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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IPP评论；作者：郑永年自中共十九大前开始至今，中国高层对房地产、金融领域一直在进行整顿，这个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被人们视为“大鳄”的企业或企业家。如果说十八大之后政治领域反腐败运动重点在“官”，那十九大前后反腐败重点已经覆盖经济领域的“商”。正如政治领域反腐败重点在于反政治寡头（或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经济领域反腐败的重点也在于反经济寡头，尤其是那些由政商不分所导致的经济寡头。无论是政治领域的腐败，还是经济领域的腐败，两者具有共同的根源，即社会的急剧商业化。中国数千年为农业文明。尽管一些朝代商业也兴盛，但没能发展成近代商业社会。直到改革开放，由于内部经济发展和外部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才进入真正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对商、政治、商与政治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业社会导致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不同的利益须反映到党和政府的政治过程中。但如何反映到制度层面呢？这就是党内民主的内容。但因为对什么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如何进行缺乏经验，很快就出现西方化的趋势，即以单纯的“票决”来决定党内权力分配。党内“票决制”实行没有多少年，很快就出现了政治寡头，党内民主也开始向寡头政治演变。这就是化石图片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作者：姚强要了解牵扯安倍的“森友学园”案背后有哪些潜规则，你必须知道日本官僚是如何精于“忖度”，如何不负责不主动不拒绝的。2018年3月27日，日本东京，民众持续游行要求首相安倍晋三辞职。去年，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涉嫌廉价出让土地的森友学园事件，一个弥漫在日本空气中、但鲜少被提及的古来词语——“忖度（Son Taku）”——突然成了流行词，并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广泛讨论。这个词一炮走红源于森友学园原法人理事长笼池泰典的一次国会质询。当被记者问到安倍是否干预了国有地买卖时，他答道：“安倍虽未直接干预，但由财务省相关官员‘忖度’安倍的意向所招致”。对于不常接触日本文化的人来说，可能不太理解“忖度”是怎么回事。“忖度（Son Taku）”源于《诗经》（“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直译为现代汉语，有“揣测”、“推测”之意。“忖度”的生存得益于日本的“暧昧文化”，即不直接明确表达，而是通过揣测处理人际关系。在日语中，还有个类似的词叫“读空气”。日本社会心理学评论家山本七平将“读空气”与基于客观数据和精密资料分析的判断并列为日本人的两大判断基准。他提到：“‘空气’对于判断的基准有一化石图片

文章来源：地球知识局在美国，教育不仅仅意味着为进入人人向往的高等学府而努力，同样也是美国政府为在美留学生提供帮助、向社会拨款援助、在别国普及美国教育以及和别国执法机构进行合作的工具。但是一直以来，这些目的在也在不断地变化，以适应当代美国文化下的价值观和美国国家利益。作为思想层面的竞争工具，美国教育扮演的这些角色无疑都是政府意志的体现，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一以贯之地执行着。今天的文章，就从时间和方式的流变角度，来看美国教育体制对美国意志做出的贡献。思想战争的武器教育实际上是一场思想的战争。思想战争的本质，是观念、思想和眼界的碰撞。这场战争中几乎不存在暴力冲突，因为它是为了实现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目标而服务的。这一类竞争的重要性体现在诸多国家政策中（安全、国内事务、国防等），可谓是一种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称为“巧实力”（smart power）。通过媒体与网络的教育，各个国家都可以在别国煽动反对派、制造社会运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阿拉伯之春也门大规模示威活动思想的战争可以有多种形式，主要是以下四种：学术争论、意识形态对抗、宗教斗争和广告宣传。这些竞争与领土和资源的争夺类似，本化石图片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作者：安峥4月17—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佛州海湖庄园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评论称，安倍可能面临紧张时刻，面对朝鲜问题的戏剧性变化，他不希望自己沦为“局外人”。已成局外人？安倍与特朗普的会面，总是来得如此匆忙。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不满10天，安倍便仓促到访特朗普大厦，与美国新科总统见面。2017年2月，特朗普上任尚未满月，安倍便在白宫留下一段与特朗普握手19秒的“佳话”。如今，在特朗普宣布同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第二天（3月9日），安倍便放出4月访美的风声。白宫昨天发布声明称，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面将讨论计划中的美朝峰会、继续对朝“极限施压”、扩大公平互惠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等问题。当天，安倍在东京表示，他将请求特朗普在与金正恩会谈时提出日朝“绑架问题”。不过，很“可惜”，相关字眼并未出现在白宫的会晤声明中。“事态发展有点快”，一位日本外务省官员直言。法新社称，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对平壤持强硬立场，并警告不能“为谈判而谈判”。然而，美朝峰会的前景、中朝峰会的事实以及本月底将举行的朝韩峰会，都如芒刺在背，促使东京重新评估立场。“安倍坐不住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前驻化石图片

文章来源：FT中文网；作者：靳永爱自2016年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政策效果如何，特别是出生人口数量变化受到各界关注。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住院分娩数据，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分别为1846万人、1758万人。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出生人数不升反降的现象引起了热烈讨论。出生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人数减少，2016年一孩出生人口数为1016万，2017年降到858万，全面二孩政策对二孩数量的增加促进效果相对明显，但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低已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一孩生育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初育年龄的推迟，中国城市地区家庭仍然普遍生育一孩，终身不生的比例较小，但推迟生育带来了时期生育数量的下降。而一孩生育的推迟，将直接挤压二孩生育时间，可能带来二孩生育的下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生育决策影响机制研究》团队于2016年4月在辽宁、山东、四川、湖北、浙江、广东6个省份12个城市、2017年1月在北京、河南、陕西3个省市的6个市（区）开展了全面二孩政策后的生育意愿调查。2016年6省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地区已育一孩的女性中，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仅有29.5%，2017年3省市结果显示，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女性比例化石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