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是1919年，鲁迅在他的《随感录·四十一》中写下的话。
一百年过去了。这百年里，每每总有青年困惑于当下，面朝着未来；也总有人向每一代的青年投注着期望的目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恰是我们之中，一位关心青年、亲近青年的老师。
在上月底文化直播间中，我们与在上海的他进行了远程连线，就当下青年的焦虑与困惑、纠结与爱恋，与他交流，一同探讨我们时代的精神与情感。同时，我们也请他分享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请他回顾70年代那难忘的云南河谷山川，进而对比今日中国社会，剖析不同时代青年的境遇与行思。
在直播中，他谈到，相比于他们当年这代青年“只有一个依据”“关心宏大的事情”，今天的青年面临的更复杂的局面——“文化的维度，甚至文明的维度发生转折了”，而 “我们内心里面的矛盾还是很多”。
谈及爱情中的矛盾与踟蹰，他非常坦诚地肯定了经济与爱情的紧密关系，但同时也强调“两个人共同学习、相互给光、相互成就的过程”才是爱情中最珍贵的部分。
他始终对年轻人抱有着温暖的善意和真诚的希望，相信这一代年轻人是“朝向着我们文明的一个新阶段”，相信他们可以“把世界在手里面紧紧地捏着，让自己过得有灵性。”
从青年用以自嘲的“内卷”“打工人”这些词语中，他看到了这一代年轻人的弹性和力量——“他们不再只把物质作为唯一标准，个体的价值、个人的尊严也是标准。辛苦不怕，但是为什么而辛苦？他们是在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
不同于那些对年轻人“高屋建瓴”的批评，不同于“一代不如一代”的长者论调，梁老师正是每一个“想做事”的青年可亲、可依、可信的同行挚友。他与我们站在一起，朝向未来。
以下为本场直播的文字实录。
1.“做一流的事情，过大众的人生”
凤凰网读书： 在新书《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的序言中，您写到当年在云南高黎贡山下村寨做知青的回忆。现在想起当时的知青岁月，脑海中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梁永安： 我是在 1973 年 10 月 到的那里。 那是一个叫做芒合寨的 傣族 寨子 ， 寨子坐落在怒江大峡谷中，上面就是高黎贡山。 高黎贡山很高，那时候天气变暖没有这么厉害，山顶上还有一点雪 。 它下面是怒江，野性 得 很，奔腾不息。 在 怒江边 走一走， 还可以看 满山的山楂树开着花。
我很有幸看到了一种今天 已经 很难再 见、维系了 几千年的古老生活。 他们的稻田都不施化肥，一亩地才收 200 多斤，很 少 。 村寨都是茅草房，很多 房屋的外墙是用 竹子编的， 当地居民 穿的服装 也 都是 自己织布、自己做的 民族 服饰 。
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有两个东西太重要了 。
一个 是 我们自己 学会了 种菜 。 真实的 种菜很辛苦，你把小菜苗买回来，要浇水，白天不敢浇，太阳 照射就 把它蒸死 了 。 所以都是 晚上在河边月光下提着水一点点给它浇，然后过一段时间它站住了，慢慢地长大。 我 真正第一口吃到自己种出来的番茄，哇！ 那个感觉 ， 比什么都好吃 ， 我 从这里 体会 到了 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幸福。
你得到的 东西 ， 会给你 快乐，但 只有 你劳动创造的东西， 才会给你 幸福，因为那里面有你的生命 。
第二点是自然 。 高黎贡山那么高，一直从青藏高原 绵 延下来，怒江那么 奔涌 ，沿江的木棉花开起来的时候， 好像 “哗”地燃烧 起来 ， 还有几百年的大茶树， 山上跑着各种动物，有熊，有野羊，形形色色 。 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就觉得 人类 是自然 的一部分 ，绝对不能活得不自然 。 所以我不喜欢那种红尘滚滚 、 追求虚荣的 生活 ， 那样会 把自己的生命资源都投入到外在的东西上。
自然有自己的节奏。 做为一个 热爱自然 的人，也要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才能活得 真实。 自然界没有 三六九等，所以 我 也 讨厌人 们去 攀比 、 一定要活成人上人，觉得我要比你高我才幸福 。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过得那么心急火燎，过得那么假 ？ 很多人其实 太计较了，太讲人和人的竞争 、 挤压，然后从竞争心 、 从虚荣心里面去获得相对的快感。
那东西要不断获得才行，要不然就焦虑。 所以我们很多人过得非常内卷，处在一种东奔西跑 、 心灵没有自我支撑的状态。
在高黎贡山的日子，我也看到了当地农民的各种艰辛。 农民们大多没有鞋，冬天里赤着脚，脚上都是裂口和老茧 ， 看起来 像老树根一样。 冬天里就这么 冰 凉凉 踩到水田里去。 村民们自己织的 布也不结实， 很多妇女喂孩子，衣服上都 露着大洞 。
经历过这些， 特别是我上大学也用了那么多资源， 到后来当 老师， 去 国内国外 到处 走， 能有条件做这些事情， 其实 用的 都是老百姓创造的 财富 ， 是他们提供了 条件。 所以我 后来就比较讨厌一个人专门去追求很豪华的生活 。
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就是 要 努力 保障 老百姓 可以通过 劳动获得他应得的生活， 反对 一切 的不公 ，去给这个社会发展添动力。
凤凰网读书： 想起 您 有一句话是 “做一流的事情，过大众的人生”。
梁永安： 有些人追求一流的专业能力，这个是非常好的，但 有些人 追求 的是 上流的生活 ， 会让人把路 越走越窄。 因为金字塔也是越往上越窄了，他就 会 变得越来越功利化。
如果你 只 从 过上上流生活 的角度看 事情 ，那么很多事你是不会做 的 ，因为对你没好处。 比如说 我们国家 西部有很多资源，有很多民族文化，有很多历史遗迹，它 们 都可以转化成一种文化 、 艺术 的 创作 ， 都值得学生物学、地质学的人们去做研究。
但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 西部、去乡村？ 为什么 大量的资源都 集中 在大城市里 ？ 我们 总觉得那样的事情对 于 自己 而言， 付出又多，也不见得有什么可见的回报。 因此在 人生大的选择上，就会出现扎堆 、 内卷 的情况 ，大家都往 一个方向 跑，很多急需的部分没人去做。
其实如果你有一种大众的 、 平民的生活态度，你就会感受到一种人间的温暖 。 我 在 西部的时候，不管在西藏、新疆、云南 还是 四川 ， 接触到很多非常温馨的人， 他们 非常朴实，对人很真诚 。
看起来他们从历史上继承了 很多 好的 文化品格，同时 又 接受 了现代生活带来的一些新东西， 所以 他们也不保守。 比如说我在康定 的时候 ，大渡河穿城而过，我坐在桥头，两个老妈妈一看就是藏族， 我 跟她们聊起来，她们 的 眼神 很单纯 ， 问你 从哪里来，说起些家常话 ， 特别亲切，没有那种人和人 之间的 防备、警惕 、 距离 。 在川西泸沽湖附近的 高原草场上 ， 有个藏族小伙子 让 我印象很深， 我们问他， 你看丁真那么火，你羡慕不羡慕？ 那个小伙子很帅，他说我一点儿也不羡慕，我 们 说为什么不羡慕？ 他说丁真已经失去自由了。
2.“今天年轻人他心有不甘”
凤凰网读书： 您常年在高校里面，跟学生们打交道，同时您也做B站、做播客，跟年轻人进行交流。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质是什么？
梁永安： 我是在文革的时候上的小学，然后经历了下乡插队。国家经历那么大的历史变化，我是切身体会到的。那个变化不是说我们选择什么职业，而是我们都有共同的命运，比如说全国的知识青年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
我们 这 代人 的青年时代， 工业化还在发展，水平还很低，城市化 水平 也很低。 中国在 1978 年的时候， 全国还只有 19% 的 城市人口，所以整 个社会 还有 一些 传统 的 特点。
我们那一代，年轻的时候确实比较关心，比如说解放全人类 这样的宏大 价值， 在 个人 方面 属于无我状态， 渴望把自己 奉献给民族、 国家 。 大家慷慨激昂 ， 可以一起唱非常红色又非常青春的 歌曲 ，对吃、穿 没有要求 ， 也 不在乎 生活中的艰苦。
后来的年轻人，我觉得尤其是 从 95 后 开始 ，他 们 成长 的时代 ，国家发展 已经到了这样一个 阶段 ： 一方面是物质喷泉， 出现了很多 新东西 —— 互联网、 各种各样的数字技术 、 形形色色的文化潮流 、 全球化带来的 诸多 影响 ， 其实 是 文化的维度，甚至文明的维度发生转折了。
所以新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更有知识，所谓“有知识”也不光是指上大学受教育，更多是无形中整个社会的信息流动所带来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关于全人类的各种不同活法的知识，还有图书、电影、电视……方方面面的大量信息，这是非常多元化的过 程。
而这不仅是社会的多元化，也是个人内在的多元化。 这个内在的多元化，当然现在还没变成宽容，我们内心里面的矛盾还很多，因为没有确切依据了，不像以前我们只有一个依据。 现在是这边说的有道理，那边说的也有道理。
在这种生活里面，可以说那种统一的、大家可以共同表述出来的潮流和精神，还是比以前要少得多了。 但是因为知识、信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生活也 比较具体，因为大家都在某种分工里边。 比如说我们今天知识经济、高科技等等，我们都是在这个无限分工的切分中，打造自己的一份生活。 这是科层制社会中“合理化”——在社会的链条里面，我们有一个空间站位，有一个可以自我辨认的身份。
所以我们说现代社会中的人，更加具有“工具人”的特点，不问“上面”的价值，也不问“下面”的价值。
但也有好的方面，就是我们有了比以前高得多的专业性，在专业性里面形成了什么呢？ 就是平等精神。 一旦有分工了，人和人的关系，就不再是那种垂直的，像农业社会一样，靠一个从上往下贯通的权力让大家来服从就行。
今天的社会因为是分工的、专业化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都有别人不可替代的知识和技术。 越是这样的人，他就越能站得住。 人和人互相之间依靠交换市场来彼此建立起新的契约，这种平等符合我们说的现代社会的“新连接”，这也是今天社会的基础。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代人也是“基础性”的一代，再往上发展就会出现新的连接、新的公共空间，出现彼此之间的各种可能性，包括各种志愿者团体、各种中间组织… …到时候，它们的力量就会一点点放大，新的责任感、公共价值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所以，现在这代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更多是朝向着我们文明的一个新阶段。
凤凰网读书： 在您的新书中，也看到了您对一些“热词”的回应，比如您认为，年轻人总说摸鱼、社畜、打工人，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认同上遇到了问题。 他们提出这些词，是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生存，而是想要探寻生命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梁永安： 这些词，你看着都像简单口语，实际上不简单。 像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它所使用的是“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这些词来形容现代社会的人与工作。 但是我们年轻人用的词语有非常贴切的生存感，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这里面有一种批判意识。
因为年轻人衡量生活的标准不一样了，他们不再只把物质作为唯一标准，个体的价值、个人的尊严也是标准。 辛苦不怕，但是为什么而辛苦？ 他们是在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 不像以往，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改革，跑出来到深圳或者广州打工的人，他们当时听到星期六、星期天要加班是很高兴的，因为这样工资会多一点，他们想的是把钱都汇回家里去。
那一代人哺育出来的下一代，包括今天的年轻人，就理所当然是精神进化了，对生命的理解也变化了，不仅仅是要挣钱。 其实我十几年前就看到深圳出现这种变化，那些90后去打工的时候，叫他们加班，给他加工资，他们都拒绝： 我要坚持我的自由时间。
今天的年轻人作为一个个分散的个体，他们对自己的处境要寻找一种共鸣，寻找一种集体反思，所以这时候就用“打工人”“社畜”这些话语来自我表达。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好，就是他们这种成长能力、自嘲能力。 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了，像个鸵鸟，明明很苦却说不苦，然后用麻痹的方式认命。 像美国一些小说，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里面那些黑奴，他们顺从主人，然后自己把这种顺从化为一种美德，好像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劳动者。 后来的小说都批判这种意识。
我觉得今天年轻人他心有不甘，有一种生活的向往。 他已经种下来特别多种子，有待生长出来。 但是过度紧迫的时间，过度加重的负担，会把这些种子压抑住。
种子只有发芽展开之后，人才能知道自己喜欢哪一颗，种子才会变成自己的生活。 在它没有展开的时候，就会有个“意义空洞”，这时候人就觉得不可承受，用小说的话来说就“不可承受之轻”。 所以就会有，比如最近的“王心凌热”。
这一代中年人，他们也是从90年代、从2000年过来的。 他们伴随国家走过这一段，自己内心深处有很多没释放出来的东西，这时候一看，当年伴随自己的这么一个人忽然又出现了，一看还是那么活泼，还是那么有魅力，就忽然感觉自己也被唤醒了，觉得岁月好像又跑回来了。
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不要再等岁月跑回来。 希望他们把世界在手里面紧紧地捏着，让自己过得有灵性。
3.“爱情是讲真假的”
凤凰网读书： 您之前说过，青年人有普遍的焦虑，包括价值的坠落感和空白感，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在爱情上。
梁永安： 这个是必然的。我们时代面对14亿多人的一个大转型，这个力量是非常磅礴的。而作为个体，我们能做到的东西很有限，很难去决定或者改变什么。但是要建立起一个有真正爱情的生活，这个倒是有可能的，就像美国诗人狄金森，她写的——要营造一片草原，只要有一只蜜蜂就可以，假如没有风，那有三叶草也行，或者有一份情感就行。
爱情是讲真假的。 我们一生在学习得失，从幼儿园开始，能不能得到小红花、能不能受到老师的奖励，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来做我们的条件反射、做取舍。 其实我们都在得失中长大，在应试教育中不断地上升。
但 是爱情不一样，它很难用得失来衡量。 在我们往往遵循的那个逻辑里，最大的“得”可能在爱情里面是最大的“失”。 因为你可能会用追求地位、财富时那种功利性的量化标准，替代对一个人的衡量。 用得失来计算的话，往往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得到的都是生活的条件，你失去的是生活本身。
爱情会强调真假，这里的真，是你的真心，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追求，是你对人的生命根本价值的判断。 有了这个“真”你才会知道，世界无论怎么变化，其实人是最重要的。
凤凰网读书： 你说过如果想要收获一份特别美好的爱情，就要先做好永远单身的准备。 这一点怎么理解？
梁永安： 单身，它从新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上“迅速增长”的生活方式。 从日本来说，单身家庭在所有家庭类型中也占据了30％以上的比例了。 美国单身立户的家庭，在数量上，仅次有婚无子的家庭，并且高于核心家庭。
我们的感情生活，主流的方式就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在一起，最后油盐柴米、生儿育女。 第二种比如说同性相爱，我们这个时代也能看到，大家也见怪不怪。 第三种就是自己和自己，爱情在心里，我对这个世界有一份对爱情的理解，也渴望能相遇，但没遇上也没关系，我就一生带着这份心里的恋人一直生活，保持住这种品格。
这三种类型，在我们今天世界上，都是存在的、合理的。 如果你自己认定，我这辈子只能像第一种类型那样生活，那你的恋爱实际上就不是恋爱，而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没办法一个人，所以你只能去找个人结婚来解决这个问题。
爱情本来是自然感情，一旦把它变成问题，你的整个思路、整个状态都不一样，因为你是首先认定的是： 我必须结婚，不结婚不行。 这样一来，很多东西就倒过来，逼迫你去做加减法。
你22岁想的爱情，跟25岁想的就不一样，到30岁，想得就更不一样了。 逐渐逐渐，随着现实因素的不断加大，自己内心里非常热烈的东西，一点点的熄灭了。
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在20岁到30岁之间去恋爱、结婚。 有的人，他的相遇可能在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 人生里面特别美好的相遇可能在后面。
这个世界上可以去爱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我很喜欢摄影，我跟摄像机就建立起一个亲密伙伴关系。 它跟着我走世界，我现在手里也存下来十几万张照片。 比如说我在日本三年，就拍了25000张，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会想起当时的情景、心情、遇到的人、见到的天地。 这时候，我对这个相机的感情会很深，因为它跟我一起披星戴月，走过了阴晴风雨。 我也为它下了不少力气，去琢磨怎么拍、怎么弄。 这个时候我是不空虚的。
如果一个人心里边总是急乎乎、惊惊惶惶，落不下心来，总是想着什么时候找到女朋友，什么时候找到男朋友，一天天唉声叹气，生活就会变得一团乱麻。 只有把自己冷静下来，真的感到一辈子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也能活得很丰富，那才是真的单身生活。 这样到后面你反而可能就会遇到跟你气息相同的人，或许他（她）也走在一个建设性、创造性的路上，你们两个人彼此能够欣赏，而不是一个有求于另一个。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就一个人行走过很多地方，自己做音乐、画画……凡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精神支撑，但是它背后的含义是独立。
凤凰网读书： 有些人之所以单身，没有进入婚姻，其实是害怕自己阶层坠落。 您是否也认为很多爱情问题，其实是经济问题？
梁永安： 基本上是。我们不能说一谈经济就庸俗，我觉得不是这样。19世纪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判断一个绅士的时候，也很注重他的财富，当然也注重他的专业、职位，这些都代表着他的身份。
包括简·奥斯丁，包括勃朗特姐妹，她们所写的作品里面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方面非常注重男性的品质，看他内心是否高贵，是否有创造力、有坚韧精神； 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既然有这么好的品质，那你的创富能力也不应该差，外化出来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你挣到的钱，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社会阶级。
比如说当时欧洲的习俗是要在结婚的时候送给对方一个钻戒。 光这个钻戒就够一个男性忙五六年的。 而且女性坚持要钻戒，因为拿到钻戒意味着稳定——你如果要想离开我，想另外结个婚，再去挣个钻戒，那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那时候很多男性，都是到了三十五六岁才结婚。欧洲有男性晚婚传统，尤其是从中世纪以来，它的财产继承制度和中国不一样，长子可以继承大部分财产，但其他儿子们，只能拿到一小份钱，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所以他要积累这笔财产，要打拼很多年。
但是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 今天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在延续着传统农业社会那种早婚的意识。 在我们的时间表上，一个人二十五六岁，就是结婚的黄金年龄，再往后走好像就已经进入危机状态了。 在这个时间段，一个女性如果要找一个跟自己年龄能对上，财富还要达到一定标准的中国男性，就太难了。
我们现在是中产化的第一代，起步的第一代。这个时候，社会的差距还是很大，我们都怕掉下去。我们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在社会总体上，处于一个还可以的位置，有比较体面的生活。
如果说一个女孩的要求，是找一个大富翁，那我觉得完全不可理解，这样你就把自己吊起来了。但是如果说你希望自己能够找一个爱人，两人能够生活在中产水平，那我觉得倒不见得有什么奇怪。
所以这样看，爱情里的经济问题，可能是我们社会在“中产化”过程中的一个常规问题。
但同时，我们快速变化的社会，跟日本、美国这些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相比，其实还是富于激情的。因为我们还有那么庞大的底层，还有那么大的差距，所以人还是很有一种动力要去往前发展，获得自己的空间。
这里面有很不一样的精神释放，有一种面向未来的热情。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建立一种在精神层面上相信未来的爱情，经历两个人共同学习、相互给光、相互成就的过程。这样的爱情是特别珍贵的。
4. “承认自己是个‘小蘑菇’”
凤凰网读书： 想起了您之前说的一个概念，您说我们都有一个“蘑菇期”的阶段。
梁永安： 对。因为刚进入社会，赤手空拳，要重新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这个时候，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认识社会，怎么对接那些跟校园里完全不同的、新的人群，在这其中又应该参照那些人、学习哪些人，到底怎么选择。
“蘑菇时期”，一方面是我们被重视的程度还比较低，像个角落里面默默生长的小蘑菇。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对未来的发展选择还不太清楚。在“蘑菇时期”，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重要的问题：为了面对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我们选择长出哪一部分？放弃哪一部分？
你可以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跟别人搞好关系，自己违心去做些事情、说些话，这可能让您能暂时获得一种“顺流而下”的顺利。但如果你自己一直这样的话，将来你会觉得在内心里没有真正活过。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其实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不要退让，不要把自己变成变色龙，就承认自己是个“小蘑菇”，但是是在真实地成长。
我觉得“蘑菇期”是人一生最大的考验期。人的放弃是有惯性的，一次放弃，你后面就会习惯性放弃。那这辈子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小风车，来什么风就怎么转，空掉了。
现代社会，我们有个概念叫“自发的现代性”。我们在封建社会讲天长地久，在现代主义阶段，我们讲维新，讲面对世界时独立的价值，自由的精神。所以艺术家用一种亚文化的方式来对抗当时庸俗的大众文化。
但在后现代时期、目前的全球化阶段，世界充满了变数和风险，充满流动性和突然性，就像我们今天遇到的疫情。所以我们很难预测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变化，很难判断他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社会在变化的时候，只有两个东西贴近你。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人如果相爱，是否能创造出一种属于两个人的生活、两个人独有的小世界。在一个漂流的世界里，这是可以支撑你们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你用现实主义原则和这个世界打交道，按照自己的生活策略，不断地让自己利益最大化，或者是获得一种相对的安稳舒适。在小说《革命之路》里边，就讲了50年代美国两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二战之后，年轻人都觉得社会是天堂，没有什么可改的。所以50年代大学里边，如果一个年轻人说我要做个改革家，大家都笑他。这跟60年代的氛围完全不一样。
但在《革命之路》里边，两个年轻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很独特，不愿意跟别人过成一样，所以彼此欣赏。他们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不确定性。相遇的时候，主角爱波问男主角，你是干什么的？男主角弗兰克说自己是一个码头上扛包的。那爱波就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你到底想要什么生活。
然后弗兰克就回答说，我如果能够说清楚的话，我们两个谈半小时就互相忍受不住了。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能确定，那么这个生活肯定是格式化的，是人云亦云的，是自己也说不清的。实际上爱波就特别欣赏他这一点，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喜欢他这种自由感、不确定性。
但是这算是最艰险的一条路。因为你要在这个世界上从无到有，你要凿空，你要去创造，这个是最难的事情。
他们俩要走的路，不是说我们今天搞个小创意、做一件有意思的事、裤子上剪个洞这么容易。他们两个想创造一种说不清楚的生活。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爱波她也不满意弗兰克天天在公司里边，弗兰克自己其实也不太满意，但是后来因为他有个工作干得很好，公司发现他有才华，给了他一个不错的职位。因为个现实的肯定，他马上就归依现实。爱波就很绝望，最后自己流产大出血去世了。她去世之后，弗兰克一下子发现自己在世上唯一的爱人就是她。
这个小说写得蛮复杂，各种悲剧交叉，其中爱波也看不到弗兰克他表现出来的才能。因为他是在计算机公司，属于站在信息时代的前沿，实际上他也有自己的创造。虽然在公司的科层制里他像是一个被现实吞进去的人，但其实对于后来的信息社会，他是一个先走了一点儿的人。但两个人互相看不到对方的特点，这是很沉痛的。
如果我们假设爱波活了下来了，也许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创造出某种独特的生活，这个生活不仅仅是属于两个人的，它对社会也有很大的贡献，让这个社会看到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看到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原来可以释放出来这么大的创造力。
5.“一定要鼓励孩子啃老，至少啃三年”
凤凰网读书： 最近是毕业季。今年的就业形势很严峻，这两年也一直有互联网大厂在裁员。你觉得年轻人应该怎么应对内心的不安和外部的不确定？
梁永安： 前年我们的研究生毕业，就业压力就很大。 当时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说，这届学生的压力最大，但其实他们最后会明白，在十年的范围里面，从前年开始算，他们是最轻松的一年。 因为整个世界现在有点“极化”，方方面面不太一样了，年轻人面临的形势要复杂一些。
我总觉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和父母一代要齐心协力。 在这个比质量的时代，我们要着眼于未来五年、十年。 中国社会的需求，很大一部分已经转移到原创性、创意内容的输出方面。
为什么我非常强调代际？ 父母们现在想的几乎都是给孩子一两百万付首付。 但现在最好的投入产出比，其实是给孩子一个探索空间。 让他在这个时代，有一些对自己的了解，多一些跨文化的体验。
我一直提倡一个新观念： 一定要鼓励孩子啃老，至少啃三年。 我在西藏碰到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工作，跑到那儿跟牧民各种跨文化交流，体会自己到底热爱什么，能做什么。
一个人一辈子不能糊涂，要知道自己的上限和下限在哪里。 自己的专业上限就是我的能力，我的创造力能达到什么程度； 下限就是我的良知，我自己的价值基点在哪里。
知道了上限和下限之后，你对一生该做什么，就能获得一个清晰的方向感。
我们今天新一代青年，“安身”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要尽早向“立命”去发展，父母应该给到更好的支持。 现在，父母往往都希望孩子赶快去考公务员，找个铁饭碗，这还是农业社会的惯性。 那将来怎么办呢？ 会不会在社会的发展面前手足无措？ 拿不出自己的竞争力？
不管怎么说，今天的青年如果只是小打小算，会越来越焦虑。 父母也应该根据自己经历的时代沧桑，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孩子： 这个社会曾经发生了多少变化，什么人后来跟不上，什么人在时代里能获得自己的新生命。
这些都值得我们一起去探讨。
《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
作者：梁永安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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