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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7月15日开始,“西游”的中国企业必须戴上“紧箍咒”——《萨－奥法案》将从该日起对在美上市的海外公司正式生效。 《萨－奥法案》全称《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又称《2002上市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顾名思义,这是一部通过系列措施,加强公司治理、规范信息披露并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案。其302条款规定,美上市公司的CEO和CFO,要对年度和中期财务报表中不实信息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404条款要求上市公司建立详细的内部控制机制,同时对重大缺陷给予披露。毫无疑问,这部令投资者们拍手称快的法案,对在美上市的公司来说却是异常严苛。尽管在生效时日上,该法案给了美国以外的公司更大的空间,把合规期限从本土公司的2004 年11月15日延迟到了2006年7月15日,但几年来非美国本土公司的高管们还是为此疲于奔命。 对于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来说,与中国神话里的孙悟空相比,他们显然要为这个“紧箍咒”付出更大的代价。首先是资金问题,此前有调查显示,任意一家美国大型企业第一年整改所需的总成本至少是460万美元,这不能不使要动更大“刀子”的中国公司有“唇亡齿寒”的感觉。其次是人才储备、组织结构、流程设计等问题。在众多中国公司中,只有“新浪”用了不到一捣蛋猪

本刊讯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若干意见》,加大对企业培训力度,健全风险防范和管理机制,帮助企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推动企业积极稳妥地“走出去”,3月28日,广东省外经贸厅、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联合在广东大厦主办了“走出去”风险防范专题讲座。该讲座主要内容有：特别邀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主任、著名跨国经营问题研究专家邢厚媛女士主讲企业“走出去”风险防范知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介绍对“走出去”项目的支持措施和案例分析。广东省各市外经贸局分管“走出去”业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省属授权经营企业集团、各有关企业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省外经企业协会会员等出席了会议。本刊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广东省实施“走出去”战略成效显著。2007年全省境外投资额达到18.5亿美元；其中经核准新设境外企业及机构169家,增资项目27个。全省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额62亿美元,营业额60亿美元。“走出去”呈现八大特点：一是投资区域不断扩大,开拓新兴市场成效明显；二是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企业投资港澳持续升温；三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资源开发合作实现新突破；四是外经队伍不捣蛋猪

由川渝数十位专家历时两年进行的《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课题已经完成,并受到中央高层重视。研究报告认为,成渝经济区具有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区不同的区域特点和不同的经济结构特色,它在全国的区域分工和空间布局中完全可以扮演一个“五个基地、一个屏障”和带动西部发展的重要角色。从未来发展的趋势看,成渝经济区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五极。岁末年初,适逢国家“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带着对成渝经济区未来建设和发展的美好期待与关注,本刊记者专程采访了课题组组长林凌教授。记者：林教授,您主持并参与的重大科研课题《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目前已经完成,这是在国家发改委公开招标的“十一五”研究课题中,被采用的56个课题中西部惟一的入围项目是什么原因使您能付出这么高的热情关注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呢?还有,您能谈谈成渝经济区的范围和基本情况吗?林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其意旨在吸引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向西部转移,推动西部经济增长,牵引中国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大变革。但事实上,西部大开发六年来,期待中的规模“转移”并没有出现。虽然西部经济的确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西部落后的态势。相反,比起东部地区的经济捣蛋猪

民营银行正式破冰在经过不为人知的神秘“选秀”程序之后,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10家民间资本幸运获得了发起成立5家民营银行试点的历史性机会。首批试点名额的争夺可谓惨烈。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去年年底,在国家工商总局获得名称核准的民营银行就超过70家,这还不包括各地政府部门推荐的强烈表达设立民营银行并进行认真筹备的其他企业。最终的结果,只有10家企业获得了宝贵的5个指标。5个宝贵的指标,全部花落民营经济和金融相对发达的浙江、上海、深圳和天津,金融相对滞后而又极其希望获得政策眷顾的广大中西部痛失一次和东部之间缩小金融实力的重大机会。按照银监会负责人的说法,这次民营银行试点的选择,“不是计划模式下的指标分配,也不是行政管理下的区域划分,完全是对试点方案的优中选优。”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历来按照省级行政区划争夺中央政策稀缺资源的路径决定了,获得地方政府的推荐并最终被金融主管部门选中是至关重要的。毋庸讳言,这仍然是一次由地方政府主导,行业主管部门最终拍板的“中国好银行”选秀大戏。尽管只有少之又少的5家,笔者仍将之视为打破中国银行业垄断、推动中国银行业真正走向市场化的里程碑之举。众所周知,自1996年第一家由民营资本作为主发起捣蛋猪

可月3日晚,北京乍暖还寒。当代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受邀来京,与地产企业家冯仑进行了一次跨地域、跨文化、跨学科的公益对话。前者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原会长,著有10多部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被誉为继费正清之后“最懂”中国的当代历史学家；而后者作为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不仅是中国地产行业的创新者、民营企业的思考者和布道者,更是一位企业公民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二人的交集,在于共同对100多年前中国近代公益事业源起的探寻。史景迁：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怎样看待中国公益？冯仑：1949年之前,卢作孚为社会做了很多事情。他自杀后,人们发现他的房子都是租别人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做那么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最近十年,中国大陆才发育出新的现代公益。10年前,一部关于私募公益基金的法律出台,才允许社会个人出钱,组建一个基金会,聘请专业人士来运行。这是最近10年才出现的事。目前中国民间的公益基金会有2000多家,发展非常快。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非常大。比如阿拉善SEE,是一家关注并资助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基金会,它集合了中国民间300多个企业家的财力,对草根环保组织进行资助。可以说,在中国,2/3的民间环保组织都得到过阿拉善的资助。还有壹基金,它是中国最大的民间救灾捣蛋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