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控制度

　　近期，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备受金融监管部门的重视。多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驰援民营企业，为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专家预计资金有望达数千亿元。 　　据了解，深圳市政府近日已安排数百亿元专项资金，从债权和股权两个方面入手，构建风险共济机制，降低深圳A股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改善上市公司流动性；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相关人员日前表示，区政府依照“市场化原则为主、坚持一企一策”的要求，对遇到困难的重点企业提供支持帮扶，包括帮助海淀区股票质押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湖南省政府近日也拟推出一揽子驰援方案，其中包括牵头推动成立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产业基金、提供流动性支持、协调金融机构给予支持以及协助引入行业龙头战略投资辖区企业或者促成战略合作。 　　对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赵亚赟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出台政策为民营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难的问题。不过要注意风险控制，有的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只是因为外部环境而遇到一时困难，本身的经营没有问题，那就应该积极救助。但如果是股权被反复质押，主营业务早就停滞，资金内控制度

　　从受理至上会审核仅14个工作日——10月18日，拓尔思发行股份购买科韵大数据35.43%股权事项，经证监会审核获无条件通过，成为A股首单适用“小额快速”机制的并购案。 　　“这明确反映出监管层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为代表的科技类创新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大通证券投行事业部总经理李娜对记者表示，“创业板众多公司都有望借此良机并入发展快行线。” 　　如是研究院首席资本研究员张奥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并购重组“小额快速”审核“对高新技术行业优先适用”主要是为支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间接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优质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更快的借助资本工具发展。 　　一直以来，作为创新经济、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集聚的创业板，并购重组活动持续活跃，板块内公司积极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转型升级和发展壮大。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底，创业板共有351家上市公司披露537单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重组标的集中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2017年这四类行业占到了重组方案总量的51%。 　　并购重组在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内控制度

　　近日，中国证监会与新加坡金管局在上海成功举办第三届中新证券期货监管圆桌会。会议由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和新加坡金管局副行长王宗智共同主持。圆桌会是贯彻落实2015年11月份习近平主席访新成果，推进两国监管机构与行业代表对话，深化中新资本市场务实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每年轮流在中国和新加坡举行一次。 　　本次圆桌会议讨论内容丰富，取得了积极成效。双方围绕“期货与跨境衍生品监管”、“各自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及“证券期货市场客户资金安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并就尽快签署中新跨境衍生品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会议期间，中国证监会人事教育部和新加坡金管局人力资源署在方星海和王宗智的共同见证下，签署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人员交流合作备忘录》。（文章来源：证券日报） (责任编辑：DF407) 内控制度

　　为回应投资者关切，维护投资者利益，2018年第三季度，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对2015年至2017年上市公司实施的重组事项进行梳理，对重组标的公司未实现承诺业绩且未履行补偿义务的事项开展网上行权专项行动。 　　经梳理，2015年至2017年实施的807件重组案例中，有164件未按约定完成承诺业绩。通过对该164件案例从补偿义务触发条件、补偿方式、补偿履行方面进一步深度分析，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3件未公布标的资产的2017年度的业绩实现情况；二是56件未触发补偿义务条件，不需进行补偿，例如协议规定实现承诺业绩的90%即可不进行业绩补偿；三是72件虽未实现承诺业绩，但已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四是33件未实现承诺业绩且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承诺义务。 　　针对第一项及第四项所涉案例，投服中心严格按照行权操作规程进行论证，决定对其中17件案例进行行权、19件跟踪进展。2018年9月初，投服中心针对该17件重组承诺未履行事项，在沪深交易所互动平台上公开质询上市公司，依案行使股东知情权、质询权和建议权。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问询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针对尚未披露业绩实现情况的事项，问询业绩实内控制度

　　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仍处高位，2016年基尼系数达0.465，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已刻不容缓。当前须正确认识稳增长与优分配的内在逻辑，破除将两者对立的认知误区，促进其良性互动。 长和优分配对立起来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可能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加重政府债务风险。 　　但其实，增长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互动关系并不相同。以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为例：18世纪末开启经济起飞，而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进入“黄金时代”，收入差距却长期保持在低位；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政策打破“滞涨”瓶颈，却也再次拉大收入差距。不同阶段的增长条件存在差异，制约了增长方式和体制机制的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与分配格局。因此，应当从“增长阶段转换”这一视角出发重新认识稳增长与优分配的内在关系，突破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 房地产部门积聚，产生泡沫并累积风险。 　　第二，稳增长的关键是建立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在新的增内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