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与毛泽东都曾与民团打过交道
八十年前，刚刚进入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还没来得及从最初的欣喜中回过神来，即发现自己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一场巨大的危险。原来，这个"假洋鬼子"早已被当地民团所侦获，并悄悄地尾随其后，伺机下手。幸亏红军游击队及时赶到，使得斯诺转危为安。不久之后，斯诺又从毛泽东那里获悉，这位"红色中国"领袖当年也曾和民团有过不愉快的接触，其经历甚至更加惊险。
也正是因为些不平常的故事，使得斯诺对于"民团"这个组织有了深刻的印象，并给出了如此评价"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
王安石、曾国藩与民团
民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王安石时代
作为红军的"第一个对手".民团的历史十分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八百多年前的王安石变法。
清朝中期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弥补兵力不足，朝廷开始授意各地招募人员对付起义军。这些以"团练"、"乡勇"名义组建起来的民间武装就是民团的前身。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面对锐气十足的太平军，作为国家"经制之兵"的八旗与绿营均不堪一击。无奈之下，清政府下令各地官府动员士绅就地组建团练，以对付太平军及稍后兴起的捻军等。以后影响中国军制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湘军、淮军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以湘军为代表的民团成了太平军最凶险的敌人
毫不夸张地说，清帝国之所以能"续命"五十年，很大程度上是靠了这些民团的拼死作战。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匪患频频，不仅世家大族，就连普通乡民都有抗御匪害，保卫家乡的要求。于是，一些乡绅在"防匪护乡"的旗号下，筹集枪支，组建民团。而官府基于维持社会治安的需要，对这些自发组建的民间组织，予以备案认可。当然，这种认可仅仅停留在政治与法律层面，经费则"一毛不拔"，任其自生自灭。
民国以后，由于匪患不断，民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927年以后，民团迎来了其"蓬勃发展"时期。为对抗中共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南京国民政府将"兴办保甲、组建民团"作为对付红军游击队活动的重要举措。
团总、梭镖与"老婆捐"
至于民团的组织，通常按照农村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分为县、区、乡三个等级。在县城，设有XX民团总局或总团等；区则设有XX区民团局或联团局等；乡称为X乡乡团局。在乡团以下，还可下设闾团（又称分团，俗称小团）。
民团的大部分成员是普通农民
各级民团的首领称为"团长"或"团总"，多经本地乡绅所组成的团董于当地善武术的拳师、退伍军人和军校学生中聘用。另外，在南方的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家族势力强大的地区，民团多依托大姓豪族而建，其"团长"也由宗族首领兼任。民团的基本成员称为"团丁"、"团员"，骨干分子一些过去当过兵、受过一定军事训练的人担任，其余则为按"每家出一壮丁"的青壮年农民组成。
各级民团的武器比较芜杂，既有冷兵器时代沿袭下来的大刀梭镖又有近代化的产物--步枪、手枪。这后一部分的来源多由富户出资购买，也有收缴小股匪徒的枪支作为起家之本。甚至还有通过绑架各村大户，勒索大笔赎金后购买而得。
民团的经费大部分来自捐税
民团的活动经费，除一小部分由首领自筹之外，多由劝捐或摊派。为此，民团首领定出种种税捐名目，从所谓的"团局捐、联团费"、到"护沙费、田亩捐、祠堂捐"，有的地方，甚至连农民"嫁女、娶老婆也要纳捐"。
各地民团寓兵于农，平时训练，有警上阵，其规模虽大小不一，但因有血缘和地缘作纽带，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值得一提的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代表的新桂系掌控广西之后，非常重视民团的建设。完善的民团制度不仅使桂省治安大幅好转，还能最大幅度的征集后备兵员支持新桂系军队作战。
下乡清剿与凭险据守
1927年以后，民团的政治反动性凸显
许多地方在组建民团的时候，其打出的旗号不过是"肃清匪患"、"保境安民"而已。但在国共分野之后，面对农村地区日趋激烈的阶级战争，这些地主武装的政治色彩越来越重。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民团把守交通要道，盘查过往行人，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除了毛泽东之外，斯诺在延安遇到的另一位共产党人陈赓在赴上海医伤的途中也曾被当地民团的反复盘问，所幸有惊无险。而当中共创建起较为巩固的苏区之后，慑于红军的强大威力，这些民团虽不敢贸然深入，却频繁在苏区边缘骚扰，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人的恶行给当时的鄂豫皖苏区领导人张国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揭露他们"拖去耕牛，掠夺粮食，甚至杀害壮丁，强奸或掳走妇女"。待到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之际，这多民团跟着闯入根据地，"其行为比土匪还坏"。
反动民团比土匪还坏
对于民团的这种反动性质，中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坚决地斗争。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即在《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决议案》中提出，将"乡村中的武装必须统一在农民手中"。"八七会议"后，进一步确认了"解散民团"、"武装农民"的基本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各个苏区根据地纷纷开展了"打击反动民团"的斗争。典型的一例就是，1929年5月，中共永新县委组织地方武装大举进攻，仅用半年的时间，即把把该县西北两乡的大部分反动民团消灭了。
与军事打击相配合的是，通过政治宣传以达分化、瓦解乃至争取民团起义之目的。中共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强调指出"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为此，有的地方县委特意编写了针对普通民团成员的"团丁歌"；还有的地方苏维埃制订了"敌人士兵与民团愿意携械来降，亦立即分配土地"的优待政策；更有不少共产党员成功打入到民团内部。极能证明这一政策获得极大成功的，莫过于那部著名的故事影片《从奴隶到将军》。其中"罗霄率部起义"的历史原型即为：1930年11月，江西吉安靖卫大队在中共地下党员罗炳辉的率领下集体参加红军。
反动民团遭到了沉重打击
通过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相结合的手段，各苏区的反动民团势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侥幸未被消灭的，也被迫逃出苏区或龟缩一隅、凭险据守。
而当各大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之后，民团的反动本质再次得到彰显。他们返回苏区后，向农民展开了疯狂的反攻倒算；而在红军转移过程中，许多民团或直接配合国民党军阻击转移中的大队红军或捕杀零散掉队的红军战士。据说，"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即在长征途中为反动民团所害。
因此，说民团是"红军最后一个敌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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