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加沙，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发动袭击，造成众多巴勒斯坦人死亡，居民房屋被毁。巴勒斯坦医疗机构宣布，28天的袭击已造成187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逾10000人受伤。 □图片来源CFP
7月25日，加沙地带边缘，一名摄影师抓拍到以色列士兵、23岁的阿迪·布里加上战场前和27岁女友最后的拥抱，28日，他就被一发哈马斯的炮弹击中阵亡。
女友趴在阵亡的布里加的棺木上，伤心哭泣。
原标题：巴以冲突不断，个体命运莫测
在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20多天后，巴勒斯坦方面已有超过1500人死亡。陷入崩溃边缘的加沙地带，被英国《每日邮报》称为“世界末日”。
作者：高珮莙
巴以炮火中诞生的新生命
以色列战斗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时，住在加沙地带纽瑟尔塔难民营的塞纳·艾丽萨突然捧着肚子开始呻吟，双腿间也开始流血。很快，她的羊水破了。
短暂的目瞪口呆后，家人开始疯狂地找人，希望能开车送她去医院，但没人愿这么做。大家都说，太危险了。3个小时后，艾丽萨来到难民营医院，但这里没有能力接生早产儿。
“我吓坏了，”她躺在加沙城苦苦支撑的希法医院病床上，抱着刚出生的女婴，向美国《赫芬顿邮报》讲述，“我在战争中生下了女儿。”
在以色列密集的空袭中，加沙地带的产科病房里到处是孕妇，只是很多人不像艾丽萨这样幸运。战争带来的压力让很多产妇出现早产、流产、死产等并发症。
自称阿斯玛的年轻女人躺在生锈的病床上，小婴儿在她身边踢着腿，发出低低的咕哝声。“我在炮击时开始阵痛，当时只能想到宝宝。”她轻柔地告诉《赫芬顿邮报》。
空袭开始一小时后，家人决定带着怀有9个月身孕的阿斯玛撤离危险的房屋，因为他们就住在警察局旁边。他们冲到街上，分成两组走到最近的亲戚家。
“我很担心我会失去孩子，”阿斯玛说，“炮弹就在我们耳边爆炸。”来到诊所接受引产后，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并为他取名穆赫辛。
尽管人手、设备和药品严重不足，希法医院仍努力照顾艾丽萨、阿斯玛这样的新妈妈。
大约150名产科病房护士中，有46人害怕空袭没来上班。工作人员表示，医院将尽可能多的产妇集中在一起，以保证安全、便于照顾。通常容纳一两名产妇的病房，如今都塞进了5张病床。
然而，战争依然无法回避。医院楼下的太平间里堆满了巴勒斯坦人的尸体，其中很多是平民。在医院工作8年的护士长苏美尔·苏莱曼告诉《赫芬顿邮报》，仅这一周，就已有3个婴儿死在这里了。
“我们不能送她们回家。”怀孕9个月的苏莱曼说。远处的爆炸声穿过医院敞开的窗户传来，仍然响亮。苏莱曼平静地说着话，似乎未受影响，但一只手始终紧紧护在腹部。
“即使战争结束，死亡也将随之而来”
艾哈迈德饿了。他闭着眼，找到母亲的乳房开始用力吮吸，忘了周围的一切。他忽略了摇摇欲坠的吊扇发出的沉闷的咔哒声，也没注意到摇晃的墙壁和不断瑟缩的母亲。有时，他身体颤抖，小手死死地握紧。
他出生才两周多，重3公斤。以色列人的坦克第一次打到加沙边境那晚，他呱呱坠地。18岁的阿萨斯玛心惊胆战地说，儿子看起来还算健康，虽然她自己都不相信这话。
艾哈迈德是这场战争的孩子。他出生10天后，便失去了父亲、祖父母和家。年轻的母亲只记得瓦砾堆上的灰尘和烟雾，但已在试图忘记。
阿萨斯玛和兄弟姐妹过去住在加沙城东部的西亚杰区，现在那里早已沦为一片废墟，杳无人迹。只有被烧死、碾碎的数百具尸体，仍被埋在倒塌的建筑物下。
战争的阴影铺天盖笼罩过来时，分娩后的阿萨斯玛还很虚弱，几乎不能走路。姐姐诺拉将艾哈迈德小心地放进背包，用手推车推着自己的女儿，徒步两公里，来到这座没有彻底倒塌的教堂。
如今，两姐妹坐在白色的石头地板上，房间没有窗户，30平方米的空间里挤了20个女人、孩子。没有床垫，最小的孩子被放在纸箱里睡觉。炸弹袭击了附近的公墓后，姐妹俩再次打算离开。
“但去哪里呢？”阿萨斯玛反问德国《明镜》周刊，“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诺拉甚至不敢放5岁的女儿到院子里上厕所，担心她被杀死。
希法医院早已没一点多余空间，就连院子里和停车场，都被无家可归的人们用纸板和地毯占领。阿布拉塔的“地盘”，是楼梯下的一块泡沫床垫。过去几天，她从自己家先后逃到祖父家和姑姑家，几处房屋都被炸毁。
阿布拉塔只希望能用上自来水，不必每天早上在海里洗漱。实现这个愿望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炸弹摧毁了主要水管，70%的加沙居民失去了饮用水。
48岁的马希尔·萨利姆负责修水管。这位白衬衫外套橙色荧光背心的工程师束手无策地坐在办公室，“老实说，我们不知该怎么办”。为加沙提供饮用水的6口井中，有4口都位于争议区，萨利姆已有3位同事在值班时丧生。
“想象一下，一个婴儿从战争中幸存，却因没有净水而死于痢疾。”他说，“即使战争结束，死亡也将随之而来。”
因为战争，心理学家自身也面临心理创伤
几十年来，加沙心理学家哈桑·泽亚达一直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当地居民走出心理创伤。如今，在新一轮的战争和杀戮后，他正面对一个新病人——自己。
7月20日，没有任何预警的以色列空袭夺走了他6位亲人的生命，包括他的母亲、3个兄弟和嫂子、侄子。巨大打击下，他开始否认现实，用第二人格讲述。听说家人居住的难民营附近发生了新的袭击，他立刻拿起电话拨给大哥。他忘了，房子已消失，哥哥也已经死了。
“你试图帮助人们减轻痛苦，但自己面对则完全不同。”坐在塞满心理学教科书的客厅里，他红着眼睛，告诉《纽约时报》，“这真是意想不到。”
50岁的泽亚达并非惟一陷入心理问题的心理医生。不久前的一次轰炸中，他的老板亚尔西·贾梅伊的大家庭失去了26个成员，包括19个孩子。
临床医师表示，在最黑暗的时刻试图修补心理创伤，是困难甚至荒谬的。即使在相对平静的时期，这里的条件也并不利于心理健康。人们无法穿过几乎密不透风的以色列和埃及边界，逃离加沙，联合国设在学校的避难所也难逃致命的火灾。
泽亚达说，当患者感到脱离危险时，对悲伤和恐惧的处理效果最好，但这在加沙不可能。有时，患者可能再度受伤，“就像监狱里被治好的囚犯再度遭受审问和折磨”。
“我很害怕待在这个建筑里。”他指着6层的窗口，这里的几间公寓挤了60多人。“以军随时可能来，没有安全的地方。从心理学上讲，这就是问题所在。”
几个街区外，9岁的巴克尔蜷缩在沙发上，如幼童般啃着拳头。7月17日，亲眼目睹4个兄长在炮击中死亡后，他再也没说过一个字。4个大难不死的堂兄弟中，惟有10岁的蒙塔塞尔还用颤抖的声音不断喃喃自语“我怕死，他们会杀了我”，另一个则不顾家人警告，一次次偷偷溜出家门跑到墓地。
“我们不是失去4个孩子，”尤尼斯的叔叔哈米斯说，“我们失去了8个。”
泽亚达年幼的女儿已经历过3次战争。“你能想象这对新一代而言意味着什么吗？”他紧咬牙关，“恐惧的父母已无法保护恐惧的孩子了。”
“这场战争中，以政府和哈马斯都有罪”
7月29日，以色列士兵阿迪·布里加的葬礼在阿什克伦市举行，他27岁的女友尤利娅·索科洛夫伏在棺材上痛哭的一幕，被以色列Ynet网站的摄影师埃雷兹用镜头记录下来，在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
据美国雅虎新闻网报道，4天前，当时已两周没见过男友的尤利娅，赶到加沙边境，看望23岁的布里加。布里加踏上战场前，即将分离的恋人紧紧拥抱良久。这一温馨的场景同样被埃雷兹捕捉到，一时大热。然而，7月28日，布里加被一发哈马斯的炮弹击中，当场身亡。
“我们什么都没做，就站在那儿拥抱半个小时。”她回忆道，“我看到摄影师拍照了，还低声对布里加说，‘看，我们就像名人，有狗仔队’。然后我们都笑了。”没想到，这一面竟成永诀。
正如路透社所说，反导弹拦截系统“铁穹”保护下，以色列鲜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相比之下，哀鸿遍野的加沙地区，被英国《每日邮报》视为正遭受单方面的“杀戮”。因此，以色列背上了道德十字架，尽管它也在战争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岁的耶路撒冷人希拉·巴尔只希望战争能早结束。
“这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很可怕，但我们至少有躲的地方。”他告诉《今日美国》报，“但我不会天真地以为，它会很快结束。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都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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