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我开始为孩子们写下我在怡保成长的故事。我知道这也是为了自己而写，因为过程中我努力回想父母当年的样子。我和父母同住一城的岁月，除开1948年间的九个月，只有孩提时代到十九岁为止。我觉得应该告诉孩子们，离家前我的世界有多不一样，好让他们了解对身为孩子的他们而言，有什么变了，以及对身为父母的我们而言，又有什么变了。内人娉婷（Margaret）知道我的故事，也赞成我趁着力所能及把故事讲出来。
之所以决定出版这个故事，是因为有一次我在新加坡碰到一群文史工作者，他们让我更加意识到过往历史里的个人层面。我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历史，觉得过往十分迷人。我想要为自己，也为那些和我同样渴求知识的人们剖析世间万物的道理，然而我感兴趣的道理总是如此宏大，甚至令人生畏。即使读到王侯将相和市井小民的人生，我看待他们时也保持批判的距离，希望从中学得更大的教训。随着时光流逝，我终于了解自己对过去的理解多么片面：我的研究理路主要依循欧洲历史学，也有儒家修身背景赋予的一些要素。
这些从事文史工作的朋友提醒了我，我们夸夸谈论历史的重要性时，其实无感于亲身经历某段历史时期的人们是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我们往往诉诸文献，试图以此捕捉苦与乐的时刻，尽管这有助我们想象他人过往的片段，但我们太缺乏人们实际经历的故事。关注地方文史遗产是第一步，鼓励大家分享人生或许可以是下一步。我开始觉得，也许家族外的人也会对我为孩子写下的故事感兴趣。因此我着手完成故事，写到1949年离开怡保赴新加坡，就读新成立的马来亚大学为止。在那之后，我的父母移居吉隆坡，再也没有回怡保。为了让这个故事适合更广大的读者群，我竭尽所能地修改并补充故事的各个篇章。
很多朋友跟我说，真希望当年父母还健在时多和父母聊聊，我记得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想法正好相反。那时候我觉得母亲太常讲起中国，却太少讲到我真正想知道的事。不过我记得当时好希望父亲可以说说他自己的事，尤其是他在长江流域成长的中国童年。父母两人都热爱他们的中国，而且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一直梦想能回到家乡。
在我心中，中国的不平衡让人不可思议。母亲眼中的中国，是她害怕会消失的传统中国，她希望自己的独生子对此能多少有所了解。母亲将之视为职责，要让我尽可能多认识中国，因为我是生长于异乡的孩子。
母亲丁俨、父亲王宓文和我。摄于1930年代中期，我们刚搬到怡保不久。
我觉得应该把故事说出来，让我的孩子能读到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我一边写，一边后悔没有趁父母在世时多和他们聊聊。母亲最后确实写下了她的人生故事，我也为孩子们翻译了一部分，作为本书的内容。真希望那时能要母亲多和我说说这些事。但我最觉得可惜的还是没能多听父亲讲一讲个人的事情，说说他的梦想，还有他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样子。有时真希望父亲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他真实的自我，而不要活得那么谨守他心中儒家父亲的典范。如果他愿意谈身处动荡时代，自己如何从孩子变成大人，我一定听得津津有味。或许是这份失落感驱使我说出这个故事。
母亲在1993年9月撒手人寰。临终之际，她把1980年完成的手稿《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留给我，那是她用非常工整的小楷为我写下的回忆录。她说她有好多人生故事想让我知道，但我们从未久坐长谈，因此无法好好把故事告诉我。我满怀悲伤捧读回忆录，因为从未听母亲当面讲述而错过了她人生里的好多环节。运用回忆录的段落，我将母亲人生的关键时刻转述给内人和孩子知悉。为孩子写下我的故事时，我进而翻译其中的相关篇章，让他们能读到祖母记忆中的故事。这样对孩子来说更为真实，因为他们有机会亲身阅读祖母的文字，能够更清楚知道对我而言她是怎么样的母亲。决定将成长故事付梓时，我认为也应该将母亲的故事放进来，附在我写的故事之后。
我记不清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告诉我她的故事，但我想应该早在我五岁上学以前就开始了。母亲说故事是为了让我对中国的家人有所了解，让我为返回中国做好准备。她想确保我看见她认识的全貌，好知道该抱有什么期待。假如我有妹妹，也许母亲就不会跟我说这么多了。但因为我是独生子，她又离家迢迢，没有其他人听她说故事，所以她必须确保我不会忘记她告诉我的种种。我们是第一代核心家庭，父母两人则成长于大家庭，和许多近亲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堂的至少有三代。其他亲戚都住在附近，所以通常也不需要多说亲戚的事。有好多故事母亲都再三重复，确保我领会。对她而言，这是一种文化传承实践，因为我从来不觉得她说故事是为了让我觉得有趣。母亲的一言一行在在散发浓厚的责任感，我不久便了解到她在教育我认识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父亲的儿子，来自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国的家族。她希望让我知道自己在王氏家族的定位，也希望为生在遥远异乡的儿子尽好自己身为中国母亲的本分。
母亲从自身的故事开始说起。母亲名叫丁俨，家人叫她丁佩兰。她出生在江苏省东台县城，东台是滨海城镇，地处长江以北约五十英里，离父亲的故乡泰州不远。东台地势低平，接近沿海分布的盐田，那是丁家十九世纪享有的财富泉源。丁家来自镇江，镇江是长江三角洲的大城市，位于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丁家祖先里不乏曾任盐运使司衙署官员者，其中一些人去职之后仍然和盐业保持密切关系。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逼近镇江时，母亲的这支丁家人离开镇江，前往东台。
丁家由成功的文人领导，他们期待家里的年轻子弟专心研读典籍，以图仕进，不过也有和盐业关系密切的丁家人。清廷在1904年之后废除科举考试，丁家子弟仍因循旧规，继续读书；一部分是家族传统使然，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不过还是有比较务实的丁家人，他们转向商业投资，而这几支直到民国初年都还十分富裕。
母亲的大哥恪守传统。她告诉我她大哥要在瞬息万变的中国谋生时，有多么手足无措。这唤起了她个性中务实的一面，让她对中国青年男子应该读什么书感到非常矛盾。考虑到大哥的状况，她的观点是如果孩子对读书缺乏天分和兴趣，那么应该建议他学些实用的技能，而不该一味逼他读书。母亲还有个跟她一样务实的妹妹。她很喜欢妹妹，也认同妹妹的职涯选择： 在地方政府当小职员。
丁家三个孩子出生时，家产仍然富裕完好，每到吃饭时间，全家超过百口集合在有数重庭院的大宅里。说到宅里用锣声召唤家人集合用餐，母亲甚至语带敬畏。男人在正厅的餐桌上吃饭，母亲则和她的母亲、妹妹在内厅同其他女眷一起吃。然而好景不长，母亲这代是沾得这种家族庇荫的最后一代。吸食鸦片渐渐荼毒家里的男丁，甚至也祸及一些女眷。清朝覆灭后动乱不已，加上军阀各据山头，让地方驻扎的军人得以在地盘内任意向商人和乡绅地主“征税”。
军阀苛捐加上鸦片烟害将东台丁家推上末路，不过母亲记得镇江的本家多挨了一段日子。母亲述说的丁家故事掺杂憾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如何严词批评某些宗族长辈。她一再重申鸦片的危害、种种铺张浪费、财务管理不当、大家族规模过分膨胀，而最重要的，是丁家男人无力适应这一隅中国瞬息万变的局势。
丁家传统上依循儒家教导，也囿于此一窠臼，大家期待儿孙用功读书，求取功名。她的父亲在研读经典方面的表现称不上优秀，因此被鼓励去帮忙家族经营盐业。1905年母亲出生时，家境依然富裕，但不久之后，丁家从前和官僚的关系随着清朝垮台而断裂。其后，她的父亲和叔伯、堂兄弟竭力维持生意运转，以维系大家庭。这是场没有胜算的战斗。他们需要新的商业能力，但家里出不了真正具有企业才干的人才；面对袁世凯总统治下不稳定的民国政权和后继掌权的军阀，他们也欠缺与之周旋的必要关系。丁家上下只知道固守儒家价值观，让他们的子孙准备好展开某种书中自有的事业。他们或许预期帝国传统有所改良，但仍在能够适应的范围，似乎从不怀疑儒家的中心思想依旧会是政府的指导原则。
满清统治结束以后，确实有件好事发生在母亲身上。纵然王朝已倾覆，又尽管民国政权支持一概终止妇女缠足的激进呼吁，但家里仍旧安排让母亲裹小脚。听到自己必须遵循习俗时，母亲向外祖母哭泣哀求。母女两人皆泫然落泪，但外祖母不改心意，缠足照旧进行。疼爱母亲的仆人不忍见到母亲哭泣，也向外祖母求情，她指出附近一些人家已经终止这项陋习。外祖母最终让步了。我觉得母亲的脚很小，但她说不准如果脚从来没被缠过，是不是可以长得更大。
母亲在成长过程中，看见家族随生意没落而四分五裂。她看见大哥整日埋首于儒家经典之中，唯一的乐趣消遣是书法和下棋。她和妹妹在家里学会读书写字，母亲对古今文章深有涵养，阅读涉猎广泛，甚至读了一些她不该读的传统小说，像《红楼梦》。家里期待她长大后帮她的母亲在持家上分忧解劳，因此她研读女德的典籍，也学习一应家务和各种实用技艺，皆是打理大家庭所必需。她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勤练而来的好书法，她写得一手漂亮的标准小楷，这是丁家每个女子都应该会的技艺。母亲常常告诉我她练字有多努力，她和书法受到盛赞的堂姐一起练习，后来终于把字练到可与堂姐媲美。不过，母亲承认她永远没办法像堂姐一样精通绘画，堂姐不只是地方上的佳人，也被视为镇上最有才气的女画家。1980年，我在上海再次见到这位堂姨，堂姨已经年近八十，依然美丽动人，她给我一柄亲笔作画落款的画扇，要我带给母亲，堪称珍宝。
我终于在2010年4月造访东台，却遍寻不着母亲口中的大宅和庭园。当地人告诉我大宅过去坐落何处，之后又怎么出售改建。他们为我指出那块土地上后来盖起的房屋，现在住着几十户人家。我遇见住在附近的某家人，他们还记得丁公馆（丁家大宅）的故事。其中一个人带我去看几百码外的小溪上的一座桥，仍然叫丁公桥，标示丁家土地的边界。尽管不知道他们说的有几分正确，但我所见的印证了母亲的故事，还是让我很高兴。
这些故事大部分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在战争于1941年延烧到怡保之前听说的。最初的故事听来趣味盎然，我们在怡保没有近亲，这些故事把我们小小的三口之家放进大网络中，连结为数众多的姨姑婶婶、叔伯舅舅，还有或亲或疏的堂表兄弟姐妹。深一层的背景里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其他祖辈亲人。母亲一丝不苟地教导我，要我认识所有分得清的亲戚，每个亲戚都有一两则趣闻赋予他们鲜活形象，亲戚个个都被精准定位，安置在以母亲父亲为中心以及最终以我为中心的网络中。因此我的心灵世界住满血亲，母亲那边除了她的大哥和妹妹之外都暗淡不清，但多亏母亲，父亲那边则鲜明清晰，溯及王家四代。
母亲说起夫家的故事，总是比说起娘家的故事要更温柔。这是因为她真的尊敬王家，还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身负儒家职责，必须教导我尊敬王家，对此我始终无法确定。或许两种理由都有一点，因为王家从来不是富贵人家，但他们坚守儒家文人传统，不碰生意也不沾鸦片——至少这是母亲透过精心挑选的故事所留给我的正面形象。
本文摘自《王赓武回忆录》，王赓武、林娉婷著，林文沛、夏沛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8月版上卷《家园何处是》的《叙说缘起》一节，澎湃新闻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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