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中的新情况：
一、农村青壮年人口的空心化
中国的农村拥有近9亿农民,18亿亩耕地,长期以来存在着土地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人多地少一直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伴随长三角、珠三角地带工业城市的兴起,青壮年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不断提高,以隆回县石门乡为例,该乡总人口37140人,总劳力16342人,2000～2002年的劳动力转移率分别是61.5%、62%、63.7%。2003年以后,该县其它乡镇的劳动力转移率更高。羊古坳乡牛形村八组,全组共有人口200余人,青壮年劳动力50余人,2007年夏在家务农的20～50岁的中青年劳动力仅仅有2人,按照村里人的说法,死了人都抬不出去,劳动力缺乏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首先反映在土地抛荒问题的出现。在羊古坳乡,丘陵和山地当中耕种条件较差的田地基本上已经无人耕作,处于荒废状态。即便是耕作条件较好的平原和盆地,可以种植双季稻的土地普遍只种一季中稻。其次中老年人承担了绝大部分农活。在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土地耕种的责任落在劳动能力较弱的中老年人身上,他们承担着支撑农业体系的重任。然而随着这部分人年龄的增长,其劳动能力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农作物机械收割率的提高事实上也反映了这种走向,整个农业体系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即使政府废除了农业税,广泛的提供了良种补贴、耕地补贴、农业机械补贴,但这依然无法与外出务工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相比,种田仍旧缺乏吸引力。过去的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今天已经成为土地抛荒问题,以至于有些乡政府不得不成立制止土地抛荒领导小组,以防止问题更加严重。
二、发达城市的经济向外辐射,回归经济的得到发展
大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导致投资和生活成本增加。房地产价格的不断升高,削弱了大城市的竞争力。城市规模的扩大还带来城市交通成本的高涨,不仅体现为交通费用的提高,还表现为花费在交通上的时间大量增加,据估计,上海上班族平均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不少于两小时。一系列的原因都导致了城市部分资源开始向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动,笔者在羊古坳乡的调查发现,近年来从沿海发达地区来此发展的人不断增多,从事的行业范围广泛,有木材加工业、皮鞋制造业、纺织业等等,个别行业已经形成规模,为当地提供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回归经济开始兴起。早年到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村人员中有不少人创业成功,拥有了一定的投资能力和技术力量。这部分人在一些地方政府有意识的引导下,出于对故乡的感情和熟悉的投资环境,将部分投资项目放在家乡,回归经济因此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2003年至2006年,湖北枣阳近10万打工大军中先后有5000多人回乡创业,涉及服装、建筑、电子、养殖等领域共58个项目,总投资2.5亿多元。其中,投资1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29个,投资总额达8000多万元,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可新增产值3.7亿多元,新增税收3500多万元。与资金回归同步进行的还有技术回归,永州双牌地区的竹制品产业就体现了这一特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双牌的竹制品产业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大多采用手工操作的方式来生产。产品的产量小,附加值低,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也不高,基本上只是满足当地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外出务工者在掌握了先进的竹制品加工工艺后,回乡后创办了大大小小的数百家竹制品加工企业,带动了2万多人从事这一行业,有效利用了双牌地区的竹子资源,衍生出了一条竹制品的产业链。
三、农村发展中的行业宗族化和地域化
宗族观念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江南地区农村地区的宗族观念尤为突出。一段时间以来,农村出现了的宗族观念复苏的迹象,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农户家中神龛上供奉主体的变化,九十年代中后期,各家各户神龛上摆放的神明是多元化的,主要有毛泽东画像、先祖照片、家训等等。但是近年来盛行的却是在神龛上供奉本宗先人,追溯自己的家族渊源。以笔者调查的隆回县为例,该县有王、陈、彭等主要姓氏,多数居民供奉着诸如：本宗太原王氏、本宗颖川陈氏、本宗陇西彭氏。有条件的家庭以镀金牌匾布满神龛,经济较差的家庭则请人写在红纸上。与之相伴的还有修家谱、寻宗、祭祖等观念的复兴。由于各地政府对发展本地经济文化时主打地域文化牌,不自觉地强化了地域观念。大城市中同乡会等组织开始恢复,同乡之间的联系加强,老乡关系成为经济关系当中一个极具分量的成分。广东碧桂园集团崛起的过程中,香港的李嘉诚等潮汕籍富商就曾积极予以扶持,大量购入该公司股票,成为该集团迅速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在乡村社会当中,由于信任层次较低,行业发展与技术传播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宗族化色彩。笔者了解到广东珠海的废品收购业以隆回某乡刘姓家族为主体,旁人很难插足；六都寨镇的黄金首饰加工行业掌握在陈氏及其相关亲戚的手中；广东东莞大朗镇的衣服烫染技术则在王氏家族中传播；尤为突出的是新化的打印、复印业务,以同乡和亲属为纽带,业已遍及全国高校。
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最具有革命意义的是乡村公路的路面硬化工程。从2006年开始,湖南省政府开始给予乡村公路硬化以相应的资金支持。随着政府补贴力度的加大,农村建设水泥公路的热情空前高涨,以隆回县七江乡南冲村为例,原来该村是离省道较远的偏僻山村,通村公路的建设拖延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到2006年底仍未完成路基的铺设。但在湖南省交通厅承诺给予乡村公路每公里水泥路面12万元补贴的刺激下,该村通过捐款、集资等方式筹措了其余的款项,在短短的3个月间铺设了水泥路面将近10公里。这一工程的实施,直接的效果就是拉近了山村与主干道路之间的距离,原来需要步行近2个小时的山村道路,现在坐摩托车仅仅需要半个小时。而现在农村中摩托车拥有量是比较高的,隆回年鉴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该县每百户农民的摩托车拥达到了73台,这一数字仍在不断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引起了乡村社会的重大变化。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出行的欲望大为增强,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的重大变化。问卷调查表明：超60%的年轻人群体愿意到距离不超过1个半小时的地方消费和娱乐,与此前相比,中老年群体也认为交通的便捷将会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出行次数和活动范围。硬化乡村公路的建成,导致资源向区域中心市镇流动的幅度加大。原先发挥中心集市作用的乡村集市在不自觉中削弱了,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功能。一些以乡镇行政中心为主的在自然经济中形成的六边形集市消解,隆回金石桥镇周边的一些较小的乡村集市如韩家铺、孙家垅、刘家排、羊古坳、昌家铺层次降低,规模减小。在农村当中,乡村经济的发展便呈现新的六边形特征,形成了规模更大的中心集市。农村经济的运行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形成了与传统意义不同的经济区域,这种区域在范围上大于行政乡镇,又比县级地域单位要小一些,笔者将其称为次县级区域。
次县域经济的理论基础
1．施坚雅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施坚雅运用区位理论和“中心地”原则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考察区域内部构成及外部联系,提出了著名的正六边形结构。虽然存在着对施坚雅模式的种种批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模式是分析中国的乡村社会有效的理论框架。但是施坚雅模式在现代化建设的冲击下,其解释的客体乡村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变化,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水泥路面的硬化极大改善了农村的交通条件,交通工具的普及和私人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民众的出行更加便捷。其次是消费观念的变化,农民工进城引起了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受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消费观念趋向城市化,消费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导致了农村新地域结构的形成。2．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市场经济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在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中,资源不断向优势地区集中,这导致了农村资源向城市的集中。不过资源流动的方向也并非一成不变,当城市发展到相应阶段的时候,部分资源也就要回流到农村。一方面是城市发展的机会成本高涨,边际效益下降,政策优势丧失,另一方面经营成本如土地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却在不断提高。
3．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乡情结
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乡情结中有两个重要情结。一是安土重迁的情结,人不到迫不得已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俗语中把离开家乡称之为离乡背井,这是许多人宁死也不肯为的。二是光宗耀祖的情结。项羽在占领了咸阳之后,不建都长安而选择家乡彭城,他对劝谏的人说,“富贵不归故里,如锦衣夜行,谁人知之”。在这两个情结的促进下,文化上的关联可望转化为经济上的关联。
次县域经济的构成要件
1．城市化生活环境的营造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生活城市化的问题,城市生活提供的种种便利已经让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要他们再度回到农村继续原有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困难。因而可行的做法是提供类似城市的生活环境,即把中心集镇建设成为乡村中的小城市,令其成为农民生活和娱乐的主要场所。德国政府在我国山东的援助项目表明,要将农民留在土地上,必须要让他们在农村也能够获得和城市同等的收益,拥有相似的生存环境和各种城市生活所带来的便利,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农民入城的冲动。
2．乡镇小规模产业集群的形成
要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就要给他们提供就近就业机会。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鼓励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中心城镇转移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运输成本,但是可以降低企业的工资支出,减少土地成本。如果政府提供交通补贴鼓励企业转移,那就可以在农村形成稳定的就业。政府在规划产业横向移植时,应当注意要引导移入地形成产业集群,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次县域经济区形成的过程当中,没有产业集群,就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形成稳定消费,其中心集镇的地位也就不稳固。隆回县六都寨镇的发展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九十年代该镇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县办造纸厂的带动,其职工消费成为推动该镇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3．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从农村大量的解放劳动力并发展农村经济,必须解决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在中央确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经营权分散,这当然能够起到稳定农村社会的作用,但是并不能促进农业走上规模经营的道路。不改变土地经营权要实现规模经营就要进行土地流转。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农村人口出现空心化倾向,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为土地流转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土地流转的条件已经成熟。
4．宗族观念的现代化改造
宗族力量一直是影响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在新农村建设中忽视这种力量的存在是不现实的。宗族应当成为乡村经济发展,尤其是特色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在乡村社会信任层次较低的情况下,技术和行业在亲属之间的传播相对较为容易,江南农村中存在着大范围的同宗同族聚居的现象,宗族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地域特色经济的形成,政府所要做到的是引导小农意识向集体意识的进步,化小私为大公。当然,在发挥宗族纽带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遏制宗族组织的不良倾向。
5．方言区域与经济区域的重合
建设次县级经济区域,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区域内部的语言和文化联系。以湖南隆回县为例,其境内语言十分复杂,除汉语外,还有苗、瑶等少数民族语言。当地人凭语感把隆回汉语方言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新隆回话,以桃洪镇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隆回县境南部。一种是老隆回话,以六都寨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隆回县境北部。显而易见,同种方言之间的交流更加便利。即便是在普通话广泛推广的时代,乡村中的主要交流语言仍然是方言,因此我们在考虑次县域经济区的范围时,也应当把语言因素统筹在内,使用同种方言的区域应当尽量放在一个次县域经济区内。
次县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是一个全新的设想。笔者限于学术功底和理论修养,在理论体系的设计上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理论的最可贵之点,是在实践中反复完善和验证。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了上述设想,希望能够成为引玉之砖,引起学术界和基层政府对农村社会新变化的重视和研究。
本文为上海大学博士生创新基金项目,编号
作者简介：王安中,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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