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播种机
文丨凤凰网评论部中央美院研究生葛宇路几乎一夜成名。他几年来为一条无名道路以自己名字设置的路牌被曝光后，一时间名声大噪。半个月后，葛宇路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因为被曝光的一则中央美术学院的处分通报。根据官方的解释，针对葛宇路的处分与私设路牌无关，而是因为“他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在教学楼旗杆上放置不雅物图片和视频”。葛宇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证实了这则处分和“葛宇路”路牌无关，只是“在学校犯了一些错误，接受的处分”。然而，作为一名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应届毕业生，葛宇路的这两件作品是富有想象力和创意的。尽管有关部门在拆除“葛宇路”后并没有将私设的路牌销毁掉，而是允许他领回自己的“作品”。而学校针对他的行为，也只是给予记过处分，按官方说法体现了“宽严相济教育学生”。但无论是有关部门的纠正，还是学校的处分，都不能掩盖葛宇路作为一名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特质，至少在今年五大美院的毕业生中，葛宇路的独树一帜，已然让他有了鹤立鸡群的优势。一件好的现代艺术作品，不仅仅是静悄悄躺在展厅里让观众缱绻地审美，而更应该对现实生活带来冲击、突破以及带来反思。葛宇路的两件作品显然超越了展厅审美长征是播种机
文丨凤凰网评论部中央美院研究生葛宇路几乎一夜成名。他几年来为一条无名道路以自己名字设置的路牌被曝光后，一时间名声大噪。半个月后，葛宇路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因为被曝光的一则中央美术学院的处分通报。根据官方的解释，针对葛宇路的处分与私设路牌无关，而是因为“他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在教学楼旗杆上放置不雅物图片和视频”。葛宇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证实了这则处分和“葛宇路”路牌无关，只是“在学校犯了一些错误，接受的处分”。然而，作为一名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应届毕业生，葛宇路的这两件作品是富有想象力和创意的。尽管有关部门在拆除“葛宇路”后并没有将私设的路牌销毁掉，而是允许他领回自己的“作品”。而学校针对他的行为，也只是给予记过处分，按官方说法体现了“宽严相济教育学生”。但无论是有关部门的纠正，还是学校的处分，都不能掩盖葛宇路作为一名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特质，至少在今年五大美院的毕业生中，葛宇路的独树一帜，已然让他有了鹤立鸡群的优势。一件好的现代艺术作品，不仅仅是静悄悄躺在展厅里让观众缱绻地审美，而更应该对现实生活带来冲击、突破以及带来反思。葛宇路的两件作品显然超越了展厅审美长征是播种机
一百年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20世纪初，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首的青年知识分子为谋求变革，不得不批判固有的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变得富足，精神世界却在逐渐萎靡，每天奔波忙碌赚钱的中国人亟须精神信仰的填补。由此，传统文化开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甚至以整版篇幅刊登《国学，在燕园林悄然兴起》，国学热开始从学术界延伸到大众知识界。到了新世纪，伴随《百家讲坛》的推出，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国学风，汉服运动、读经运动、跪拜孔子等呼声开始出现，更有甚者，呼吁要将儒家思想树立成“国教”，重走康有为的老路。儒学似乎又有了“妖魔化”的倾向，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一种思想被人们广泛关注，它才会泥沙俱下。其实，早在百年前，就已有一部分人在做着维护传统的努力，但他们大部分人已成为了历史上的失语者而被忽略。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陈来，其实就是在接续前辈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让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他是最早一批将儒家推向世界，与海外儒家长征是播种机
原文标题：那个夺走了李安处子之身的人| 伯格曼逝世十周年，来源于理想国imaginist10年前的今天，瑞典导演英格玛· 伯格曼去世。真正的电影爱好者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电影美学，他们不会轻信名家的推荐，对于媒体大肆宣传的当红导演也会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不过，即便是这些“把持得住”的影迷，碰到伯格曼，怕是也会在心里掀起层层波澜吧。更何况——在苏珊· 桑塔格眼中，伯格曼的作品足以让所有品味低下的知识分子汗颜；李安则将他与伯格曼的关系戏称为“他夺走了我的处子之身”；伍迪·艾伦更是认定伯格曼为“最伟大的导演”……盛誉之下，伯格曼变得面目模糊。而其自传《魔灯》的出版，恰好拉回了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度情绪化的灵魂。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里，他无法轻易地适应生活。今天微信，是伍迪·艾伦为《魔灯》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也许看完了你也会同这位评论者一样感慨，一样疑惑：伯格曼到底是天才，还是一个疯子？穿过黑暗的生活文| 伍迪·艾伦（Woody Allen）译| 康翀天才之声：“一天天，我被拖着、提着、痛苦地尖叫着送进教室。我对看到的一切都要呕吐，常常晕厥，失去了平衡的感觉。”关于母亲：“我想去拥抱和亲吻她，她推开了我，扇了我一个耳光长征是播种机
原文标题：王家葵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毒药和解药，来源于：上海书评王家葵（蒋立冬绘）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家葵先生对本草学、药理学深有研究，除了日常的教学、研究之外，他还担任中国药学会药史本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药与临床》杂志副主编等职务。同时，他在道教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著有《陶弘景丛考》，辑录、校注的数种道教文献，都收入“道教典籍选刊”。此次访谈，是去年暑期的一个访谈的继续。当时的一次闲谈中，王家葵先生聊到，《水浒》所载“蒙汗药”的“蒙汗”作用，在医学上确有根据。由这个话头深谈下去，就有了一篇《王家葵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药物》。可惜的是，当时竟然没有涉及“毒药”和“解药”这个话题。今年夏天，我们弥补上了这个遗憾。采访︱郑诗亮很高兴能在去年和您谈完古典文学里的药物之后，今年继续有关“毒药”的话题。能否请您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毒药”？王家葵：说到“毒药”，首先明确一点，我所谈论的“毒药”，就是毒理学（toxicology）所定义的毒药：在一定条件下，以较小剂量进入机体就能干扰正常生化过程或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或永久性的病理改变，甚至危及生命的化学物质，此即通常意义的毒药（poison）。为什么这样长征是播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