同发展。关涉到新冠疫情，就是需要全世界协同作战，共同抗疫才行。
凤凰网文化：刘老师，您讲得非常好，包括您刚才讲到“和”的观念也是从古文字里谈起。现在对于国学研究来讲，古文字作为一种新材料，以及我们从读书开始，读书必先识字，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研究里用到的字形，其实可能在古文字应用里面也都是有问题的。您觉得您所从事的古文字的研究，对于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研究的进一步推动，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或者说它有什么更重要的意义？
刘钊：因为这个古文字是用汉字书写的，而汉字记录的是汉语，古文字又是汉字的最早期的形态，可以说它记录了中国早期的思想观念。因为古代没有语言、声音流传下来，我们要了解古代只能通过文字。设想如果没有文字，我们对古代恐怕就一无所知。另外，文字它是跨时空的。一个国家方言很多，但是因为有共同的文字，所以交流、沟通不受影响。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早期的思想文化，只能通过文字。在古代，小学是作为经学的附庸存在的，要读懂经，要先熟悉小学，要先认字。我们研究古文字也是如此，先从形体入手，知道它是什么字，它的形音义，然后才能研究、了解、熟悉它记录的内容，文字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持续的过程。文字记录了中国历史，尤其记录了早期的中国思想观念，所有的历史事件等等。所以，我们不仅要熟悉早期的文字，而且通过研究，把记录在文字背后的内容进一步掘发、阐释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古文字研究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凤凰网文化：您能不能从古代的经典中或者说是您比较熟悉的语句中选一两句分享给大家呢？
刘钊：一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还有一句可以说是跟现在形势也有关，这几天网上都在热议社会学家李毅的事件，他把新冠疫情中美进行比较，认为美国人少死得多，中国人多死得少，所谓死得少相当没有死，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人要爱同类，哀同类，这是人之本性应该具备的。不应该因为死得少，你就把这个数字归零，所以孟子这句话很具有现实意义。
凤凰网文化：本届国学大典的主题是“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请问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看法？
刘钊：“致敬国学”很好理解，前面我也说过，国学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国学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它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渊薮。所以，我们应该持有敬畏之心，这就是致敬。谈到“继承创新”，首先我们要研究透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文化，然后从中发掘出宝贵的内容。古人讲做学问都要经世致用，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把国学的阐释跟当前的形势相结合，发挥当世的作用，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让国学中的宝贵财富造福与当下，这样才有用，也非常必要。还有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要进行创新。还有重建斯文，我们现在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但在精神领域，尤其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方面，很多工作做得还不够。所以要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正好之前我看到中宣部联合八部委已经出台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这也标志着国家和政府对这方面工作的重视。昨天我看新闻还有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校园”的活动，也跟“致敬国学”有关。总之，从当前形势看，我们研究国学的人面临着非常好的发展形势。
凤凰网文化：刚才您也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一方面是要传承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于我们人文学科的研究来讲，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但是，老是固步自封或者是向后看也是不行的，我们肯定也需要在研究中创新，您认为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去突破？
刘钊：创新可以从多个角度说，一是我们研究的国学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里边当然也有一些糟粕需要我们扬弃。另外，我们怎么把古人的这种优秀的文化，而且可以适用于当今的一些思想、一些理论、一些阐释加以总结和归纳，运用于当今，赋予其新时代的意义。同时，我们要避免一些不好的倾向，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学国学，有时会有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我们既要传承创新，同时也要非常警惕，始终保持对国学的敬畏，避免一些唯利是图的倾向和歪解胡批的现象在这其中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包括专业的研究和普及的工作都要把握住正确的方向，避免走偏。
凤凰网文化：您作为本次国学成果奖的得主，您的学术生涯一路走来肯定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非常想听您讲一讲在您的治学生涯中有什么人，什么书，什么事情对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刘钊：我本科是学考古的，后来走上了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的道路，这也几十年过去了。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看的书当然很多了，对我影响很大的书也非常多。从我这个专业来说，像我们专业中的一些经典著作，比如像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还有像林沄先生的《古文字研究简论》，还有像郭在贻先生的《训诂学》等，都曾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为我的学术发展和前进道路指明了方向，奠定了路数。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人，我想那就是裘锡圭先生。裘锡圭先生就是我们单位的人，裘先生被我们认定为是我们单位的“学术核心”和“精神领袖”。裘锡圭在我看来是一个在学术上非常纯粹的人，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学术，而且一切以学术为依归，不光是学问做得好，同时做人的底线也比一般人要高。所以他始终是我学习和追慕的榜样。但是一般人很难达到裘先生的高度，只能心向往之。
凤凰网文化：刘老师，您谈到您本科是读考古学，后来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西学东渐”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有比较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我们本次国学大典的主题也有一个关键词叫“文明互鉴”，就是西和中的沟通和交流，那么，对于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国学研究来说，您认为它的意义是什么？
刘钊：“文明互鉴”的问题，我想跟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关系。实际上世界上自源的早期文明有很多地方可以互相比照。像关于文字的起源，我们谈中国文字的起源经常是以世界文明中其他文字的起源来作参照系。在同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都有类似的一些比较接近的发明和相同的一些思想观念。就是说人类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自然地、自发地产生类似的思想、观念和类似的发明，这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战国时期，也就是西方的轴心时代，产生了那么多学问家、思想家，同世界上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和文明都可以进行很多比较。所以，我们研究国学绝对不能固步自封、胶柱鼓瑟，这是不行的。包括研究文字、思想观念、历史等等，实际上中国的也就是世界的，要放到世界范围之内，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这样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宏大的、比较正确的结论来。
凤凰网文化：您作为国学成果奖得主，我们后辈也非常想听一听您在治学过程中觉得有哪些方法、经验以至于说有些小的教训之类可以分享给我们？
刘钊：谈到学习方法，这个就卑之无甚高论了。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治学方法，犹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像我研究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这个学科，，它主要涉及到三个一级学科，就是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所以，我这个专业实际上是一个边缘学科。这个学科实际上的研究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考据性的、实证性的，通俗地讲，就是不讲虚的，全是实的。所以，采取实的方法才能说得到接近事实的真相。我们经常运用的就是王国维提到的“二重证据”或后来的“三重证据”。谈到经验也很难讲，我非常推崇裘先生说过的一些话，比如说“治学要严谨”，然后是“待己严，待人公平”“做学问不能欺骗别人，也不能欺骗自己”。这些是裘先生经常提的话。说到教训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做学问要尽早养成自己收集资料的方法和习惯，要及早培养好适应自己的一套学问路数。我在从学早期可以说就做得不太好，很晚才打好这个基础。另外，尽量少承担行政工作，这个对做学问影响太大。这是我的一点经验教训吧。
*本文系凤凰网文化独家专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采访/陈岘，整理/杨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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