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里挑灯看剑

1989年1月，在钱锺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呼吁下，《中华大典》项目工程在成都中医学院（今成都中医药大学）开始试典，1992年正式启动。这是经由国务院正式行文批准启动的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2017年底，这部按现代科学分类方法分为24个典、包含116个分典的类书宣告竣工。《中华大典》所采集的文献资料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1911年)，收录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多字，是明代《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是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多，超过了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其中，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领衔主编的《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于2017年9月编撰完成，并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000万字，按交通路线和里程、驿站、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等专题，将传世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资料收集、辑录、标点和整理，方便读者查阅或提供一些线索。1月25日，澎湃新闻就该典的出版情况和交通运输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和意义，对葛剑雄进行了专访。葛剑雄教授。东方IC资料【对话】大典将促进相关学术研究处于较高起点澎湃新闻：中国有很长的类书传统，《中华大典》在这个传统中处于什么位置，较之历代类书有哪些特色？葛剑雄：中醉里挑灯看剑

“读物”扬之水：博物馆是我的求学教室闲来不逛街，改逛博物馆，“看展去”是时下的一股热潮。“我得坦率地说，我是走在这个潮流前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学者扬之水回忆，20年前当她“问学”时，很多时候老师的授课就是在博物馆里进行的。“孙机在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孙机谈文物》，封面是对着佛像讲演，实际就是给我讲课。”扬之水（资料图，源于网络）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扬之水辞去《读书》的编辑职务，随孙机先生问学“名物”、专注研究。正是那段“以博物馆为教室”的独特岁月，扬之水被授以做学问的方式，比如做专题前先要做长编，包括内容和图像，长编做得好，文献的质量就有了保证。“那时的博物馆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物品底下就是一个说明牌，甚至没有人经常去的地方上面落了一层土，显得死气沉沉的，好像多少年没有被光顾。还有一点是不允许拍照，这就很麻烦，当我看到一个可用作长编的图，我得站在那儿把它画下来。”20年来，从国内到国外，从东南亚到欧洲、北美，扬之水跑了诸多博物馆，逐渐把参观展览作为扩展见闻、搜集资料的直接方法。“看展览也成为一项治学方法，我把它称作‘读物’。”扬之水在其新书《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醉里挑灯看剑

一公元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大清皇帝七十岁整寿。从黄历翻到这一年开始，乾隆皇帝的心情就很是不错，满心期待着自己古稀万寿之日的到来。正月十五一过，他就带队浩浩荡荡地离开北京，开始他的第五次南巡。然而，路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的好心情大打折扣，由此引发的事件也很值得今人深思。乾隆南巡二月初，新上任的奉天府尹海宁按惯例在赴任前来拜见皇帝。这种本来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接见，却因为海宁突然掷出的一堆实质性问题变得意味深长。调任奉天府尹之前，海宁是云南粮储道，顶头上司是云贵总督李侍尧。见到乾隆帝，海宁像个逃出生天的幸存者一般，痛快淋漓地向皇帝倾述李侍尧对其下属官员们的残酷压迫。总结起来，李侍尧在任期间，以为皇帝采办贡品为名，勒索云贵地方官员白银一万六千余两；由于修缮自家房屋，又勒索地方官白银一万余两。李侍尧海宁好不容易说完，瞥了一眼站在皇帝身边的军机大臣和珅，和珅隐秘地给了他一个赞许的眼神。朝廷里都知道李侍尧不待见和珅，作为乾隆朝老资格封疆大吏的代表人物，他非常看不起这个突然蹿红的小字辈。在出任云贵总督之前，李侍尧曾经短暂地留在北京做过一段时间的军机大臣，在军机处上班时，他时常出言攻击和珅，丝毫不掩醉里挑灯看剑

旧时成都中医“诊脉”看病情景。晚清中医考试题目：1、壬辰年“麻脚瘟”从何而来？2、“ 伤寒”与“瘟病”的区别。3、病情条件的分析。4、“ 痈疽”阴阳何以分别？民国时成都“普渡堂张医卦坛”的江湖医生。成都中医事业底蕴深厚，源远流长。从天回镇挖掘发现的扁鹊医术和经穴髹漆人像就为这段渊源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清末民初以来，王朴诚、黄济川、沈绍九、童辉之、马雨农等名医在成都不断涌现，名重一时。时代大背景下，成都中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官方的推动。老成都行医曾出现各种乱象，“看碟下菜”，“庸医”流窜于市，行业无规范、没门槛，人人可挂牌行医，因此中医良莠不齐。自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开始对医疗制度改革，首先就是医生资格认证--实行执业资格考试。改革虽算不上完美，但对医士的管理纳入了警察局的职责范围，从中医考试到执照的颁发，审核，从医馆开业到行业组织管理，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推动了成都中医发展步入正轨。1924年四川省会警察厅发布的内科医士考题。成都市档案馆供图严格考核写错别字也不予录取“考核医生，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而成都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四川省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光路强调，而在其所著《成都“变脸”--醉里挑灯看剑

在央视《国家宝藏》栏目中，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石鼓因被列入“第一古物”而受到极大关注。石鼓形象如鼓，上刻一诗，描写了先秦时期君王田狩渔猎的事情，故又被称为“猎碣”。而石鼓上面的文字，今称“石鼓文”，堪称石刻文字之祖。1月30日，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展”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云在楼开展。展览展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摹刻精良的《石鼓文》善拓及吴昌硕、王福庵等名家临作，其中包括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末清初拓本，尤其难得的是其中且有明末傅山所作石鼓文考证的古拙小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发现，吴昌硕先生的影子在这一展览中可谓无处不在。“石鼓墨影”展在天一阁开幕现场据考据，石鼓最早被发现于唐朝初年的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的荒野之中。发现时鼓面上的字大多已被磨灭，其中第九鼓已一字无存。历代学者依据石鼓上的文字取前两个字为十个石鼓起名，即汧沔（qian mian）鼓、车工鼓、田车鼓、銮车鼓、酃（ling）雨鼓、作原鼓、而师鼓、马荐鼓、吾水鼓、吴人鼓。故宫收藏的石鼓天一阁展览现场而石鼓拓本在唐代已有，可惜未能流传下来，此后则以天一阁收藏赵孟頫的北宋石鼓文拓本为当时最古本，可醉里挑灯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