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个传奇。她的细腻笔触。她对生活独特的领悟力。让人望尘莫及；张爱玲是个普通女子。她也曾爱过。恨过。在时代的夹缝中纠结于自己的幸福。张爱玲是个怎样的女子？你能读懂几分？
读过张爱玲的小说的人常有“此人文风苍凉、犀利甚而刻薄”的评价之语。却也不得不感叹她的巧妙文笔、苍凉心境。张爱玲的敏感与那个时代的悲凉格格不入。却又似相得益彰。谱下传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17岁时的惊世之言。本篇不谈小说。只选取十篇张爱玲散文。且都较为短小。看似闲笔。却也不失妙言。望与诸君闲庭信步。赏叶见森林。从另一个角度欣赏这袭华袍。感受那个已渐渐远去的时代。
一、夜营的喇叭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我说：“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我说：“啊。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二、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三、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四、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五、打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六、有女同车
这是句句真言。没有经过一点剪裁与润色。所以不能算小说。
电车这一头坐着两个洋装女子。大约是杂种人罢。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里的女打字员。说话的这一个偏于胖。腰间柬着三寸宽的黑漆皮带。皮带下面有圆圆的肚子。细眉毛。肿眼泡。因为脸庞的上半部比较突出。上下截然分为两部。她道：”……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没同他说话。他说‘哈啰’。我也说‘哈啰’。“她冷冷地抬了拍眉毛。连带地把整个的上半截脸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气是倔强的。是我有理的时候。我总是倔强的。“
电车那一头也有个女人说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恋人而是儿子。因为这是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太大。梳个乌油油的髻。戴着时行的独粒头喷漆红耳环。听她说话的许是她的内侄。她说一句。他点一点头。表示领会。她也点一点头。表示语气的加重。她道：”我要翻翻行头。伊弗拨我翻。难我讲我铜韧弗拨伊用哉！
格日子拉电车浪。我教伊买票。伊哪哼话？……‘侬拨我十块洋细。我就搭侬买！’坏弗？……“这里的”伊“。仿佛是个不成材的丈夫。但是再听下去。原来是儿子。儿子终于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亲：”伊爸爸一定要伊跪下来。‘跪呀。跪呀！’伊定规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个末讲：’定现要依跪。跪呀！跪呀！‘难后来伊强弗过明：’好格。好格。我跪！‘我说：’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后来旁边人讲：价大格人。跪下来。阿要难为情。难末喊伊送杯茶。讲一声：’姆妈（要勿）动气。‘一杯茶送得来。我倒’叭！‘笑出来哉！”
七、写什么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八、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九、秋雨
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翳翳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盛夏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去。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薰薰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噗通噗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十、草炉饼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最便当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着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Micronesian）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从前进的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栅。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的鬼影子。微驼的瘦长条子。似乎本来是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就这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是袖珍本了。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这里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哪。炒炉饼。”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编后语：
张爱玲是个奇女子——和大多数人一样。这是我对这个传奇女子的模糊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张爱玲越来越出名了。出名到网络上随便一翻就是一大段一大段的“张爱玲语录”。但真正用心去读她的作品。且能够读懂她的苍凉的人又有多少呢？她的文采。她的心境。远非我们简单的几句话能够概括得了的。她的文字被称为“无事的悲剧”。但这种“悲剧”却是永恒的。她写尽了世间女子的悲凉。写尽了时代的荒唐。
聪明的女子值得同情。但如此聪明的一个女子。更值得我们敬重。值得我们赞赏。值得永世的怀念！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的人有必要腾出些闲时。静下来。收起世间纷扰。慢慢品读张爱玲。
相关：
活在自然南方有个芙蓉国。芙蓉国里有座山。青山之上有幢房。黑瓦木墙里有个我。左边池塘水粼粼。葡萄架下鱼乘阴。右边三亩菜园地。青菜萝卜分行立。后头青山野兔肥。前头果园硕累累。这便是我湖南山坡上的老家。伴我渡过人..
你我的故事（二）眼神象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找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亮有美丽矮~~有情天地。我满心欢喜。 听到这美丽而又熟悉的声音时。心底是无比的伤心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