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第一笔10万元的林权贷款后，开办了一个小型木材加工厂，三年赚了快50万，”浙江省丽水市花桥村村民马上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两年多来，我们村贷款230笔，总计1838万元。不少村民都通过林权抵押贷款致富。”
作为浙江省的欠发达地区，丽水有着“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区位特征，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左右。以花桥村为例，平均每户拥有林地面积72亩，户均资产价值在20万元以上。
此前，农村林权却难以成为有效抵押物，加上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丽水同时存在农民“贷款难”和金融机构“难贷款”的问题。
为解决农村发展资金难题，丽水市从2006年就开始探索农村资源资本化的路径，产生了一套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核心，通过对村集体、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集中授信，将抵押物内部处置的模式，解决农村抵押物评估、交易、变现及存储的难题。
经过近10年的农村金融改革试验，2015年丽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635元，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元到逆转为高于平均水平3000元。
据人行丽水中心支行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0月末，丽水市“林权”抵押贷款累计发放169.7亿元，余额52.9亿元，接近全国的十分之一，平均单笔贷款金额10万元，不良率仅为0.13%。
难题仍然在抵押品的流转处置上。虽然有专门文件支持，但当不良发生时，即使金融机构拿到了抵押品——几亩林地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也很难对抵押物进行拍卖。因此，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林权抵押物的处置。
为解决抵押物处置难题，丽水探索出由财政出资、商业机构、行业协会以及村级互助组织为农户提供担保，农户以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对担保方进行反担保的机制。由此贷款主体的信用级别提高，相应地银行贷款风险也得到控制。前述花桥村村民马上德正是利用这一模式取得10万元贷款。
具体而言，在这一机制下，当农户违约时，惠农担保合作社用担保资金归还银行贷款，而农户则需要将其林地的经营权流转给惠农担保合作社，合作社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村级内部流转。当贷款农户能够还款时，可以再次赎回其原有的林地。
以上垟镇为例，2014年3月26日，龙泉市农村信用社上垟分社和上垟镇花桥村合作，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村级担保组织“惠农担保合作社”。惠农合作社注册资金作为本行政村村民的贷款担保保证金存入农村信用社，实行封闭运行。
据花桥村村委主任郑自友介绍，“惠农担保合作社”的性质是民政局登记下的非企业法人，其不以营利为目的，手续费主要用于合作社管理人员的误工费、工本费及入股者资金的适当利息。
其中，农信社根据村庄的整体评级，给出一个整体的授信额度，村级担保合作社按照整体授信额度的十分之一自筹担保金。如花桥村就自筹担保资金60万元，农信社则一次性对花桥村授信最高600万元。
“花桥惠农担保合作社还利用每年资金盈余成立了风险补偿基金，每年5万元左右，假如发生不良，合作社会首先使用风险金还款，”郑自友说，“此外，政府也出资成立了风险补偿基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惠农担保合作社会根据每位申请村民的拥有经营权的林地状况，给予不超过林地价值50%的贷款。在为本村农户贷款提供担保时，按照担保贷款金额的1.68%(年)收取手续费。但申请了担保的农户在向农信社贷款时，利率只在基准利率上浮20%。据农信社工作人员介绍，2015年惠农担保贷款平均年利率为4.46%左右。而直接进行抵押林权贷款的农户，贷款利率则多在基准利率上上浮80%到140%不等，年利率在7.8%以上。如果年贷款10万元，前者需要的利息与手续费费用为6000元左右，后者利息至少为8000元。
花桥村惠农担保合作社成立至今，已累计为农户贷款担保230笔共计1838万元。截至2016年10月，丽水市龙泉县已成立13家“惠农担保合作社”，为农户贷款担保897笔共计8328万元，农户贷款不良率为零。
“同村的林权因为知根知底，都很好转让，也不会发生太大冲突。如果发生不良，首先同村拍卖，或流转给村里的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郑自友说。
“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可以把抵押物处置风险外化。一旦发生违约，由担保方直接代偿，而林权也流转到担保方进行内部处置。”一位参与林权抵押贷款金融改革的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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