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及其精英的全球化常常以牺牲许多当地人的利益为代价。从洛杉矶到伦敦再到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不得不与外国资本以及移民劳工相竞争，他们常常感到自己的位置被取代，在本来是自己的地盘上沦为了不相干的人。
对于登上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城市榜上的所有大城市而言，这一现象其实非常普遍。物价节节攀升和劳动力竞争日趋激烈似乎是全球化城市地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给当地人口和治理官员都带来了巨大挑战。
自从启蒙运动晚期以来，常常围绕着市场兴起的大城市通常是心怀志向的中下层人士趋之若鹜的地方。从北美、欧洲再到亚洲，借助于史学家彼得·霍尔(Peter Hall)所说的“大城市所独有的创造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伟大成就之一。
但在这个寡头势力强大和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时代，就向上流动性而言，地球上的这些中心不及其他大多数城市。在美国这一点无疑千真万确，美国的头号全球化城市纽约，及其国际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湾区，都在美国最不平等的十大城市之列。
房地产市场也出现扭曲。在价格适当的市场中，房屋价格往往平均是家庭收入的三倍。对于十大全球化城市来说，这个倍数往往要高得多，常常在家庭收入的十倍以上。
来自前苏联、中国、印度以及中东的富裕居民挥金如土，这在此轮通胀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伦敦情况尤为如此，当地房地产市场受到了亚洲买家的冲击。据估计，伦敦七成新建住宅都为亚洲买家所购得。对于伦敦当地的年轻人而言，买房置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像伦敦、纽约和旧金山等大城市中，监管部门对新建工程的限制，以及抬高开发成本的做法，也对普通人买得起的房子越来越稀少起到了重要作用。
房价飙升是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影响之一，可能会逼走中产阶级。多伦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就连在素有平等主义传统的多伦多，1970到2001年期间，核心城区中等收入街区的比例已经从三分之二跌至三分之一，而穷人街区所占的比例则翻了一倍，达到了40%。据该研究称，到2020年时，中产街区的占比可能会降到10%以下，社会贫富分化会更加明显。
这使得向来支持城市化的人，随着反文化光彩的褪去，也开始质疑他们城市的发展方向。正如一位环保记者叹道：“我们让高楼大厦冲破天际，让城市扩张突破疆界，不再担忧那些阳光下的阴影和世人的种种看法，并对开发商们放任自流，但与此同时我们将得到什么？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将得到谁？”
物价高涨的影响显然重塑了社会。《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的数据显示，半数曼哈顿家庭都属于单身贵族结构；在旧金山，宠物狗数量比儿童人数多出80,000。类似的趋势也可见于伦敦、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顶尖的全球化城市。据受花旗银行(Citibank)委托所做的一份调查称，由于物价高昂，香港约45%的中产夫妇打消了在短期内生儿育女的念头。
就业困局
房价和发展压力只体现了全球化影响当地工薪和中产阶层的一个方面。全球化经济常常青睐雇佣技能娴熟的员工以及那些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如金融公司等许多公司，都将中层管理岗位迁到了其他物价较低的地方，如从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搬到印度等地，又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此举削减了全球化城市里中等收入员工和中产阶层的人口数量。
当这一趋势发展到高峰时，在纽约和伦敦等城市，新型的全球化经济会创造出经济学家阿杰伊·卡普尔(Ajay Kapur)所说的“富人经济学”，这是一种围绕着服务于最富阶层的经济。因而，一些主要的全球化城市既集中了大量财富，也汇聚了最大贫困，正如我们在伦敦、纽约和其他大型全球化城市所看到的一样。近来，未来城市中心(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纽约，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者从事着低薪的服务业工作，本次美国经济复苏期间，这一比例出现了稳步增加。
不足为怪的是，这些豪华城市(一些大都市区中最为富裕的地区)往往是本国财富继承者和其他食利者最为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些贫穷最为集中的地方。像美国当前这种建立在资产膨胀基础上的复苏令曼哈顿等地受益，但对仅一河之隔的布朗克斯几乎没什么影响——按投资、租金和股息在居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进行排名，后者在美国的大县中处于垫底位置。
纽约、洛杉矶、伦敦和巴黎等一些国际化城市生活成本高得令人咋舌，这些城市的核心区以及郊区越来越不再是那些渴望出人头地的人想要闯荡的地方了；相反，这些是成功人士或财富继承者居住的地方。正如记者西蒙·库珀(Simon Kuper)所说，“这些社区院墙高筑，1%的富人在里面自娱自乐。”
政治影响
这些趋势能够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塑造未来的城市。在纽约，强硬的左翼市长比尔·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的当选反映了纽约市民中工薪和中产阶层的担忧——他们在自己的城市里变得越来越多余。类似的左倾趋势也可见于西雅图，西雅图也经历了广泛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并且最近通过了15美元最低时薪的提案。
在许多全球化大都市，士绅化未能解决贫困人口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问题，这一转变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们对上述情况的反应。据最新统计，伦敦可能是全球亿万富豪数量最多的城市，但这里也是英国儿童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方。
就连餐饮、建筑和零售业中的许多低端服务岗位也没有给土生土长的伦敦人带来好处；据经合组织统计，1997到2007年期间所创造出来的七成以上岗位都由外国人竞得。的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托尼·切沃斯(Tony Travers)估计，在过去十年里，伦敦接收的移民数量超过了纽约或洛杉矶，这些移民中有许多来自欧洲其他国家。
文化置换
大规模的移民加之在城市间转移的全球财富的力量，使得全球化城市中的许多本地居民担心自己的城市失去了“灵魂”(正如一位伦敦作家所说).
几乎在任何一个全球化城市都可以感受到这种趋势。汇集了休闲品牌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或他连锁店的香港铜锣湾地区，纽约的第五大道，或者伦敦的摄政街，这些地方给人的感觉越来越相像了。然而对于身处全球化城市的独立商户而言，那里的运营成本常常高得令人难以承受。在此过程中，许多最为独特的商店和饭店被租金承受力强的品牌——主要是一些高端连锁品牌——所取代。
与此同时，全球化和大量移民的到来激起了一些危险的反应(尤其是本土主义)，外来劳动力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鸿沟也日益扩大。即便是在像伦敦、新加坡和荷兰艺术名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乌特勒支)这样的最为国际化的城市里，这也已然成为了一大政治问题。
最根本的挑战是：全球化城市必须适应两种身份——全球身份和地方身份。一个伟大的全球化城市必须既扮演好国际角色，又服务于当地经济，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城市必须不仅仅是个美轮美奂的主题公园或者仅有一些精英汇集的总部大楼。除了全球富豪和服务于他们的人之外，城市还需要有中产和工薪阶层。城市需要的不只是“全球生活的人”，还有家庭和普通居民——他们可能鲜少离开城市。城市需要忠于自我和那些最初创建它的人。
(责任编辑：DF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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