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要提问题了:现在的一些学者,言必称哈耶克、德里达、伽达默尔,很有一副学贯中西的样子,他们的文章一出来,读的人都难免要毕恭毕敬。这是什么效应?这就是鲁迅说的“拉大旗作虎皮”效应。
因为目前西方比我们先进,所以西方导师的话,贩卖到中国这边来,就格外有分量、有市场。可是我要问:我们究竟是和美国的生活距离近些呢?还是离明朝人的生活近些?这个问题,乍一看荒唐,但你仔细悟一悟,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的文化之源是来自古代,就是说我们的思维习惯、审美取向、价值标准,无一不是从古代演变而来。现今我们除了装备上稍微西化了以外,人的精神内核跟古代的差异并不大。
现代的有些人,注重人际关系、讲究攀比、追求奢侈、嫉妒成功者、鄙视弱小者、精神浅薄化……这些,跟明朝的人有什么不同?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现在就怎么生活。古代的富户用黄金制作溺器,如今的大款疯了似地买“悍马”,这有什么区别?
古代的知识分子固然渴望做官,但有时也还能搞点“曲水流觞”的雅兴,登高望远做一做诗。现在的知识分子,春风得意的就信口开河,郁郁不得志的就发牢骚骂娘,连那一份雅致也没有了。
至于市井阶层,在古人是攒钱买房子、买地、买丫环,在今人也差不多。几十年来我们市民的精神关注点不就是集中在“四喇叭录放机、彩电冰箱、飘窗大房、家用轿车、花园别墅”这样一种物质的递进上吗?
所以,我们的思维,相对于古人的进步,虽有那么一点,但也很有限。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古代智慧的原因,这比学习美国还要有用,我们既然生存在当代,就要把环境和自己的情况都搞清楚。
浪漫的人、狂热的人、消沉的人在当下都不可能活得好,只有理性的人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中稳扎稳打、步步攀升。
最先预见到资本全球化趋势的人是马克思,他有一句话,我看应该是当今无数迷茫青年的指路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互相关系。”
是啊,看不清“真实的生活”,那还怎么生活?看清了,也就不会迷茫了。真实的生活就是:我们必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且只能依靠我们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所有的励志书,都提出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目标,其实这些目标的背后隐含的都是一个指向——改善生活。怎么才能改善生活?要有钱、要富、要有物质上成功的证明。
我说过,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务实民族,你若花800元去听一场交响乐,没人羡慕你,说不定还有人嘲笑你是冤大头。可是你若花800元买了一瓶洗面奶,所有的人都会瞠目,进而对你表露出深深的尊崇。
不是这样吗?世俗评价标准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讳言“捉钱”了,钱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惟一目标,当然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那么,为什么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因为我们是现代社会,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之外,绝大部分人是无法单纯依靠“父荫”而终生无忧的,就算是有家庭背景,老爸能给安插一个好岗位,但自己一无所能的话,最终还是要被淘汰。老爸不可能永远不老,所以,财富只钟情于苦苦奋斗的人。
如何才能获得财富?我看有3个要素,一是才干,二是执着,三是运气。才干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执着是自己对自己的挑战。可以庆幸的是,3项要素中,起码这两项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就有了2/3的胜算,而运气,如果你坚持20年如一日的话,不可能一次也碰不到。
每个人在一生中,有可能在不同的时期爆发,古人云:甘罗十二为丞相,姜子牙八十才出山。人与人之间是有具体差异的,所以不能急,要打持久战,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你的运气。数十年如一日地动脑筋、思考、权衡、谋划、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可能一无所获?悬挂在你头顶的希望之星,就是这样的理性。
所有的失败者,都是过早放弃的人、安于现状的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这下我说明白了吧?如果如此的絮絮叨叨,你还是不明白,这本书你也就不必再看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鸿鹄,也永远有燕雀,它们都同样有翅膀,可它们飞得就是不一般高。好,闲话少叙,我们言归正传,明朝不错,但是它寿终正寝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金融百态。
清朝挨骂多半是因为运气不好
赫赫大明朝,亡得其实有点屈,完全是亡于两个皇帝不作为,以及最后一个皇帝刚愎自用。
崇祯一上台,就遇到连年灾荒。崇祯二年延安府大旱,景象最为惨烈。灾民食野草糠皮,以图苟延不死,野草吃尽,又吃树皮,仅能延缓其死。待树皮剥尽,就只好挖山中一种石头充饥,吃的时候可以饱,但几天后就腹胀而死。
不甘心饿死的,便铤而走险做强盗。那时候小孩子或者独行者,一出城门就失踪,都是被饥民给宰了吃了。
大明末年,已成了恐怖世界,可是外患不已,国库吃紧,朝廷要活命,就顾不得老百姓活命了。州县仍然严催赋税,横征暴敛,终于把陕北老百姓给逼反了。燎原烈火,就此而起!
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城时,也知道大势不好,下了《罪己诏》,说的很明白:“设立官职原为治国安民,但是如今当官的只为个人打算,做官有如贸易。”他指责官员催征钱粮,趁机搜刮。皇亲横行于京郊,乡绅盘剥于乡里;无良官吏,曲意奉承。如此,可叹小民如何能安枕。
话说的明白,但事情做得不聪明。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哭穷,呼吁大臣、贵戚捐资,组织京城保卫战,但满朝权贵没有一个愿意出钱的。京营士兵在城头抗击农民军,一日三餐还得自己掏钱去买。
可是,等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打开皇库之后,赫然见常年不用的“镇库金”3700万锭纹丝未动,金锭上还有“永乐”字样。这样的守财奴皇帝,宁死也不肯散财,他这大明,不是亡得活该?
清朝来接替它,自然就顺理成章,老百姓不能老吃树皮啊。明亡后清军入关,除了兵力强盛是一大优势外,最主要的是渔翁得利,虽然在江南有过几次暴行,但总体来讲,还是笼络为上,政策得体。
平定中原后除了薙发、衣冠、八旗、圈地和奴仆制度外,清朝基本上是复制了一个明朝,中央机构与地方军政设置,都与明朝无异。
明清交替之际,前后经历了约50年的战乱,民间凋敝得厉害,清政府是下了大力气来恢复农业生产的,平心而论,清朝的历代皇帝,比明朝的绝大多数皇帝都要勤政。
大清朝前期还有著名的“康乾盛世”和开疆拓土的显赫功业,起码它做得不比明朝差,但为什么后人对它印象不好?为何今天为它说好话的人,还要挨耳刮子?是因为“相对论”。
明清两朝,寿命几乎一样长,疆域都很辽阔,都是多民族大帝国,可是它们所处的世界背景很不同。
明朝一直到万历时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轮到清朝就不成了,人家欧洲资本主义崛起了,当时文艺复兴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呼之欲出,到处都是“大国崛起”。你清朝还是像明朝那样慢腾腾地走,那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所以清朝也很委屈,本来国家管理得还不错,可惜生不逢时,从咸丰帝起,每况愈下,最后落了个丧权辱国的臭名。
清朝的经济,总体水平跟明朝差不多,有的地方不及,有的地方过之。
在制造业上,绸缎生产规模不亚于明朝,以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皇家织造局为首,非常发达,尤其江宁府产的缎子,是丝绸中的上品,行销天下。
瓷器在康熙、雍正年代技术也大大超越了前代,胎更薄、瓷更细、色更艳。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官窑、民窑平分秋色,产品行销海外。
在原本不使用铜钱的云南,在清代却发现了大量铜矿,云南采铜业盛极一时,年产1200万斤,可供全国铸钱使用。官营的制造业蓬蓬勃勃,民间的手工作坊就更加红火,城乡到处都有。农民忙时种田,闲时就出外做生意,比如做裁缝、木匠、篐桶、补锅、弹花、补鞋、泥水、采石、酿酒等,也算是第二职业。
现代意义上的“工厂”一词,其实就是在那时出现的,意思也就是手工业作坊。在乡村里,有木厂、炭厂、香菇厂、木耳厂、纸厂、铁厂、盐厂、淘金厂等等,不一而足。
那时候最好的铁制品是“广铁”,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其中最知名的品牌是佛山铁锅,名扬海外,外国的“夷船”来华,都成千上百地买佛山铁锅回去,小小的佛山镇,在清代吸引了四方商贾。有野史笔记描述,当时河面上停泊的商船有如蚁群,水上一派繁忙,舟楫相击,人声鼎沸。
古代的商品交易场所,叫做“市”;而大一点的市,就叫“镇”。镇,从明朝中期兴起,到康熙乾隆时代达到鼎盛,每隔二三十里必有一镇,农民出门,不到十里就有一个市镇,买卖农副产品很方便。
北方民间至今还有初一、十五赶大集的习俗,也是在康熙时代为最盛。北京城里著名的琉璃厂、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城隍庙这些地方,在那时就有盛大的庙会,也就是大型集市,现在北京人春节赶庙会的习惯,显然是从清代延续而来。清朝,就这样,隔着百年的距离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我们对清朝,撇嘴是撇嘴,可我们今天的有些习惯,还真就有它的遗传,所以我奉劝大家在对传统文化开骂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身上是否有文化“盲肠”,猴子变成的人,到什么时候都免不了有“猴气”。
清朝人在银元上如何与国际接轨
清朝的货币制度也沿袭了明朝的那一套,以银子和铜钱为主,大额交易用银子,小额交易用铜钱。
不过,清朝的银子用起来比明朝麻烦,因为它很不规范。清朝用银子还是要称量,是以纹银为标准,在使用中,各种成色的银子都要折成纹银来计算。所谓“纹银”的成色应该是多少呢?据当代专家推算,应该是935.374‰,也就是“九三成”。这就是说,一个人实际所拥有的银两,要折算成纹银银两,才能表示出你究竟有多少财富,这个“纹银银两”,就是“虚银两”,是一种理想化概念,这样,“银两”这一概念,就有了虚、实两个所指。
清代的银锭也不够规范,除了元宝形状的之外,还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砝码状、束腰形、牌坊形和茶花形的,并不一致,所以要称量。
清朝在银锭上也有创举,就是有了比50两还要大的大银锭,不过典型的银元宝,大多也是50两一锭,同时也有小一点的。那种小银锭,同样也叫“锞子”,《红楼梦》里写贾府准备过年,就写到过“银锞”之类。
最麻烦的是,称银子的重量标准也不大一致。标准的一两是多少?既有官库的标准,也有漕运部门的标准,轻重并不相同,此外各地官库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非常混乱。
道光时代就有人指出:本朝的银子,官府通行的是“纹银”,成色在九二、九三直至足色。而民间通行的叫“元丝”,成色仅有七、八成、最高不过九五成。这就够乱的了,另外还有在银锭上钻孔往里灌铅的,就更是添乱。由于各地称量的标准不同,有时一两能差出六、七分来,百两就要差出六、七两,这种状况,就连官府也没办法划一。银子的混乱,贯穿了整个清朝,哪个皇帝都没想起来要整顿一下。
在银子的使用上,清朝还有一大景观,那就是外国银元盛行,后来,大清国有人赶时髦,自说自话也仿铸了银元。
从康熙帝收复台湾起,清廷就开放了海禁,外国银元流入的数量因而一下子大增,尤其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使用银元的情况很普遍。
银元来自欧洲不同国家,花样繁多。那时的清国人也够聪明的,都给它们起了外号。荷兰银元上有武士骑马图案,就叫做“马钱”;西班牙银元边缘有麦穗纹,就叫做“花边钱”;葡萄牙银元图案中有一个十字,就叫做“十字钱”;西班牙银元和美国银元上的人像,头发形状不一样,因此分别叫做“大髻”、“小髻”和“蓬头”。
至于带有罗马数字的银元,也难不倒清国人,他们把“Ⅱ”叫做“二工”,“Ⅲ”叫做“三工”,“Ⅳ”叫做“工半”,你别说,大清国那时候与国际的接轨,还真是充满了幽默感。
清代商人对过手的银元,在习惯上要打个戳记,以示货真价实,打的戳多了,银元被凿巴变了形的,就叫做“烂版”,没打戳子的完好银元,则叫做“光洋”、“光版”或“镜面”。
我从小学时候起,就在各种回忆录里见到过“光洋”这一词,始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学了古代金融史,才解开了心中几十年的疑惑。
当时广东人喜欢用烂版,江浙人喜欢用光洋,当然烂版没有光洋值钱,两者比价每一百两要差出六七两。
外国光洋的流入,使我们中国出现了新的货币单位,那就是近现代流行的“圆、角、分”。
圆,当然是指一块银元,到嘉庆年间,民间又把“圆”称为“块”,指的也是一块银元,现在人民币的单位,也是如此。不过“圆”简化为“元”,实际上没有道理,有点脱离了文化传承。
现代老百姓在习惯上,常把一元钱叫做一块钱,就是从清朝人的习惯延续下来的,源头就在光洋那儿。
到道光年间,民间的外国银元已经很普遍,朝廷想禁止都不可能了,只得承认其合法性,但是强调不得以枚计算,还是要以成色、重量来计算。
银元的流行说明了什么?说明老百姓已经很不耐烦用银子要称量了,都愿意使用计算很方便的铸币。
清廷是超级政治恐龙,对这一点反应很迟钝。那位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曾经建议国家自铸银钱,但是被道光皇帝驳回。皇帝不让造币,民间却不听那个,沿海和台湾历来开风气之先,两地民间率先仿造了银元。
仿造的银元有两种,一种刻有“漳州军饷”字样,币面还有神秘花押,民间盛传这是所谓“郑成功大圆”,另一种只有“军饷”二字。
此后,广东、福建、杭州、江苏、江西等各地仿造蜂起,但全都是手工铸造,样子粗糙,团团乎乎的像个小圆饼,与外国银元无法比美。
清朝的对外贸易,因为占了商品的便宜,在前期一直是出超,你们的货我不要,我的货你不可能不要。你不喝茶行吗?你喝茶没有好茶碗行吗?不行,那么,就拿白银来吧。因此世界白银的流向,就从欧洲、美洲源源不断流向大清国。
这日子要是再持续200年,那么连我们这些人都要借上光啦,可惜,就在乾隆盛世的那个时候,在清国人照常遛鸟、打麻将的时候,国际上出了一件事,直接改变了清国乃至我们民族的命运。
英国在乾隆二十二年,占领了鸦片产地孟加拉,从此以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英王那里取得了鸦片专卖权,开始倒腾鸦片了。
这个货,你清国人不可能不要,你要,就也拿白银来吧。“汉水亦应西北流”,白银流向就此逆转,清国进口鸦片从每年3000箱,到每年4万多箱,一年几百万两白银,像血一样都输给英国商人了。
这个国际之轨接的,亏大了。
清廷仍然是超级恐龙,迟迟没做出紧急反应,禁鸦片也禁不住,就这么给人家输血输了差不多快四十年,才由刑部出了个条例,明令纹银不得出洋,但是银元还是不禁止出洋。那时外国银元已融入大清国货币体系,也等于是大清的钱,不禁它外流那不还是一样?
又过了几年,才由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提出,不能让洋商把洋钱带回国去,应该要求他们全部换成货物带回去。然而少数人的明智不顶用,大清还是成了超级大鸦片烟鬼,仅鸦片战争前10年,清国对印度的贸易出超就有3000万两白银。
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外贸的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业务问题,它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计,白银这么外流,必然造成银荒,清朝是银钱并用的,银子一少,势必造成银贵钱贱。
那时的有识之士就指出,钱一贱,从事种粮、纺织、佣工和各种技艺的人,因为收入的只能是铜钱,所以必然受损严重。平民阶层的实际收入下降,全社会的购买力就降低,商业也就随之萧条,这道理小学生也知道,凡是货卖不动,那就是老百姓手头的钱太少啦。此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危害:银子和铜钱的比价发生变化后,税赋由银折钱也就比过去多得多了,穷老百姓缴税只能交钱,无形中负担大大增加。
银贵,富人不在乎,他们都是大宗贸易,出入用的都是银子,银贵还不好吗?苦就苦了只能挣两个小钱的穷人了。
我们现代人,长期以来可能有个错误概念,以为在经济法则面前人人平等,其实不然,经济法则往往是天然就欺负穷人的。
你们看到没有?白银一升值,富人还没怎么样,穷人已经被伤得稀里哗啦,因此,以政府之手来平衡,适度保护弱势群体,那是天经地义,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
官府收税加重,还有一个恶果就是社会矛盾加剧,道光年间因税负“激成抗拒”、“百姓滋事”的事比比皆是。
在鸦片贸易的冲击下,头戴花翎子的大清再也牛不起来了,从道光到咸丰,两个皇帝一共统治47年,被内乱外患折腾的焦头烂额。
清国,本来坐在世界一流大国的位置上,就这么一个跟斗栽下来了。
铜钱摇摇晃晃走向穷途末路
现在再来说清朝的铜钱。清朝在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铸了钱,上有满文和汉文,满文叫做“天命汗钱”、“天聪汗钱”,汉文叫做“天命通宝”、“天聪通宝”。
从顺治皇帝起,清朝仿照明代制度,正式开铸年号钱,历朝都叫做“某某通宝”。当时铸造厂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中央的是工部宝源局和户部宝泉局,钱上分别铸有“工”、“户”字;地方的则叫做“宝×局”,中间一字为地名,如云、陕、蓟、同、荆、河、宁、江、浙等等。
道光以前所铸的钱,都是小平钱,比较规范,所以清朝也称自己的钱为制钱。这时候,老百姓在习惯上,也改口把一贯钱叫做一串钱了。
在清代前期,私铸钱币的也有,把大钱改铸小钱的也有,融毁钱币铸造铜器卖钱的也有,但是清政府治理民间违法的事,还是比较有效率的,规定了民间不得使用和出售5斤以上的铜器,而且只有一品官员才能使用黄铜器皿。此外,清朝的铜钱里还加了少量的锡,据说加了锡的铜钱,就不能回炉再造了。由于这些措施得力,所以清朝前期的私铸现象不是很厉害。
清朝铜钱以“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为最好,含铜量大,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钱就明显不行了,含铜只有五、六成,其余四成多为铅。咸丰钱就更是每况愈下,因为铜料不足,财政有紧张,就铸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和当千大钱,赤裸裸地对民间搜刮。
所谓当十钱,重量和小平钱差不多,1枚就要换你10枚,不是强抢是什么?北京老百姓把这种钱叫做“大个儿钱”,外地群众不认,所以当十钱只能在北京城内流通。
咸丰年正是闹“天平天国”的时候,清政府统治动摇,直接就体现在钱的质量上。为了“平叛”,朝廷开支很大,铸钱方面也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导致了咸丰币制的复杂,大概能赶上王莽时代了。
咸丰钱,币值从小平钱到当千,竟然有16个等级。在材质上,除了铜钱,还有铅钱和铁钱。在名称上,除了通宝之外,还有元宝和重宝。而且钱币的大小重量全无标准,轻重没有固定顺序,有的当五十大过当百,当百大过当千,完全违背了铸币原则,把铜钱当纸币来发行了。
发大钱,又势必造成通货膨胀。大钱本身一出来就贬值,当时发军饷都用大钱,八旗兵丁拿了钱养不活家口,老百姓更是有许多沦落为乞丐。铁钱也是一样,发行以后,北京商人拒绝使用,米店、小吃店干脆关门,形同罢市。
朝廷屡次发文,要求官府带头,征税和交易都要用铁钱和铜钱搭配,不得歧视铁钱。可是官府带头又有什么用?歧视不歧视的,根本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货币规律的问题。铁钱贬值,江河日下,发行才3年多就只好停铸了。
后来慈禧太后也想恢标准的制钱,但是力不从心了。铜价上涨,铸钱不但不能获利,而且还会亏本,惟一的办法是减重,但是减重以后的小钱太不成样子,更加难以取得信任。
此后,光绪、宣统铸钱,更不值一提,虽然已经改为技术先进的机制,但钱却来越小,越来越劣,铜钱在清末已难以为继。
在清朝的各个时期,还有一些主流以外的钱,咱们在这里一并说说。
清初时,以明降将吴三桂为首的几个藩王,闹起了“三藩之乱”,其中吴三桂铸了“利用通宝”和“昭武通宝”,他的孙子铸了“洪化通宝”,耿精忠铸了“裕民通宝”,这些钱当然都很短命。
乾隆时,清朝还有一种很特殊的钱,叫“普尔钱”。普尔钱原为准噶尔部的钱,准噶尔部居住在新疆北路,后来扩大势力,占领了“回疆”,铸了这种普尔钱。“普尔”是维吾尔语,也就是“钱”的意思,因为是采用红铜铸的,所以又称为“红钱”。
乾隆皇帝发兵平定了准噶尔部,统一了回疆,为照顾当地人习惯,在当地铸了新的普尔钱,逐步收回旧普尔钱。普尔钱与制钱的比价为1:5,显然是较大的钱。
道光年间,广东还流行越南钱,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景兴通宝”、“景兴巨宝”、“嘉隆通宝”等。其流行之广非常惊人,在广东货币流通中竟占60%以上,其中以潮州为最甚。后来朝廷屡次下令禁止,最后也不知下文如何。
在华夏历史上,世世代代都是周边“番邦”使用中国的钱,到了清朝,反过来了,日本的钱我们也在用,越南的钱我们也在用,这兆头不是很好。
此外要说的是绕不开的天平天国钱和其他起义军的钱。
太平天国,不管怎么说,也是中国农民与平民造反的一个壮举,起义军定都天京4年后,铸了自己的钱。
一开始,太平天国的钱只在天京一地铸造,制度划一,管理得很好,货币制度井然有序,显示出了草根阶级的智慧和力量。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出现混乱,各王的辖区内纷纷自行铸钱,币制自然也出现混乱,不再有早期的进取气象了。看来草根阶级没有精英来主导,是早晚要出问题的。
太平天国的钱,一开始正面为“天国”,背面为“通宝”,后来背面改为“圣宝”,再往后,正面改为“天平天国”,背面为“圣宝”。他们铸的钱,除了铜钱之外,也有铁钱和铅钱。
比较奇怪的是,太平天国钱没有币值文字,这就像军人没有军衔一样,是怎么分等级的,当时人们又是怎么来辨认的,不得而知。
当时上海还有“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相呼应。小刀会也铸了“太平通宝”钱,因为会众以“大明”为国号,所以钱背穿孔上下有日月纹,隐喻一个“明”字,或者上为月纹,下为“明”字。
此外还有广东的天地会,也在那时建立了“大成国”,占领过柳州,他们铸过“平靖通宝”和“平靖胜宝”钱。
最后再说说被慈禧太后给废掉的“祺祥钱”。这是一出有名的宫廷政变大戏,咸丰皇帝当年在承德避暑山庄病危,立下的皇太子才6岁,他不放心幼子执政,就密诏肃顺等8人为“顾命王大臣”。
咸丰一死,八大臣遵从遗嘱,拥立了小皇帝,拟了新的年号为“祺祥”。不料被冷落的慈溪太后不服,发动政变,逮捕了八大臣,将肃顺等人处死,自己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随后就废除了“祺祥”年号,改为“同治”。
可是这个短命的“祺祥”年,毕竟存在了69天,因此年号钱也已经铸好,后来全部回炉,只有少量的流入民间,成了稀世珍品。
现在谁要是能弄到一枚,就甭出手了,当成你家的镇宅之宝吧。
大清的银元和铜板成了送终钱
晚清的金融问题,就是改变钱制,迫在眉睫,这可难坏了清廷的大佬们。
铜钱是清朝的主要货币,一般老百姓日常都在使用,直接废了也不行,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它成为辅币,即信用货币,老百姓你就别管它足值不足值了,它就是个符号。可是,那就意味着要采用完全的金本位制或者银本位制,内囊空虚的清廷是根本做不到的。还一个办法,就是加大“面值”,让币值与铸造成本相称,不至于铸得越多越亏本。但是那样的话,老百姓就会将之视为铸大钱,只能引起恐慌,引发市场非理性涨价。
要想让老百姓理解朝廷的苦衷,接受大钱,在清末那样的情势下,简直是鸡同鸭讲,同样也办不到,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铸大钱。朝廷那几个人,长的也是人脑子,不会想出什么高招的。
但是,这次的大钱有名堂,是铜元。给你变一变,不是铜钱了,是类似银元的铜元,给你一个心里暗示。这样,铜元的面值高一些,就可以避免大钱的嫌疑了。朝廷哄老百姓,就像训猴者哄猴子一样,明明白白地哄你,就听话吧。
这个事李鸿章、张之洞他们酝酿了多时,还有人拿了美国的“花钱”来做样子,最终老佛爷同意,于光绪八年试铸铜元,用的是进口机器铸造,采用的是进口洋铜原料。
清政府一开始想把铜元作为银元的辅币,所以上面有“每百枚换一圆”字样,还有英文“QNE CENT”。这个铜元成色很足,紫铜占有九五成,余下半成是锌和锡,重量有2钱,铜元价值相当于当十,刻有龙纹,名称为“大清铜币”,老百姓俗称“铜板”。
出铜板的时候,朝廷大佬们还战战兢兢,不知民间反响会如何。不料此钱一出,因为样式新颖,竟大受欢迎,没人把它看成是不足值的大钱。
不久福建、江苏等省也都奏请铸了铜元,不过面值都是参照制钱作价,铸有“每枚当钱十文”字样,英文为“10 CASH”。后来广东的铜元也把面值改了过来。
洋文上了中国的国家货币,这大概是第一次,毕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啊!
三省发行铜元成功,获得老佛爷首肯,她还要求三省紧急调运10万铜元给户部,在全国推广,并指示沿江沿海各省都要仿铸。
这可真是啊,换个花样老百姓就认。各省督抚无不狂喜,在利益驱动下,纷纷狂铸滥铸,到光绪三十一年,有17个省的二十多个铸币厂铸了铜元,这跟过去大家都不肯亏本铸制钱的情形截然不同。
到这年7月,朝廷不得不下令整顿,规定每日铸造数额,中央的造币总厂还铸了“大清铜元”,作为各省铸铜元的样板。
地方政府想搂钱,没有办不到的,你有你的规定,我有我的权宜之计,就在短短几年间,铜元越出越滥,大幅贬值。一开始,80枚可换一枚银元,到后来180枚才能换一枚银元,据统计,全国人民因为铜元贬值而蒙受的损失在头4年里就达5800万元。1909年的《申报》载文痛斥:“铜元充斥之害,上及于州县,下及于四民!”
铜元的花活儿,又玩完了。
到宣统三年,也就是清朝灭亡的那一年,造币总厂还试铸了铜辅币,一共5种,其中一文和二文的大清铜币,中间有圆孔,算是方孔圆钱的遗迹。另外,大清也铸过自己的银元。
光绪十四年,张之洞在粤督的任上就试制了银元,后来李鸿章接任粤督,正式开铸银元,正面中心是满汉文的“光绪元宝”,外绕英文,背面是一条气势威严的蟠龙,外绕“广东省造,库平7钱3分”字样。库平,就是官库标准重量。这是中国第一次铸造银元本位币。后来正式铸造的时候,英文移到背面,“广东省造”移到正面,减重为7钱2分。
这种银元因为图案有龙所以俗称“龙洋”,民间极为欢迎,因为它的重量比外国银元要重些,因此发行的第一批多被民间收藏。
铸银元的原因,除了想抵制外国银元泛滥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因为由纹银变为银元,在折价比例上政府可以占便宜,所以朝廷决定大批铸造。
广东省的银元一出来,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地也相继开铸,湖北省铸的是一种一两重的“双龙银元”。
鸦片战争后,英属印度的货币“卢比”流通到西藏,进而又流通到四川、云南。为抵制卢比,四川省铸了一种“四川藏洋”,专用于西南地区,藏洋完全仿印度卢比样式,只不过将卢比上的维多利亚女王头像,换成了光绪皇帝的头像。这是我国第一枚带人像的铸币。
后来各地还铸了小银元,叫做银角币,重3分多到3钱多不等。再后来,就铸的是比较规范的银角币了,有一角、二角的两种,与铜板并用。
一元龙洋,又称“大洋”,民国题材电影里常说的“现大洋”,就是指此。银角币则称为“小洋”,广东又称其为“毫洋”、“银毫子”。这个名称源自香港,因为香港的小银元单位是一毫、两毫。而当时广东人写这个“毫”字,喜欢减笔为“毛”。影响至今,人们还习惯把一角两角人民币,称为一毛两毛。
从光绪十五年以后,龙洋和铜板就成了清末的主要货币,再往后——没了,大清进了博物馆了。
不过货币自有货币的寿命,清亡后,龙洋并没有马上废除,仍在民间有效流通。新成立的民国只是增铸了孙中山头像银元,以及袁世凯等人的头像银元,与大清龙洋“和平共处”了好长时间。
总体来看,清朝的铸币比较驳杂,各地还曾经铸过各种形状的银饼,其中吉林的一款正方形的,堪称别致。
光绪十四年,光绪皇帝结婚,清廷还铸了“光绪皇帝大婚”纪念银币,也是很有现代特色的。
三起三落的大清朝纸币
清朝也有纸币,而且出现得很早。早在开国后不久的顺治八年,因为财政入不敷出,就仿照明旧制,印发了纸币“钞贯”,每年发行额控制在2.8万贯,连续发行了10年,因为没有滥发,所以很好地发挥了作用。这是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行纸币。
只要发行者没有贪欲,不是想借信用货币搂钱,纸币的价值就不会大起大落,才会起到平衡流通的正常作用。
第二次发行纸币是咸丰三年。因为要对付来势凶猛的太平天国起义,财政又告吃紧,于是发行了两种纸币。一是“大清宝钞”,以铜钱为本位,又称钱钞,从250文到2000文,共分五等;二是“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称银票,从1两到50两共五种。
两种纸币都是用白皮纸印刷,左满文,右汉文,四周环绕龙纹。但是宝钞发行后势头不怎么好,很快就贬值,千文贬为了七、八百文。
最早提出建议“行钞法”并参与其事的户部侍郎王茂荫,后来几次上奏说现行纸币没有准备金,不能自由兑现银钱,所以不能推广,这不是原来他所设计的方案,如果商人看不到使用的方便,纸币是流通不起来的。哪知道咸丰帝看了奏章大怒,斥责王茂荫只顾为商人说话,不为国事考虑,随后,就把王茂荫调到兵部去了。
这件事情,连马克思都知道,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注83里提到过。
虽然不能自由兑换,但还是要部分地允许人家兑换,否则岂不是一钱不值?清廷管理钞票事务的机构,是宝钞局和官票所。后来有商人申请自己出资成立“总局”,负责推广宝钞和兑换事宜,朝廷居然答应了,但是由民营机构来代理货币管理,往往资本不足,总局只能隔日一兑换,每次只发100个号,每个号只能兑换100张宝钞。
这哪里行?什么生意不都耽误完了。两个月后,总局就被撤销,由户部成立了5家“官钱铺”来负责兑换,这5家官钱铺的名称都是“宇”字打头,所以号称“五宇”。
官方的兑换方式是:除了四种大额宝钞外,其余所有钞票都实行抽号兑换,每20天抽一次,抽到号的钞票就可以兑换银或钱。后来5家钱铺又合并为一家官钞局,每月抽号一次。
可是这样一来,抽到号的和没抽到号的钞票价值就不同了。当时人把抽到号的叫做“实钞”,没抽到号的叫做“空钞”,而外省的“省钞”不参加抽号,所以也被视为“空钞”。空钞当然就没有多少购买力,后来每一两大约只值300文以下。
而抽到号的实钞毕竟是少数,所以整个宝钞都不大值钱,照这个样子发行钞票,朝廷感到盈利不多,于是到咸丰十年就把宝钞、官票都停掉了。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到现在还一直习惯把钱叫做“钞票”,“弄两个钞票花花”是舞台小品里南方人角色经常说的台词。这“钞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咸丰年间,自金国以来,历朝的纸币都叫做“钞”,到了清咸丰年间,流通的既有大清宝钞又有户部官票,所以时人合称“钞票”,造出了一个新词来。
清朝除了户部发行过纸币外,各种官办金融机构也发行过纸币。前面提到过的官钱铺,就是官办的银号。
早在道光年间,内务府就设立了5家,都是“天”字头的,咸丰年间又成立了官钱总局,下设4家,是“乾”字头的,再加上户部的“五宇”,一共14家。他们的职能,是发行“钱票”,又称为“京钱票”。
钱票当然也是一种信用货币。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有银两,有铜钱,那么还发这些钱票干什么?其实清朝的银子和铜钱一直就不够用,发行可兑换的钱票就是为了弥补不足,起到调剂作用。
一开始,钱票的信用还不错,可是部门利益那是挡不住的,钱票越发就越滥,有的一张票面值就高达万吊,根本不可能兑现,完全是空架子,发出去就成了不兑换纸币。
这样,钱票的贬值势所必然,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蒙的。各省见有利可图,也都效仿北京,发了自己的钱票。咸丰八年福建因为滥发钱票,导致米价上涨10倍,几千老百姓浩浩荡荡冲到一位前尚书的家里,把退休老官员拉了出来一同来到督府请愿,哀求官府整顿钱法,平抑粮价。这次风潮,官府整整处理了两年才告平息。
鸦片战争结束后,也盛行民间的钱票、银票、铜元票,这些民间钱票,严格来讲并不是货币,而是一种有价证券。发行民间钱票的单位,有钱铺、银号、银炉、票号、当铺、商会、金店、公司、商店等等。民间钱票的作用是促进流通,以补银、钱的不足。官方把这些叫做“私票”,给予认可。
北京有4家“恒”字头的钱庄,所发行的钱票信誉极好,市民都视同现金。但是,行业自律毕竟靠不住,大部分的民间钱票都有“架空”的问题,有的几十万、几百万地发行,而钱铺的资本金还不到发行额的1/10,兑现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等于伪钞一样了。
这样的无良钱铺一旦亏损就关门逃跑,受害者即使告官,官府也是应付了事,根本不可能追回损失。
到光绪末年,这个问题已很严重,朝廷不得不进行清理和限制,不允许非金融机构发行钱票;不允许发行没有准备金的“空架子”;已经发行的钱票也要逐步回收,缩小规模。但还没等清理好,大清朝也就倒台了。
大清的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是一块肥肉,这肥肉早就被列强盯上了。那时候国际金融业已经出现了巨无霸——银行,外国银行是属蚊子的,哪里鲜美就往哪里叮。
在大清领土上的外商银行,连招呼也不打就在大清国内发行了“兑换券”,也就是银行券,这其实是一种可流通的货币,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加入了大清国的货币系列。
恐龙太庞大了,它注意不到蚊子在干什么。这些兑换券分为两类,一种是银两票,一种是银元票,都限定在一定区域内流通,要是异地使用,就要打折扣。比如在上海发行的,就只在上海流通,当然也可以拿到北京或香港去兑现,但立马会掉价。
可是外商银行不怕这个,反而很欢迎这种情况,因为无论你在北京还是香港兑现,都是通过他们的分行,这样他们可以从差价上获利。你能玩得过银行?
清国人把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纸币,叫做“番票”或者“番元票”。当时发行得比较猛的,有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等。
兑换券也有在境外发行,后来流通到境内的。比如朝鲜银行发行的就流入了中国东北,俗称“老头票”;华俄联营的道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也流入了东北,俗称“羌帖”。
那么各位可能要问了,外商银行在华发行纸币,有什么不好?
坏处多了。首先,它的发行计划不归你的中央财政部管理,会扰乱你的金融秩序;其次这是严重侵犯你的国家主权;第三是它在华获得巨额利润,你的肥水流进了外人田;第四是它万一倒闭,你的存款户根本得不到赔偿;第五是它在本地吸储之后再投资,就等于用你的人民财产,在你的土地上投资盈利,做的是无本万利的生意。你不是成了冤大头?
大清这条政治恐龙终于也有所察觉,在清朝垮台前两年,度支部终于颁发了银钱管理章程,并通知了外务部,要在5年后全面禁废外商银行的纸币。可惜这事最后是办不成了,大清的寿数到了。
与外商银行在华发行纸币的同时,清政府也第三次发行了纸币。从光绪二十三年起,大清国也有了本土的银行,中国自己的第一个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
这些本土银行也都发行了兑换券,也是按照地区发行,代表当地流通的金属货币。大清的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也发行了兑换券,这可以说是现代意义的国家纸币了。
过去传统的纸币是直形,大清银行则发行了新式的横形纸币,所代表的是银两和银元。新票子印刷得非常漂亮,有光绪皇帝的半身像,跟我们现在的纸币基本一样。
从中国通商银行和大清银行的章程看,他们的兑换券是可以随时兑现的,有可能是十足准备金。这次发行的纸币从准备工作来看相当严谨,应该说是恐龙终于学聪明一点了。
到宣统二年,度支部又进一步规范纸币管理,决定提前收回各官银钱号发行的纸币,大清银行的纸币也不再分区域发行,而是发行了全国统一的兑换券。
截止到清政府倒台,大清银行总计发行了银两票543万多两,银元票1245万多两。
度支部还有好多科学的设想,不过都来不及实行了。大清的金融管理虽然在逐步现代化,但腐烂的政治框架却等不得了,轰地一下子就塌了。
对现代化反应太迟钝,就是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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