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健康： 需要下大力气补齐的短板
对于雾霾，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不过，乐观者却从“人人避之”中看到：雾霾面前，人人平等，谁也没有“世外桃源”，谁都无法置身事外，人人自危必定会同仇敌忾，环境变好不就有了希望吗？
然而，雾霾面前人人平等的“抒情”，就如同死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安慰”一样，回避的都是个体所处环境和应对能力的差异。在雾霾天里，一个经济条件优越到无任何就业压力的富二代，尽可以足不出户，但是一个迫于生计压力从事户外劳动的农民工，却不得不“霾头苦干”。
仅此就足以说明，虽然雾霾人人都惹不起，但是躲得起的程度却有明显差异。进而言之，如果把雾霾问题还原为一个健康问题，问题的症结恰恰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今天，我们不妨“借题发挥”，借雾霾来谈谈农民工的健康不平等问题。
工作环境：最直接不平等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至2015年底，在全部27747万名农民工中，高达86.9%的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6个行业中。其中，仅建筑业和制造业两个行业就占到一半以上。
以建筑业为例，这是一个夏有高温、冬有严寒的行业，局部的劳动环境中还经常充斥着噪音、灰尘以及可能混杂着各种有害物质的空气，而一旦雾霾降临，工作环境更是“雪上加霜”。统计数据显示，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1.1%。这就意味着在5854.6万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中，很多整日要在这样相对较差的工作环境中作业。
建筑业如此，其他几个行业是否会好一些？再以农民工占比最高的制造业为例，从事该行业的农民工比重为31.1%，即8629.3万人，而他们中一些人所处的生产车间小环境，在污染严重程度上，一点都不弱于建筑业，甚至更甚。而且，在封闭的生产车间小环境中，一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那就是如影随形、须臾不离，根本没有随空气流动扩散出去的可能。
目前，我国尚未有关于制造业农民工工作环境污染程度的全景式统计数据。但是，这并不妨碍通过一些典型的个案来管中窥豹，推测制造业农民工工作环境的污染程度。比如，两年前的昆山中荣公司粉尘爆炸事故，由于生产车间粉尘浓度长期严重超标，最终酿成爆炸惨剧，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伤，刷新了粉尘爆炸事故的伤亡纪录，就是一个让人想想都害怕的样本。
相对较差的工作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最直接、最明显，身处其中的时间越长，对健康的损害就越大。而且，相对较差的工作环境还有可怕的“催化”作用，就是它能进一步提升劳动强度。因为，不同的工作环境，对劳动者的心理和生理消耗是不同的，进而也对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强度产生影响。相对较差的工作环境，加大了完成同样工作量的难度，也就变相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更何况，通常而言，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的行业，也不会是“清闲”的行业，其劳动强度本身就比较大。
这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一直有农民工工资太高了、涨得太快了，以及农民工工资竟然比大学生工资还要高的论调，但是鲜见其他行业人员向农民工就业行业流动的趋势。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因为很多人知道，在这些相对较差的环境中工作，既能够直接看到现时的健康危害，又不难预测到日后更大的健康危害。换言之，一些农民工所谓的“高工资”，很大程度上是用身体健康不可逆转的受损害换来的，但凡有其他就业渠道的，一定不会做这样的“赔本买卖”。
权益保障：隐性的健康不平等
相对较差的工作环境，是很多农民工必须要面对的显而易见的健康不平等。然而，这只是农民工健康不平等的“序曲”，更为隐性的健康不平等，是农民工各项法定权益保障的不到位，这使得农民工面对健康损害时更为捉襟见肘。
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休息休假权落实不到位。张弛有度是维持身心健康的必要前提。劳动时间超过合理限度，就会对劳动者正常的生理机能产生非正常影响，带来严重的健康损害，这也就是世界各国劳动法律普遍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度的原因。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但是，落实这一制度，至少目前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还是一种奢望。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以来，农民工中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比例始终在高位徘徊，最高的年份达90.7%，最低的年份也有84.4%。
其次，职业病维权难度大。长时间在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的环境中工作，客观上大大增加了劳动者罹患职业病的风险。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全国职业病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职业病新发病例呈逐年攀升的趋势，职业病的患病人数、累计病例死亡人数和新发病例均位居世界前列。多家机构的调查研究显示，农民工是职业病主要高发群体，发病人数占总发病人数的80%以上。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专家披露的，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平均覆盖率不到10%的现状，农民工职业病实际发病人数会数倍于目前统计的数据。而且，农民工一旦罹患职业病，维权难度极大。因为，职业病维权的前提是，有劳动关系并且能够证明职业病与工作环境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职业病防护知识匮乏、职业危害证据留存意识不强，加之职业病本身具有潜伏期长、发病滞后等特点，使得罹患职业病的农民工，很难从维权的层面认定自己所患的就是职业病，最终只能是“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再次，医疗保险“难保险”。在健康风险如影随形的情况下，医疗保险也许是农民工维持自身健康的“最后防线”。如果这道防线足够坚固，遭受健康损害的农民工，起码会有“亡羊补牢”的可能性。但让人遗憾的是，这道防线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姑且不论农民工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即便有医疗保险也远没有到“高枕无忧”的地步，单就是即使保障水平较低的医疗保险，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4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3.1%、12.2%、14.3%、16.7%、16.9%、17.6%、18.2%，最高的年份也还不到两成。
由此可见，在农民工健康问题上，相对较差的工作环境，就如同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带动了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职业病风险高、自身维权难度大、保障水平低等“骨牌”的相继倒下，而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使得农民工的健康一步步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农民工面临的相当沉重乃至不可承受的负担。
代际传递：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健康看似是一个“个性化”问题，实则是一个“家庭性”问题。无论是从生理层面的遗传因素看，还是从社会意义上的关联度看，健康都是一个与家庭幸福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简而言之，一个正值壮年的劳动者突然身患重病，可能压垮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更何况对于家境并不殷实的农民工。
通常情况下，农民工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其健康出现问题，就会使得家庭部分或者完全失去重要经济来源，进而很有可能因此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而且，由于农民工社会保障不健全，患病的农民工救治乃至养老责任，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转嫁到家庭身上，给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非常沉重的负担。以职业病为例，由复旦大学等组成的健康风险预警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职业病的间接经济损失是直接经济损失的6倍。可以说，如此家庭重负之下，农民工子女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
更为严重的是由此衍生的社会性问题，亦即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双向存在的身心健康问题。在我国，农民工属于典型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即农民工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分离，其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是在所工作的城市中完成的，而抚养子女等扩大再生产是在农村实现的。在这一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下，于农民工本人而言，和家人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使得其无论在饮食起居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都难以享受到应有的人伦亲情的照应、支持以及抚慰。身在他乡的农民工，除了时不时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孤独感，还总会有“此情可待成追忆”的疏离感，这其实是一种难以与人言说却无处不在的精神创伤。
家庭是一种联动式纽带关系，创伤是相互的。农民工承受的远离家庭的精神创伤，也同样是身为其子女的留守儿童难以逃脱的宿命。更甚之处在于，如果说成年人遭受的创伤还有能够修复的可逆性，对于处于人格健全、心理健康重要形成期的大量留守儿童，成长期遭遇的精神创伤，会像胎记一样相伴终生，哪怕日后怎样费心尽力地弥补也无济于事。
对此，当年发生十三连跳的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据有学者调查，在该厂区当年的40万工人中，80%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中许多人曾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如果说，连跳凸显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着心理问题，那么，追根溯源，曾经作为留守儿童的经历，恰恰是症结之所在。
面对这样的问题，说什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显得太过于抒情，但不得不承认，在最该被陪伴的成长阶段，陪伴的缺失，可能是伴随曾经身为留守儿童的新生代农民工终身的“健康隐患”，不管他们是实际上就显得那么的脆弱，还是看起来好像还是蛮坚强、很自立的。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2013年一项调研或可侧面佐证这一判断：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总指数仅为55.7分，明显低于1980年前和1980~1990年之间出生的农民工。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健康中国建设绘就了宏伟蓝图。在这张宏伟的蓝图上，农民工的健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板块，也是最需要下大力气补齐的一个短板。而且，如果农民工没有足够健康的体魄，就很难成长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也就难以满足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实现中国制造2025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这些都表明，必须从更高层面审视农民工健康问题，对维护农民工权益、保障农民工身心健康作出更为完善的顶层设计，推出更为有力的举措，让他们及其家庭充分共享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
(作者系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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