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斯：
对中国非常乐观但前提是必须改革
“我对中国非常乐观，但前提是中国必须要改革。”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舒尔斯(Myron Scholes)近日在上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需大力改革并强化金融市场。
谈到中国的金融监管，舒尔斯说：“中国的金融部门过去一直被‘家长’溺爱。中国要开展改革，就要放手让金融机构摔倒，然后自己站起来。”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舒尔斯表示，他不确定人民币是否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肯定会成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货币，人民币将会与美元互补，但不会取代美元。
在舒尔斯看来，世界经济正在经历“西边日出东边雨”的阶段，新兴市场曾经是艳阳天，现在正阴云密布。他认为需要警惕在QE(量化宽松)中越陷越深。他预计耶伦在接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会采取更为可持续的政策，不会仅依赖QE。同时，发达国家的激进宽松货币政策一定会有溢出效应，建议新兴市场不要把外商直接投资(FDI)视为外资，减少政府干预吸引FDI.
需要波动来保持警惕
第一财经日报：你一直都对后危机时代的监管问题感到担忧，你的具体担忧是什么？
舒尔斯：我担心的是监管者总是在试图监管金融机构。能够监管到问题所在之处当然再好不过，但人们总是去监管那些他们认为存在问题的地方，而现实中问题却已经到别处去了。所以这就是监管的困难所在。我担忧的是，监管要求如此严厉以致金融交易逃离那些受监管的领域，转到其他未受监管的地方。结果就是监管者对金融系统失去控制。
日报：我们怎样避免这种情况？
舒尔斯：避免的方法主要是制定更多针对欺诈和违规的惩罚规则，就像制定足球、橄榄球的规则一样，比赛中有裁判就如同系统中进行大量监管。
日报：你认为美国的沃尔克法则和英国的维克斯框架能否奏效？
舒尔斯：是的，的确会奏效，但它们也会将风险转移到其他地方。它们旨在减少银行的自营业务量，但这也意味着，这些业务将在银行外部完成。我认为不管怎样做，这只是在转移风险。问题就在于如果风险始终都在，那么未来将会引发潜在的危机。每个人都在努力解决问题，但解决的总不是当前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点值得借鉴的，同时也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的，那就是政府不应该抑制经济。美联储说他们不想要经济萧条，也不想事情变得更糟。但一切平稳也就意味着没有波动，人们也会因此掉以轻心。我认为人们应该保持警惕，因为这样两条生活理论：其一，足够的波动能够使人保持警惕。其二，如果一切过于顺利，那么一旦发生问题将会措手不及。因此根本问题就在于，是保持平稳运行更好，还是持续波动更好。我认为许多政府的政策都让经济运行得过于平稳，一段时间这会管用，但有时会适得其反。
耶伦不会依赖QE
日报：5月22日美联储谈及收紧QE，在这之后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流出，可见市场仍具有高度波动性。你认为这是市场的过度反应吗？
舒尔斯：问题在于我们已经陷入了非常规货币政策，而现在没有人理解，人们也不想改变，且难以改变。脱离目前状况是很难的，但安于现状同样困难。要么陷入困境，要么摆脱困境。我认为耶伦在接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会采取更为可持续的政策，试图制定更高的通胀目标，或者采取更常规的手段，而不会仅依赖量化宽松。
日报：所以可能不是伯南克，而是由耶伦来开始缩减QE？
舒尔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警惕，人们已经在QE中越陷越深。
日报：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你如何评估QE带来的溢出效应？
舒尔斯：我认为主要有两大影响。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宣布了震慑市场的激进宽松货币政策。在美国，奥巴马说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从那时起市场就开始发生变化，有关缩减QE的讨论也持续了一阵子。但我认为日本和美国的激进货币宽松的确导致了溢出效应。缩减购债规模本身意味着人们担心美国国债收益率会上升，收益率已经上升。
日报：美国与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处于不同阶段会对亚洲产生怎样重大的影响？
舒尔斯：亚洲在两方面会很有趣。一是监管政策，通过建立自己的贸易区、修改公司税等措施来试图对抗中国。这些举措都取得了一定成效。日本解决危机的方式是通过国内通货膨胀，刺激人们进行更多消费和投资，而不是坐等通货紧缩、物价下跌。但我认为比起美国的政策，日本的这些措施对亚洲产生的影响尤为重大。收益率迫于压力会继续上升，因为人们目前有两大预期，一是认为美联储削减QE的幅度会很小，二是认为人们相信政府已经更能容忍通胀，4%的通胀率可能会代替2%成为新常态。
日报：许多新兴市场的决策者都面临着决策两难的困境。新兴市场要想将资金留在国内，就需要收紧政策，比如提高利率，或者吸引外资，但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舒尔斯：正如美国经济在放缓，中国经济也在放缓，而印度则陷入了困境。这些国家都减少了出口，美国也将部分外包转到国内。巴西和墨西哥的石油业都遭受了冲击。新兴市场能做的是，不要把外商直接投资视为外资。需要改变国内环境让人们愿意投资，人们总希望投资到一个稳定的地方，不用担心政府干预。
日报：你认为新兴市场增速放缓是否意味着世界经济正在“换岗”？
舒尔斯：新兴市场有过日出，也会有日落。现在是西边日出东边雨，新兴市场曾经是艳阳天，现在正阴云密布。
对中国乐观但前提是“必须改革”
日报：你认为中国经济的新红利是什么？基础设施投资和高科技产业？
舒尔斯：我认为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和高科技是两大红利，如果得到重视的话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的发展。
日报：那么消费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舒尔斯：收入的增长必将带动消费。多年来，出口红利的结果是，生产工人自己都没有购买产品的能力，因此需要将产品出口到美国。随着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日益庞大，购买力就会增强。这会让中国经历提高生产规模的过程，将会有更多自动化操作。但这也意味着人们会因为机器的取代而失业。人们不再需要重复工作，也是一方面的红利。人们有机会思考未来的城市发展，思考如何将人口与技术结合起来。
日报：你对于中国的中期和长期发展是否持乐观态度？
舒尔斯：我对中国非常乐观，但前提是中国必须要改革。正如世行报告所说，中国需大力改革并强化金融市场。在金融领域积累专业经验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不能任由利差扩大，却让资源得不到合理分配。
要让金融机构受伤后自己站起来
日报：在金融改革方面，上海自贸区也将展开一些试点项目。你认为上海自贸区是不是个好主意？
舒尔斯：这当然是个极好的主意。但自贸区的效果将取决于具体实施的情况。关键问题就在于是要监管还是要自由。我认为中国监管者目前还不肯放手。就像你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会受伤，但总有一天你要放手，让他们受伤并从中吸取教训。中国的金融部门过去一直被家长溺爱。中国要开展改革，就要放手让金融机构摔倒，然后自己站起来。
日报：随着改革的深入，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不断推进。你认为未来人民币会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吗？
舒尔斯：我认为不应该用挑战来形容。如果美国更“内向”，消耗更多国内能源，生产更多产品和服务，更多在国内投资发展技术，那么市场就不会有过多的美元流动。其他国家将互相开展贸易，中国是一个资源贸易大国，因此自然而然，我们会更多地使用人民币。这不是竞争，这就是货币的流动。有时候会出现流动性泛滥。在资金不足时，则需要加强流动性。人民币将会与美元互补，但不会取代美元。
日报：国际货币系统在未来10到20年里会如何发展？人民币会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吗？
舒尔斯：我不能确定人民币是否能成为储备货币，但肯定会成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货币，通过人民币将能买到各国的产品。当然这取决于中国的开放程度。我们还需观望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如果政府不愿意，也必然有其考量。
(责任编辑：DF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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