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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开发华富基金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改革的要点


更新日期:2015-01-18 01:28:51来源:网络点击:226634

  金融改革要成功,需要重视配套改革,关注金融改革的顺序;用风险倒逼改革,需要注意前提条件;汇率市场化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持续的实际汇率高估的风险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政府治理和改革、中国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学。1986年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学士学位,1988年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业管理硕士(金融学),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前,魏尚进曾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顾问等职。2014年5月,他成为亚洲开发银行首位华人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现阶段的金融改革有五个要点。第一,金融改革要成功,不能只谈金融改革,而要重视配套改革。第二,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及其配套改革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第三,要避免金融危机,需要关注金融改革的顺序。第四,如果要打乱改革顺序,用风险倒逼改革,需要注意前提条件。第五,汇率市场化目的并非为了国际收支平衡,也不主要为了货币政策的自主空间,而是为了避免出现持续的实际汇率高估的风险。

利率来调节,也要用数量控制也就是信贷控制,金融价格和金融数量一起管。有人说这样缺乏市场性,要慢慢转向只用价格型工具进行管理。这个方向听上去很好,因为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主要依赖金融价格管理。但是,中国要注意的是,在实体经济中,有一部分借款主体对金融价格敏感度不高,尤其是很多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时,如果金融改革把“两把刀管理”变成了只有金融价格“一把刀”管理,原本实体经济中的扭曲,反而会在金融改革中得到放大,经济的整体效益反而会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改革要成功,一定要关注并且实施多项配套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改革等,否则金融改革效果会大打折扣。

GDP潜在增长率每年大约以0.18%的速度下降,多年累积将是一个很大的下降数字。假如当前经济潜在增长率是7.5%,那么10年以后就是5.7%,下降幅度还是很大的。

  如果其他因素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因素本身会使经济潜在增长率出现比较快的下滑。当然,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高低的因素很多,尤其是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来挖掘提高其他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人们常说的“向改革要红利”,就是要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便在投入不变甚至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假如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保持较好增长,还是可以抵消由于工作年龄段人口绝对值下降而带来的对GDP增长的负面影响。

  提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大部分学者、官员就会想到,可以通过鼓励企业创新或产业转型升级来达到。创新与升级固然重要,这里要补充的是,适当的金融改革,加上配套改革,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甚至在中短期内它比创新和升级更重要。

  金融及其相关配套改革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呢?答案是任何降低资源错配的改革都可以提高生产率。比如,在实体经济中,不同的经济主体,比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其获得资金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同等风险的情况下,它们获得资金的价格、利率也不一样。这就是一种扭曲。道理很简单,在同等风险情况下,如果对不同企业区别对待,后果一定是资本报酬率比较低的企业拿到的钱多,而资本报酬率比较高的企业拿到的钱少。换言之,在整个经济过程中,同样100块钱资金,在对不同的经济主体做了歧视性对待之后,得到的总产出就一定低于没有这种歧视下的总产出。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总产出和总投入的比例。

  反过来就是说,任何改革,比如金融改革还有国企改革、地方政府行为改革,都会通过降低在资金配置上的扭曲,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升级不是唯一的途径,金融及其配套改革也是一条重要途径。

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普遍认为,一个好的货币政策,应该有一个浮动的汇率制度来支持。

  但是,从金融危机传播这件事情来看,不同国家的名义汇率制度安排,对一个国家能不能抵御或避免受到金融外部冲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Guillermo Calvo与Carmen Reinhart的一篇论文《浮动汇率的恐惧症》指出,一般发展中国家既害怕本国货币升值,因为这会影响出口;也害怕本国货币贬值。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到国际资本市场借钱,一般只能用外币来借。如果本币贬值,就会造成企业或者政府债务的负担增加。一个国家既担心本币升值又担心本币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浮动的名义汇率制也无济于事。比如,如果美国金融政策有变化,这些国家就有必要跟进。美国货币放松,本国也要QE,才能避免本币升值;美国货币要收紧,本国货币也须收紧,才能避免本币贬值。

  这样的逻辑后来又被伦敦商学院的Helene Rey教授发现,她指出“三元悖论”不存在,变成两难,但视角跟我们不一样。她认为需要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其资本在境内外流出时的相关关系。她发现,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时点,可能有的时候是资本流出,有的时候是资本流入,但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流进流出的形式、大小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基本和本国的名义汇率制度安排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灵活的名义汇率制度并没有太多地改变一国受外部因素干扰的状况。

  那么灵活的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能不能带来自主的货币政策呢?在争取本国自主的货币政策时,资本管制和浮动汇率到底哪一个更有效?笔者和同事曾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把货币政策的变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每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基本面,为了防止通胀、防止经济疲软或是过热的需求而制定的货币政策;另一部分是除了受本国基本面因素决定的货币政策部分之外,货币政策还会受制于美国政策的部分。我们主要是检验不同国家的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到底会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受制于美国政策。结果发现,名义汇率制度基本上没有带来所谓“三元悖论”通常解释的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好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能给一个国家带来自主的货币政策。反过来资本账户管制,往往可以给一个国家带来比较多的货币政策自主空间,使得本国的货币政策可以基本依据本国的宏观经济需要来制定,不受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除非碰巧这个国家的基本面变化和美国的基本面变化正相关,这样这个国家的政策与美国的政策才会有相关的关系。否则,如果存在资本管制,本国货币政策就比较会有自主权,所以此时只需要关心本国国内的基本面就可以了。

  汇率市场化很重要,但是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也不一定能够赢得货币政策的自主空间。其主要目的应该是避免出现实际汇率的高估。纵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历史可以发现,如果实际汇率出现大问题,大多并不是因为实际汇率低估,而是因为实际汇率高估。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灵活性的名义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会出现实际汇率高估,而不是低估。高估的实际汇率水平再加上劳动力制度的僵化,往往就会出现经济负增长乃至危机。中国目前没有明显的实际汇率高估的现象,所以,我们应把握时机进行汇率市场化改革,避免某一天陷入实际汇率高估的困境。

(责任编辑:DF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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