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巢
”征信管理条例》现已搁浅,目前正在酝酿重大调整。”自2009年10月《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以来,来自各方的信息显示,《条例》近期推出无望。“《条例》实施难度非常大,存在的问题很突出。”6月1日,接近该条例修改的国务院法制办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他透露,经过公开征求意见和后续调研,吸取前期立法经验教训,新的《征信管理条例》草案处于研究、起草阶段,将涉及一些重大调整和突破,但由于各方分歧较大,仍未形成统一意见。从酝酿、起草,到《条例》的征求意见,信用立法已经走过十余年的历程。《条例》暂时搁浅,表面上是各方对部分条款有异议,深层原因则是各部委、部门利益再分配之争。但作为市场经济基石之一,信用体系建设已刻不容缓,信用缺失已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推动者央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征信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这一条规定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条例》的积极推动者;也正是这一条款,使《条例》推进遇到较多阻力。据《财经》记者了解,早在公开征求意见前小范围征求意见会议上,《条例》受到各方指责。在《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后,反对意见也占多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相关人士证实,目前《鸟巢
在“后危机”时期,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并没有闲下来。今年4月以来,先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让各级政府忙碌起来;继而,节能减排的硬性指标又让政府压力骤增,任务级级传达,指标层层分解。于是,政府习惯性地伸出“看得见的手”,以各种行政手段试图让市场就范。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做法似乎已经取得了某种合理性和合法性。有人论证说,“保八”重任就是这样完成的,欧美不就是由于“放纵”那只“看不见的手”而陷入危机吗?“中国模式”的鼓吹者更是把政府干预市场作为主要优点进行宣扬。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年前,中国初步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此后又提出到2020年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当前中国正处在这一任务期的中间节点,能否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影响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和会长宋晓梧都认为,不能把体制性弊端视为优越性,需要重新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他们呼吁,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编者宏观调控愈来愈行政化中国的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在调控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实际情况是宏观调控最后鸟巢
中国保监会开始弥补地市级监管的缺位。如无意外,6月18日,浙江保监局温州监管分局将挂牌成立。在此前后一段时间里,河北唐山、山东烟台、广东汕头三家保监分局也将陆续挂牌。加上4月29日全国首家挂牌的江苏保监局苏州监管分局,到今年6月底,第一批试点的五家地市级保监分局将全部正式成立。从3月底五地分别召开保监分局筹建工作会议,到6月底五家保监分局正式成立,短短三个月时间,一切平稳、迅速。多家省级保监局相关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迅速发展,保险公司大多已完成省级机构部署,开始向地市一级进军。而保险监管机构的设置,仍只是维持在省一级,监管缺位矛盾凸显。一家省级保监局负责人表示,在地市设立保监分局无疑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对于推动行业发展和加强监管都有利,既能更好地贴近市场,也有利于规范市场。然而随着更多基层监管机构的设立,一些市场人士也开始担心,这会干预到企业正常的微观经营,是否存在此设立保监分局更好的解决办法,值得思考。监管权下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目前中编办给各保监分局的编制为20人,行政级别为正处级。保监分局下设三个部门:办公室、监管处和统计分析处。办公室的职责包括制度拟定、新闻宣传、法律事务、信访投诉、鸟巢
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执业过程中审计师的超然独立是审计师获得社会公信的基础,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以保障的前提之一。正是由于审计独立性的重要性,对独立性进行各种形式的干扰也就应运而生。从强调审计师独立性的重要性入手,从主客关方面强调审计师独立性的保障条件,希望能对审计实务具有一定意义的理论指导作用。审计 独立性 措施当前经济持续繁荣,许多公司的盈利大幅上升,股市火爆,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资于股票市场。然而在此时,我们很容易忘记：投资者之所以将钱放入市场,是因为他们对市场的质量与完善具有起码的信任。这种信任不仅是市场的动力,也是市场的基础。要维持这份信任,强大、透明、可信的财务报告系统显得异常重要。而审计是保证财务报告真实可信的最后一道关卡。我们在关注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时,我们会注重公司每一次重大消息的披露。会思考在这些背后所反映的公司业绩和管理层的意图。而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惯于用短期预测看问题的现象却未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并且这种现象还在不断上升。注重短期结果所导致的后果是：大家都去挑战合理行为的边界时,打擦边球。目前,对很多审计师的评判是依据他做了多少非审计业务来,而不是依据他们是否能很好地进行审计鸟巢
6月4日中午,原计划当天出国考察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改变行程,从北京飞往广州。《财经》记者当天在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门口看到,下午4时左右,常凯赶至该厂,携带两名助手匆匆进入厂区。此次,他是作为工人代表委托的法律顾问参加这场劳资谈判。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判,当日晚上近9时,劳资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结束谈判后,常凯给在厂门外守候许久的《财经》记者打来电话说,“谈判圆满结束,厂方同意将工人工资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35%,劳资双方据此签订了协议。”他认为,这是一个“三赢”的结果。不过,工人的另一诉求“重整工会”,在这次谈判中少有涉及,尚无结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劳资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在广东佛山、河南平顶山和北京等地,均出现了工人自发集体停工来表达相关利益诉求的事件。而此前,身为《劳动合同法》专家起草组组长的常凯曾预言:《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会涌现工人要求集体协商工资的诉求。种种情势表明,无论是在沿海新兴外向型产业带,还是在传统工业基地,原有的劳资关系都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政府、企业、工会以及工人如何秉承理性法治精神,存异求同,平稳度过劳资关系转型期,将决定中国劳资关系的未来。南海本田事件刚刚落鸟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