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喜欢看历史类的小说和影视剧，那么你大概率听过马伯庸的名字。
作为一位历史小说作家，这几年，马伯庸的一众作品——《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洛阳》被纷纷改编为影视剧，也让这位并不高调的作家，持续被更多人所了解。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海报
马伯庸，大学学的商科，毕业后在一家法国电器公司工作。他的经历乍一看似乎与历史、文学相隔甚远。但他对历史的热爱，其实是从童年开始，一以贯之。
这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他的“三国情结”。
小时候，马伯庸读过最多遍的书，就是关于“三国”的；投身写作后，他的大量作品也都以三国为背景。
在“三国”中，马伯庸尤慕诸葛亮。2014年10月，他和三位同伴从成都出发，计划了一场重走诸葛亮北伐之路的“文化不苦旅”。
他们驾车经剑阁，穿祁山，过秦岭，访街亭，直奔五丈原，一切有关三国、有关诸葛亮北伐的历史痕迹、文化遗存、沿途的山川形制，都和马伯庸脑海中那无比熟悉的“蜀相”形象彼此印证，让这趟本不遥远的旅途增添了海量的细节和线索。
作家马伯庸
旅行结束，朋友问他此行的感受。他思考许久，最终用文字做出了如下的回答：
沿途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对他的了解加深了一点，为这个只活在历史书里的人增加了一丝鲜活的气息……当整个旅途结束时，诸葛丞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和出发时大不相同……他不再是史书上那一行行冷漠的描述，而是一个被无数细节构建出来的、活生生的人。
在历史中，用细节建构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不仅是马伯庸的旅途感受，也是他写作的基础，是他作为一位“说书人”，在精彩故事讲述之下的人文底色。
写作是我的工作
大约每两年左右，马伯庸就会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这种稳定的输出，来自于他自律的写作。在他的写作生活里，没有狂热和颓唐，他自谦并非天赋型作家，而是依靠有计划的工作“日拱一卒”，他还揶揄自己是作家里的“上班族”，每天都要去工作室里到点上班。
所谓工作室，是马伯庸专门租的一个三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那是便是他“一个人的职场”。
早上，送儿子马小烦上学后，八九点，马伯庸来到工作室，门一关，坐下来，开始写，直到下午五点下班。
马伯庸在工作室的书架前
在马伯庸看来，创作自由和自我约束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关系，如他所说：
强烈的表达欲，可以抵消写作的艰苦；生活的压力，可以抑制偷懒的冲动；深藏的虚荣心，可以保证自律的动力。
在全职写作之前，他在法国公司施耐德电器工作了十年的时间，“当过销售、做过商务支持、偶尔客串一下会务、做过市场......”
期间，他以兼职作家的身份完成了多部作品——2005年的《风起陇西》、2007年的《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2012年的《古董局中局》……
而这些作品，全都写于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给自己加活，意味着生活又多了一分劳累。
但马伯庸并不这么理解——在他看来，工作之余写小说，就和别人旅行、打球、看电影是一样的，他并没有专门挤时间来创作，“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娱乐。下班之后抓紧时间写作，就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究其根源，是因为他有自己想写的东西。
持续地、有计划地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是属于马伯庸的写作道德。
《两京十五日》
深入历史缝隙的“说书人”
马伯庸将自己的作家身份界定为“说书人”，将自己的作品归为“通俗文学”。
然而，在这种通俗文学的写作中，他却有着极为严肃认真的创作方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对小说中史实和历史细节的一丝不苟。
他的小说，故事总是非常精彩，细节又极度真实。
比如在《长安十二时辰》中，他对天宝初年的长安城规制，对每个坊市的位置、功能、大小，对长安城中的人们的行业、民族，对诸如城门几时开启之类的城市运转方式，乃至对唐朝高层的政治生态等等，都有着相当准确的叙述和把握。
正因这一历史环境的真实可信，读者才可以随主角张小敬一同沉浸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投身书中世界，进而探得这个「长安24小时」缉凶悬疑故事里的精微与光彩。
马伯庸将自己的小说作品称之为“历史可能性小说”，谋求在不改变既定史实的情况下，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那个最合适去上演故事的舞台。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设定图
他将自己的写作方式比作是“三明治”。写在上面的，是未被篡改的宏观史实，写在下面的，是基于考证和调研、不厌其烦查阅资料而得来的准确细节。在它们中间，则是小说的核心——有趣的人物和好的故事。
在这种真实和虚构的结合中，马伯庸“两全其美”地安置了他讲故事的冲动和他还原历史的愿望。这种写法，也让他的作品有了独特的气质。
医之大者，为国为民
最近，马伯庸出版了新作《大医·破晓篇》。这部小说是构思于2017年，是马伯庸在对上海华山医院一次探访时的意外收获。
小说讲述的是清朝、民国更替之际，三位身份、文化、医术不同的医生在大时代里的跌宕命运。
小说的名字来源于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其中说到：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
在马伯庸看来，这是中国的“希波克拉底”宣言，同时也暗含着金庸所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道理。
为小说取这个名字，马伯庸希望近代中国那最早一代医学人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
如他所说，“所谓的时代趋势，都是由无数个体所组成。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愿望，才汇集成一整个潮流。”
《大医·破晓篇》
有趣的是，在此前的《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中，马伯庸惯于将故事置于一个“浓缩”的时间限度中，书写具有“逼迫感”的情节。然而《大医》的上、下部历史却长达几十年。
在上部“破晓篇”中，故事集中发生在1910年前后的上海；而待将出版的“日出篇”则从北洋军阀时代一直写到抗战、乃至解放战争。
而另一方面，与之前的作品相比，这一次在《大医》中，马伯庸写近代历史，写一个专门的行业，其中涉及他此前所知甚少的医学领域。
△马伯庸为何致力于写出这样一部“长河式”的作品？
△对近代史和近代医学的书写，是否对他构成了新的挑战？
△他用何种方式，再现那个苦难的剧变并存、在跌宕中前进的时代？
△他用何种叙述，再现那些在历史深处默默前行的人物？
△在多部作品获得广泛关注，在获得了“渐进出圈”的成功之后，马伯庸对于自己的写作又有哪些新的想法和计划？
9月20日（下周二）20:00，我们邀请马伯庸做客凤凰网文化直播间，和他一起聊聊他的新书和他的历史写作。
马伯庸
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
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
代表作《古董局中局》入选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年度好书文学类十大好书。
代表作：《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七侯笔录》《龙与地下铁》《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三国配角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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