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侠女志在四方，丈夫儿女却在家乡
1896年，秋瑾结婚了。
这一年，清廷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元气大伤，慈禧派出李鸿章一行人赴美访问探索治国方法，孙中山因为广州起义事泄失败正流亡海外，徐锡麟还在家里关门读八股，离戊戌变法还有两年。
而这年，秋瑾才21岁，从没远离过浙江和家人的她，奉父母之命嫁给了湖南双峰县的一户富商王氏，丈夫是比她小4岁的王子芳。
1.
两人结婚后住在湘潭，王家在湘潭等地开设不少当铺，时人描述“积资巨万”，据说王家的婆婆还直接分了湘潭城内的一家钱庄在秋瑾名下，来表达家族的阔气，以及对儿媳妇的欢迎。
然而对于这桩婚姻，秋瑾却始终不满意，王家是她的父亲在湖南当官时相中的，自己毫无感情，嫁过去以后，她陆续写了很多怀念家人的诗，一首比一首凄惨，声泪俱下，“昨宵犹是在亲前，今日相思隔楚天”、“独上曝衣楼上望，一回屈指一潸然”……尽管如此，结婚的第二年，秋瑾和王子芳就生下长子王沅德，过几年又生下一个女儿王灿芝。
1900年，王子芳斥巨资在北京买了个户部主事的官职，夫妻俩双双北上。
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比如吴芝瑛。
吴芝瑛来自于一个诗书世家，父亲吴康之当过官，后来弃官办学，叔父吴汝纶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曾做过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后来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芝瑛在京城文化圈也很有名，据说慈禧太后都很欣赏她的书法。
吴芝瑛的书法
秋瑾和吴芝瑛相熟，是因为两人的丈夫都是户部官员，家又住得近，两人几乎每天都见面，一来二去，后来还结拜姐妹。通过吴芝瑛，秋瑾后来又结识了京师大学堂的日文教师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这位夫人对后来秋瑾留学日本起了关键性作用。
2.
在大城市北京生活，让从小性格倔强的秋瑾，第一次感受到男女平权思想。联系到自己身不由己的婚姻，她的反应格外强烈。她写过一首诗《谢道韫》，后来的学者们多认为秋瑾是借诗“可怜谢道韫, 不嫁鲍参军”，来隐喻自己和丈夫王子芳的错位婚姻。谢道韫是大才女，却嫁给了“天壤王郎”的王凝之。秋瑾面对王子芳，大概就有点秀才遇草包的心态。
秋瑾的家族，从父亲到祖父，都是以读书人身份进入官场，秋瑾从小也跟着兄弟姐妹们读书习艺，接受书香文墨熏陶。而王家世代经商，从卖豆腐发家发财，后来开当铺，连做官都是买来的。在秋瑾看来，王家再有钱，也不过是没什么文化气息的暴发户。
事实上，王子芳其实也不完全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是王家最小的儿子，曾在长沙岳麓书院读过书，只是很早就辍学不读了。而且他可能长得还有点帅，是阴柔挂的。据秋瑾的同乡陶在东描述，“子方（芳）为人美丰仪，翩翩浊世佳公子也。”服部繁子对秋瑾丈夫的第一印象也还不错，长得很年轻，白脸皮，“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第二印象依然是那样，“一见面还是那么腼腼腆腆的，有话想讲，又吞吞吐吐地讲不出来”。
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温顺”、“可怜巴巴”，让秋瑾始终没有跟王子芳提出离婚。在服部繁子的记载中，秋瑾曾经跟自己抱怨过丈夫王子芳，说的却是“我的家庭太和睦了”，她说，“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甚至有厌倦的情绪，我希望我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
这种不满和厌倦，到了后期大概还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因素，当时社会上倡导变法维新的思潮正劲，秋瑾大为触动，她甚至想感召自己的丈夫一起参与改革变法，而王子芳不为所动，夫妻俩从思想到行为开始走向分歧。尽管如此，此时的秋瑾还没有动过跟丈夫决裂的念头。
她最出格的“叛逆”，不过是开始痴迷穿男装，她还把曾经穿戴过的裙子、绣花鞋送给吴芝瑛，说是改穿男装后，这些女装没用了，送给她做个纪念。
3.
秋瑾在日本时，曾写信记述过她在北京的一次离家出走，后来被认为是她彻底跟王子芳分道扬镳的开始。
据说是一年中秋节，王子芳让秋瑾在家中做饭，说要招待客人，结果他却被朋友拉去逛妓院、喝花酒没回来。秋瑾左等右等等不到丈夫，觉得在家也无所事事，于是带上小厮，改穿男装，到戏院里看戏。结果回来就王子芳发现了，认为她不守妇道，动手打了她。秋瑾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住进了旅店，后来经过朋友调解才又回到家中。
从这次争执以后，夫妻间的矛盾越发暴露出来，秋瑾一心扑在新学和社会改革上，越发看不惯混在官场苟且度日的懦弱丈夫。她还跟陶在东表达过自己对吴芝瑛夫妇伉俪甚笃的羡慕，每次说到这个话题，都痛心不已，声泪俱下。发展到后来，两人的争执越来越多，不少同乡好友都来调解过，比如陶大均、陈静斋等人。直到连好友们也调解不了，秋瑾和王子芳到后来竟然相约分了家产，各自为谋。
秋瑾（后排左起第二）与绍兴明道女校师生合影。
秋瑾后来去日本留学，很多记载是说丈夫王子芳反对，她只好变卖首饰自费前往。变卖首饰可能是真的，但丈夫反对，其实不然。
秋瑾在北京四处参与革命活动时就需要花钱，跟王子芳分家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这个，她在去日本前还救助过一个被关押的维新学生王照。与其说是丈夫不给钱，倒不如说是因为了解妻子花钱无度。
1901年冬天，秋瑾父亲过世后，王家和秋家还合办过一个钱庄，可惜第二年年初办的钱庄，年末就倒闭了，按秋瑾的弟弟秋宗章的解释是，钱庄的经理卷钱逃跑了，而姐姐秋瑾深明大义，最后放走了已经被县衙抓到的经理。
何况，秋瑾之所以能去日本，王子芳还特意找服部繁子求过情。
据服部繁子的回忆，秋瑾一向憧憬去美国，后来却改变主意想去东京，她和丈夫都不太赞成，他们认为美国更适合思想激进的秋瑾。直到1904年6月，服部刚好要带孩子回国，王子芳突然来访，也才有了服部繁子第一次看他“可怜巴巴”的印象。
服部繁子后来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场景，说王子芳“惶恐而又害羞”地请求她说：“夫人，我妻子非常希望去日本，我阻止不了，如果夫人不答应带她去日本，她不知如何苦我呢，尽管她一去撇下两个幼儿，我还是请求你带她去吧！留学也好，观光也好，任她去吧。要是留学，在日本我还有三、四个朋友，可以托他们照顾，不会给夫人添麻烦的，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的。与其让她跟别人去，不如拜托给夫人更使我放心。我知道服部先生在日本是大学者，我感谢他帮助中国办新教育，我也钦佩夫人的仁慈，为中国的女子教育竭尽自己的力量。带她去吧！请夫人考虑。”
6月28日，秋瑾正式出发前往日本，王子芳带着一双儿女前来送行，这是服部繁子最后一次看到秋瑾的丈夫，在永定门车站，“丈夫面带哀伤，发辫在风中吹得零乱，看着更让人痛心。可他还象一般丈夫应做的那样，提醒秋瑾一路保重，到日本后来信。两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忍心离去的母亲。”
4.
在日本，秋瑾彻底走上革命道路，她的日程越来越繁忙，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回国参加光复会，办报纸、主持大通学堂……同时也跟自己的丈夫渐行渐远。
秋瑾回国后，“制月白色竹布衫一袭，梳辫着革履”。
她彻底跟王子芳决裂大概是在1905年，她写信给长兄秋誉章，信中大骂“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她听说王子芳另娶新妇，还说要是自己以后出了名，一定不让王姓加到自己姓名前，若出不了名，就跟王家打官司要赡养费。总之夫妻两人后来再无来往。
1907年7月15日，因呼应徐锡麟起义暴露，秋瑾于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年仅32岁。
秋瑾死后，家人因为担心政治风险，都不敢前往轩亭口收尸，后来悄悄迁葬，又辗转杭州等地，最终在1909年，由秋瑾儿子王沅德迁葬至湘潭昭山。
这一年，王子芳因病去世，史料记载其“奉汤药数月，哀伤过度，体渐消瘦……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
据说是王子芳的母亲感念秋瑾为王家生儿育女，同意让作为革命党的秋瑾跟自己儿子安葬在一起，所以安排王沅德前往接回。直到辛亥革命后，为了表彰秋瑾，湖南和浙江还争抢过烈士的墓葬归属，最终在部分同盟会成员的主张下，秋瑾墓最终移至杭州西湖畔。
值得一提的是，秋瑾墓地的几次迁葬费用，都是由王家负担的。
5.
至于秋瑾的儿女们，在她去日本后，王沅德被婆婆带回了湖南，王灿芝则由秋瑾托付给友人谢涤泉家，她走的时候，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7岁。
秋瑾就义后，谢家便把孩子送还给王家了，王家接到孩子的时候，王灿芝“衣裳褴褛，头发生虱”，据王灿芝后来描述，她在谢家时“吃饭也有一顿无一顿的，以致饿得骨瘦神疲，满身疾病。”
王沅德和王灿芝长大后，在秋瑾参加革命时的一些好友帮助下来到上海求学。
1928年，王灿芝赴美留学，27岁就考上纽约大学航空专业，攻读飞机制造及航空技术，3年后学成归国，作为我国首位女飞行员，后留在国民政府航空学校任教，为培养中国飞行员贡献力量。
而王沅德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南从事父亲家族的工商业，接管电灯公司、膏盐矿等，后来还捐资助学，开办新群中学。
很多年后，《上海妇女》杂志的记者采访王灿芝，问她母亲就义时，脑海中还有没有一点印象。
她答道，“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参考：陈晨编《秋瑾徐锡麟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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