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

编者按：《做工的人》是台湾一位爱好文学的工地监工所写的纪实随笔作品。作者林立青从事工程监工十年，对工地充满好奇与温情，他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这些工地工人的生活与劳作，让这些沉默在社会底层的无奈、无力、情谊、温暖、坚韧、流转、困境、挣扎一一呈现出来。《做工的人》在台湾出版后颇受好评，获得了2017年金石堂“十大影响力”好书、Openbook好书奖等，一年内重印了40次。近日，该书大陆版出版。以下为台湾书评人傅月庵所写的一篇书评。林立青书有两种，一种软的，一种硬的。软书像按摩，读完后格外舒服，感觉世界真美丽，人生值得活！这类书多半出自“虚构”（Fiction），也因此就算写得又黄又暴力，又可怜又伤心，读者总可以自我安慰“假的，一切都是假的”，而放自己一马，然后浮想联翩，于是产生类如“暴力美学”、“黑色喜剧”这种矛盾显见的名词。硬书则不然，写来就是要让你不安，让你难过的。这种书往往属于“非虚构”（Non-fiction）写作。它像一盏远光灯，能照见你的视界盲点，让你窥见人性或社会黑暗面。迎光刺眼，直想逃避，却卡在“真的，一切都是真的”，遂无从闪躲，只得硬着头皮撞上去，痛上好些时候，然后更懂一些，视野更宽广了。软书的文字未必软阿霞

苏轼，网络图片北宋第一大V苏轼是个斜杠青年，段子手/吃货/技术宅/兼职词人。在那一帮当官的文人中，他也是情商洼地。元祐元年，丞相司马光去世，葬礼那天正赶上朝廷百官参加太庙大典。大典完毕，苏轼跟同事一起去吊唁司马光，却让程颐拦在灵堂外了。程颐，就是和哥哥程颢发展理学的那位，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是葬礼的大张罗，指着苏轼说，孔子说了，子哭则不歌，你们这帮人刚刚在太庙大典上听了歌曲，就不能哭了！苏轼不管你权威不权威，马上反驳，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哦。没理程颐径直进了灵堂。进是进去了，司马光的儿子却没来接受客人的吊祭。原来这程颐不让人家出来，说真正的孝子应该悲痛得无法见人，要哭晕瘫倒才对。苏轼一听，嘲笑程颐：“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你程颐迂腐死板，整个儿一个假学究！此句一出，弄得程颐脸红脖子粗。从此苏轼和程颐结下了梁子，互相屏蔽朋友圈。苏轼有个好朋友叫陈季常，造了个富丽堂皇的大房子叫濯锦池，又养了一群歌伎。客人来了，莺歌燕舞地招待，相当于进了KTV，高端大气上档次。陈季常的老婆柳氏是个狠角色，性情暴躁凶妒，每当一群伶人欢歌宴舞时，就醋性大发。拿着木杖大喊大叫，狠凿墙壁叮叮当当，让老陈很阿霞

导语：作为鲁迅的原配夫人，一个传统的、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被世人遗忘太久了。她一生深居简出，所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寻味。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被家人骗回绍兴老家与大他三岁的朱安成婚。对于这种“包办婚姻”，鲁迅默默忍受，但婚后第四天便以“不能荒废学业”为由回到日本去了。朱安独守空房41年，一直侍奉鲁迅的母亲鲁瑞。“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原配夫人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其实，这句话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怜的处境。后来，鲁迅与许广平结合，生下海婴，最终离开旧家庭，走向新天地开始新生活，拯救了自己，而朱安只能留在西三条，留在“黑暗的闸门”里面。一生孤苦、毫无谋生能力的朱安，在鲁瑞和鲁迅去世后，与一个老女佣相依为命，晚景凄凉。从朱安的角度看，鲁迅首先不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也不是“民族魂”，而是一位嫌弃、冷落她20多年、最后带着女学生许广平离她而去的丈夫。鲁迅太伟大，朱安太渺小。所以，尽管他们是结发夫妻，但人们看鲁迅的时候看不到朱安，或者尽阿霞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没见过耶路撒冷之辉煌的人终其一生也见不到一个合意的城市没见过圣殿全貌的人终其一生也看不到一座辉煌的建筑”——《塔木德》诚如诗歌所言，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一座城市，像耶路撒冷一样充满争议，又像耶路撒冷一样充满魅力。“耶路撒冷”本意为和平，但这座和平之都时常处于战乱、炮火、动荡之中，然而正是因为饱受争议，缔造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魅力。数千年硝烟散去，那些耸立的建筑群定格了如今耶路撒冷的面貌。历史在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是谁缔造了耶路撒冷？是建筑师，也是每一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民。以下内容来自《直到他们建起了耶路撒冷》，建筑师们用建筑记载这座城市的故事，众生也在用生命记录着“耶路撒冷”的渴望。现在的耶路撒冷局势，能持续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共同的渴望始终不变。耶路撒冷的建筑工人说起圣城耶路撒冷，就不能不提它那些伟大的建筑。她的建筑，曾汇集了古巴比伦、古罗马时代、阿拉伯帝国、十字军时代、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和近代大英帝国、欧洲现代建筑的精华。走在雅法城门外的雅法大街上，四处仰望再低头凝视，到处都是一层掩埋着一层的建筑的过往。借用犹太诗人约瑟夫·罗特的话：到处都是“我看到的阿霞

编者按：巴黎，1933年。三位朋友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喝杏子鸡尾酒。其中一个叫雷蒙·阿隆的年轻哲学家，正在向同为哲学家的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盛赞一种他在德国发现的新鲜哲学——现象学。“你看，”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波伏娃写道，萨特听到这话后，面色唰地白了，究其原因，可能一半来自恼怒，一半源于兴奋。他当时才刚发展出一种朦胧的反叛思想，但看起来，现在已经有人早他一步到达了目的地。就这样，20世纪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哲学运动发端了。受到启发的萨特，将现象学与他那种法式的人文主义情感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哲学思想——现代存在主义。有人说，存在主义不太像哲学，倒是更像一种情绪。萨特在眩晕、窥视、羞耻、虐待、革命、音乐和做爱中——大量地做爱——创造出了一门哲学。在萨特的小说、短篇故事和剧本以及哲学论著里，他写下了关于世界的身体感受和人类生活的结构与情绪，他思考着：获得自由意味着什么。在萨特看来，作为一个人，根本没有预先被决定的本性。我总是先我自己一步，边前行，边构筑自身。你可能认为你可以用一些标签定义我，但你错了，因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