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国资委、新华社指导，国资委新闻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经济参考报社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23日在京举行。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陈清泰，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等著名经济专家纷纷为国企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解放生产力和提高效能建言献策。
“我们现在觉得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大，也就是说数量扩张的这一条路已经逐渐走不通了，我们越来越看到效率的差距、供给侧的差距。”李扬说，要素投入下降趋势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中国必须全面转向创新驱动的道路上去，向效率要增长。
李扬表示，中国全要素的增长率主要将依赖于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总的趋势是把人口、资本、土地这些要素从生产力最低的农村、农业转到城里来，转到制造业，转到新兴制造业。只要转移能顺利地实现，效率就能提高。此外科技进步也是提升要素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引进了大量国外的研发机构，作为后发展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主要靠学习，科技进步这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这个趋势能够保持，科技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李扬还表示，人力资本的提高，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经济效益提升、管理经营能力提高、国外专利的使用和技术购买等其他多个因素都会给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提升带来好处。
李扬还认为，提高传统产业效率要与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并重。企业要重视对现有产品及现有技术的改进，不要好高骛远都放在“最新和最高”上面，要重视对现有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出现多数是渐进的，突破性的革命都是在渐进性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以在科学方面我们要提出追究颠覆性的变革，但在企业方面要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
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范恒山说，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合力和效率。通过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进一步明晰产权，强化不同产权主体的监督制衡，更加高效规范国有企业资产处置，防止资产流失，实现保值增值。
此外，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改善提升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发展活力，促进国有企业更加灵敏地把握市场需求、发现市场机会，从整体上促进我们国家供给结构向中高端水平跃升。
二是要准确把握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
首先要完善治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为“混”而“混”，而是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健全企业治理机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一要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市场主体；二要进一步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三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其次是要强化激励。完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用机制激发活力，凝聚合力。一是要提高市场化的选聘比例，合理增加企业领导人的市场化选聘比例，按照市场方式配置一批经营管理者。二是提供差异化的薪酬，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实行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三是严格效绩考核，对实现目标的，兑现激励机制，对没有实现的按照市场化机制实行正常退出。四是对核心员工实现利益绑定，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试点稳妥推进员工持股。
再次要突出主业。国有企业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主业，由此要做好“三个加快剥离”。一是加快剥离辅业，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指导下，通过资产重组、资产置换、无偿划转等方式剥离辅业，将企业的资源向优势主业集中；二是要加快剥离“亏损”，清理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亏损资产，减少企业亏损点，根治企业出血源；三是加快剥离包袱，把不符合企业核心主业、企业职能的包袱和困难尽快卸下来，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少企业的负担。
最后要提高效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加快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要进一步强化资本运营，灵活地采取兼并、收购、出卖等方式，用尽可能少的资本控制更大的资本，用少量的国有资本和尽可能多的企业合作，实现资本运营优质高效和保值增值。
另外，人工成本基本趋势也是上升的。新的发展理念中重要一条就是要共享发展成果，工资就会水涨船高，而且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工资水平至少要与经济增长保持协调同步才可以。就这点来看很难通过降低工资来降低人工成本。
最后，从趋势上看研发成本一定会逐步加大。过去企业不敢研发，靠模仿；而现在要自主创新，就要加大研发的投入。从现有的企业来看，凡是研发成本占比较高的，一般附加值都比较高，其竞争力也比较强。研发主要靠人，甚至要高薪聘请，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可能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研发成本也会表现为用人的成本。
那么哪些成本是可以降的呢？
刘尚希给出的答案就是制度性成本。降低制度性成本就要通过体制性改革才能解决，比如目前的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的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电力体制的问题、人口流动的问题等。刘尚希称，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必须是改革，通过改革来降成本。从政府层面看，就是推动体制机制的转换；从企业层面看就是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改变经营模式，从而优化成本结构，让成本有高的转化力和增值力，这样成本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变成了利润的来源。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把成本简单化地认为只是一个负担，现在看起来这是不全面的，关键是成本要有效，我们是无效成本太高，它不能带来增值，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刘尚希称，“降成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减法，它实际上有除法也有乘法，恐怕要从整体的角度来推动降成本。只有这样整个企业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才能有真正的竞争力，我们才能避免各项成本增高的时候引发的竞争力下降，才能真正消化我们现有的这些成本。我想这才是 ‘降成本’的真正内涵。”
(原标题：专家为国企改革提高效能建言献策)
(责任编辑：DF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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