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起几个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经济平台，能够吸引世界高端技术、高端的人才、优质资本进入，进入了不想走，中国有这个机会。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一些经济圈都具备这样的潜质
文｜《财经》记者 王延春
编辑｜王延春、苏琦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让西方“读懂中国”？
郑永年教授认为，讲故事也好，软实力也好，必须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塑造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话语，这种话语是否能够成为软实力，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这一话语必须让西方主流社会理解，也就是“读懂”；第二，这一话语必须让西方主流社会自觉接受；第三，西方主流社会不仅接受这一话语，还进一步认同和自觉地进行传播。
郑永年建议，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体系建立在西方实践经验之上，也能解释西方的实践经验，并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是这套西方的知识体系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实践经验。
因此，简单地用西方叙事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很难把中国故事讲好。要让世界读懂中国，就需要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知识分子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是需要去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时局下，中国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对此，郑永年提出着力打造新“三驾马车”：政府投入基础科研，企业进行技术应用创新，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投资支持。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通过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生产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未来十年，全球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要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而新的“三驾马车”需要可持续的开放制度和环境。“通过规制、治理、管理等制度开放以及观念、文化的构建，进一步促进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建立支撑自由包容的科研考核体系和吸引全球资本、人才和技术的嵌入式经济平台，真正发掘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魅力。”郑永年教授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
郑永年教授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其扎实的实地调研方式、独特的海外视角使其学术研究成果既扎根于中国实际又有国际视角，其学术研究在理论界和社会传播领域受到关注。
01
讲好中国故事
《财经》：做媒体将近30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我们知识界和媒体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如何防范讲得越多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郑永年：你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最近写《中国叙事》的重要动机。我们提出“讲好中国故事”“读懂中国”很多年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人家了解你、喜欢你，如果越讲人家越不喜欢，甚至害怕了，那讲故事的方式肯定有问题。
一方面有部分西方反华力量妖魔化中国，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反思如何塑造让西方主流社会认可的话语。我们多年来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化软力量”，讲故事也好，软力量也好，必须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塑造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话语，这种话语是否能够成为软实力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这一话语必须让西方主流社会理解，也就是“读懂”；第二，这一话语必须让西方主流社会自觉接受；第三，西方主流社会不仅接受这一话语，还进一步认同和自觉地进行传播。很显然，第一步就是要用西方主流社会易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如果不能让人读懂，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只有让人懂了之后，人家才会予以认同。
你们媒体就是软力量之一，很多媒体在全球各地都有记者站，传播的基础设施、传播的技术、传播的手段，并不比一些发达国家差，有的地方甚至还超过了，但是在传播效果上还不那么理想。如果我们越讲，人家越不懂，那么就表明我们讲故事的内容和方式有问题。我认为，西方传媒的影响力、软力量，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支撑。我们也需要这样一套知识体系，我以前写过一本小书叫《中国的知识重建》就是强调这个问题。
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很重要。西方近代以来这套社会科学体系建立在西方实践经验之上，也能解释西方的实践经验，并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是当这套西方的东西应用到中国来就麻烦了。我们还没有能解释中国实践经验的经济学、社会学。近代以来，中国实际上是从“读懂西方”开始的。那个时代，因为封闭、落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开国门，我们挨打，所以我们迈向开放步伐的第一步就是读懂西方。第二波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这波主动的开放也是从读懂外在世界开始的。我们用大量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做中国研究，但是西方叙事反映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这些都是建立在西方的实践经验之上，很难把中国故事讲好。因此，读懂中国，需要先解释中国，读懂中国的核心目标其实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当然，也不能讲极端。很多把读懂中国变成关起门来自己搞，自说自话，人家照样听不懂。西方知识体系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经历过宗教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等逐渐形成，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是开放包容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古希腊文明、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包括东方文明等融汇一起，在开放状态下塑造起了自身的知识体系，正是因为西方在开放状态下塑造的知识体系，所以其他国家都能普遍接受，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要构建中国的知识体系，也要在开放状态下构建，以我为主，不排斥吸收其他知识体系。
《财经》：为什么当下需要建立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知识分子在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方面应该做哪些努力？
郑永年：我开玩笑说，我们的知识分子懒惰、不思考，采取拿来主义。现代化从西方开始，我们看到了西方的强大，那么包括中国，非西方世界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为西方成功了，其他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也应该西方化。所以“五四运动”前后，当时知识分子提出过全盘西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都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在这样一个总体判断下，构建知识体系就是把西方的这套知识体系引入，所以大家就采取不用思考的拿来主义。实际上，学习西方的知识体系没问题，但是实践经验要是自己的。在构建知识体系的时候，西方的这些方法是科学的，我们要用它的科学方法对自身实践经验进行概念化、理论化。所以我一直主张要用西方的科学方法，重新解释我们的实践经验。
费孝通、钱穆老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一直这样思考、这样探索，可惜后来中断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大量出国留学，宏观理论没搞清楚，中观的也没搞清楚，直接跑到微观了，发表很多文章。所以尽管我们是个论文大国，我们的学生在美国的顶流期刊上发表文章，但是很多的论文都是西方的命题、中国的证据。
因此，知识分子也即知识的生产者亟待独立思考，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
《财经》：搭自身的理论框架，否则只能在细枝末节里转，跳不出别人的框架。
郑永年：跳不出来。我们把自己关在了别人的笼子里。
《财经》：所以您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大兴研究之风，甘于坐冷板凳，把自己的知识体系从不同的角度搭建起来。
郑永年：这很重要，但是这需要制度的配合。我们现在知识分子面临的考核体系和教育制度实际上非常不利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我们认识到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但我们的考核体系要求把论文写在西方的大地上，这是矛盾的。
我们考核知识分子要求在国外发表多少多少论文。我在美国、欧洲、东南亚、新加坡都生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考核体制是多元化的，这样的考核体制能激发出新的思想，而我们还比较僵化，在一些领域追捧学术“大咖”，“大佬”们垄断学术，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不仅思想上画地为牢，实际上研究也是画地为牢，自我欣赏。
《财经》：这种环境不利于青年知识分子踊跃冲出来担当知识体系的建设者。
郑永年：是的，没有条件，首先框架是老人们定的，科学经费向老学者倾斜，自然科学、理论科学、人文科学都是一样，知识分子的帽子是一套行政评价体系，以“帽子”论人才。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提出教育不分阶级，有教无类。有教无类就是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研究面前也不能等级化，国家资源根据等级来分配，所以导致学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教授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知识分子哪有时间搞学问，有的博士生叫博导“老板”，就是这种考核体制的产物。如果这些体制的诸多细节不改，自主的知识体系没有那么容易做出来。
《财经》：西方的一些反华力量妖魔化中国制度，我们也对这些妖魔化中国的言论加以回击，但效果有待提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郑永年：实际上，美国挑起“认同政治战”已渗透进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中国不应跟随美国搞“认同政治战”，不要被牵着鼻子走，陷入互相叫骂的境地。我在《中国叙事》这本书里面提出三个回归，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我们在新疆问题，包括政治制度之争等，很多方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人家妖魔化我们，我们也妖魔化人家。我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妖魔化其他国家的制度，这不是爱国主义，这是害国主义。因此，西方政治人物和学者越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我们越要坚守基本事实，回归基本事实才能做到科学、理性。
《财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铁路桥梁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在人才教育、知识体系、文明复兴、文化环境等软实力方面亟待探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永年：的确，我们在硬基建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高速路、桥梁、高铁、港口、航空港等，包括新基建、智慧城市建设也都有了长足进步。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硬基建差不多了以后就要搞软基建，你称之为“软实力”，我称为“软基建”。软基建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还包括进一步提升人才教育、知识体系、文明剖析、科研生态建设等等，这些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一直说，基础科研很重要，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都是从0到1的基础科研。基础研究花很多钱吗？实际上，基础研究不用花太多钱，我一直说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而是自由密集型、兴趣密集型的，给研究者充分的自由，追求自己的兴趣，保障他们一份体面的生活就行了，这需要举国上下营造这样的科研生态环境、自由包容的人才机制，摒弃僵硬的赶鸭子似的考核体系。
《财经》：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现在中国社会多元，自然有多元的声音，当然也有各种平台让声音放大。相比十多年前，一种民粹主义的声音逐渐放大，如何防止这种风险？走向民族复兴的国民应有怎样的心态？
郑永年：的确，现在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声音那么重，自由派的声音变弱了。我反对极端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信相关部门是有能力管控的，让各种不同的声音平衡、多元。防止只有民粹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最响。如果不能管控好，中国故事就讲不全面，人家对我们也越来越害怕。我们不仅有“战狼外交”、民粹主义声音，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企业家群体期待国际关系友好，期待文明间的对话，寻找互通相容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的民粹主义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到最后都变成害国主义了。比如，前几年对民营企业家无端的人身攻击，有些平台一味追求流量，放大了攻击的声音。今年对民营企业，中央发文了，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
《财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是否构建社会道德体系是当务之急？
郑永年：近代以来，每一次科技、经济进步都会造成道德危机，西方也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我们“二十大”讲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我以前写过一本书《保卫社会》，由于在社会政策和文化道德层面缺乏有力跟进，中国改革成果也受到影响，也因此累积了社会矛盾。伴随着“精英寡头化”的是愈益严重的“下层民粹化”，社会需要防止失序危机。多年来，我呼吁“保卫社会”，调整政策思路，进行以社会改革为主的整体性改革，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让社会成员共享改革的成果。由于保卫社会的手段还不足，也就是说软基建远远不够。中国以前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产能过剩很严重，但社会投资还不够，包括医疗、社保、教育、环保、公共住房等方面。社会投资太少就导致制度没保障。
中国应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一个社会保护制度。当然不能像西方社会那种过度福利化，可以像新加坡那样既要有足够的社会投资，又防止自身成为过度福利社会。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的传承、文化的传承，很重要，我们是创造性继承，不是一味复古。每当经济社会动荡，社会道德滑坡，我们知识分子需要站起来，进行知识行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定要有担当，如果说中国道德堕落了，士大夫阶层要承担责任的。
《财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西方社会把法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很高的地位，法律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条规，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精神”，是调节社会生活的根本。如何建立中国人的法治精神？
郑永年：这个问题和道德力量联系起来了。我们一直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家人，民营企业希望是自家人，无论政策还是环境要从思想意识、道德体系上把民营企业看成自己人。前面我们说要建立软基建，第二块就是建立法治环境。民营企业就像一棵树，要让它好好生长，要给它浇水施肥，不要隔几天就去摇它一次。每出一个政策就摇它一回，企业家自然感到不安。
实际上，党的二十大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不仅亮明了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决态度，更传递出要用制度和法律的力量去落实鼓励、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信号。现在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不少，中央有“民营企业31条”，每个省市都出台多少条。如果法律替代政策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有希望了。政策往往因人而变、因时代而变，只有法律才能保证人做事的确定性、延续性和规范性。如今，中国人缺乏孟德斯鸠提出的“法的精神”，法律要成为每一个人的精神，把它注入到血液中变成道德体系的一部分，自发的体系的一部分，法律精神就能内化，法律的权威就能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内心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
02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机会
《财经》：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急剧变动下，应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结构性转型？
郑永年：经济方面，当然要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在不同场合提出了新的“三驾马车”：政府投入基础科研，企业进行技术应用创新，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投资支持。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通过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生产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新的“三驾马车”需要持续开放。如今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技术“卡脖子”难题的情况，中国需要高质量对外开放，尤其是更深度的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制、治理和管理以及观念文化进一步促进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真正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
另一方面，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从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用当年打压日本、打压德国的方式打压中国，但是华为的芯片有点突破，美国的政策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看实证的东西，不要看虚化的东西。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没问题，发展的基础和基本要素都在那里，开始错综复杂的环境倒逼出发展的韧性。当然，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困难中，这是每个转型国家都要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只要坚持高水平的开放，坚持制度型开放，从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的单边开放入手，中国经济会更具国际竞争力。
《财经》：很多事情暴露了美国体制的种种弊端，但美国在科技层面还是在快速进步。为什么像美国这样撕裂的社会，全球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仍然“趋之若鹜”呢？
郑永年：在二战以后，世界各个国家高端的技术、资本、人才都跑美国去了，这个问题我探讨很多年了。美国有很多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波士顿湾区都是世界级人才集聚的高地，我把它称之为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经济平台，这些世界经济平台，不受美国的政治社会的影响，哪怕美国整天街头抗议都不受影响，他们真的就为一个制度体系存在而存在。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美国，有一元出现问题，并不等于其他元出问题。
《财经》：中国如何建立像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那样的经济平台，不受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
郑永年：这个问题我这些年也在探讨。中国如果真的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起几个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经济平台，能吸引世界高端的技术、高端的人才、优质资本进入，进入了也不想走，中国有这个机会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一些经济圈都具备这样的潜质。还有一些经济区，我最近去西安调研，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这些的经济中心、教育枢纽，可以有意识地建设嵌入式平台，在宽松包容的政策环境下，让市场自发地形成这样的经济平台。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比照美国旧金山，在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三方面融合发展。
同时，我认为中国需要改变人才观念和吸引人才的方式。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外国人口占比达到40%，硅谷的外国人口更是占了60%。这表明美国制造的开放度。中国要成为世界人才的高地，吸纳来自不同的文明、文化和区域的人才，摈弃过于注重学术头衔和官方定义的人才。中国需要改变人才观念，不再过分强调头衔和资历。除了改变人才观念，中国还需要改变吸引人才的方式。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革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不再过分注重头衔和资历，更加注重实际能力和贡献。此外，政府还应该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机会给企业界，鼓励他们培养和吸引更多的工匠人才。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科学家的研究工作。
《财经》：新加坡也是这样的例子。
郑永年：对，新加坡更是一个人造的小的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经济平台，成为国际高端技术人才、资本的中心，是李光耀先生一手弄起来的。一方面总结我们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同时吸收国外各种湾区的发展经验，建立我们自己独特的经济平台。中国是非常有机会的。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发展要素，改革、开放、创新”是中国的三大法宝。
《财经》：如果真正能建立这样的经济平台，就不用担心外资从中国撤离？
郑永年：不需要担心，平台建设好了，他们留得住，留得安心。现在好多资本从中国内地流到中国香港、东南亚、印度，流到新加坡了，但是资本是流动的，一旦制度环境、营商环境建设好了，资本自然会再回来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对资本有很大的吸引力。美国搞脱钩只是行政当局的政治逻辑，不符合资本逻辑，不符合市场逻辑，不符合科技等要素流动的逻辑。现在人家使用政治逻辑，我们也使用政治逻辑，就是用我们的最短板来对付人家的长板，但是我们如果用资本逻辑、市场逻辑、科技逻辑等其他三个逻辑行事，我们就更厉害了。利用三个逻辑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
资本是最敏感的，往往用脚投票的。美国没有一个科学家说反对跟中国交流，对吧？美国华尔街市场人士没有说不需要中国市场，对不对？就芯片来说，中国一个国家消化了美国三分之一的芯片，没有这个市场，美国企业怎么办？
《财经》：我们一直在讨论国际上的“雁阵模式”，事实上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区域，省与省之间也存在“雁行模式”。如何通过一套制度，建立很明确的产业梯度迁移模式？
郑永年：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统一大市场，东部的生产要素跟西部的生产要素流通不起来，需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统一大市场。对于企业来说，肯定是市场越大越好。目前省与省之间的关系就像两个土豆之间的关系，无交集，要回到营商环境的“三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是我们要做足的功课。这“三化”有了，国内统一大市场也有了，国内的大循环也就真正循环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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