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强化改革红利共享以及公平与效率相济的分配原则，在专项扣除存在的情况下，排除因让中低收入人群都能享受扣除权利而降低个税起征点的政策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未来可以考虑实施个人或家庭负所得税制度。
为了让民众尽早享受到改革红利，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的5000元个人所得税新起征点提前到今年10月在全国推行，不少人已经看到拿到手的9月份工资比先前着实多了一些，而且也有许多人进入到不再缴纳个税的行列。然而，为改革点赞时，也许很多人并未察觉到另一种不公平不期而至，而这也是目前税制改革因客观条件受限所表现出的不完善方面。
个税改革除了将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这一最大亮点外，也增加了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房租支出六项专项扣除。由于85%的城镇就业人员因收入低或者在进行了“五险一金”的附加扣除后而没有进入到个税缴纳行列，专项扣除对他们来说就显得没有任何意义，质言之就是等于丧失了专项扣除的权力。统计资料表明，个税起征点提高后，共有1.18亿人不再纳税，相比先前他们虽然每个月省了45元税款，但同时却不能享受专项扣除，有专家诙谐地将此描述为“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值得强调的是，正是这85%的城市中低收入人群，才是最需要减负的对象。
按照个税超额累进税制这一制度安排，收入越多边际税率就越高，税负越重，不过，当有了专项扣除后，情况则正好相反。也就是收入越高，得到的节税越多，而且同等的税前扣除，对不同收入的人带来的效应是不同的。假定“六项”专项扣除总额为3000元，在最低税率3%上纳税的人仅获得最高90元的税收优惠，而在最高边际税率45%上纳税的富人，则可节税1350元。看得出，高收入群体从专项扣除中获得实惠最大，而那些没有进入纳税门槛的低收入群体从专项扣除中的受益为零。在其他群体都在获益的同时，没有获益就意味着利益鸿沟继续扩大，实际地位的下降。
虽然说上述缺陷是超额累进税制本身的局限，但我们必须明确，个税税制无论怎么改革，基本出发点应当是缩小收入差距而不是扩大差距程度，而且税收乃是调节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其中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对象应当为全体国民，而不是最终产生“挤出效应”和形成不可受益的“长尾人群”。因此，应强化改革红利共享以及公平与效率相济的分配原则，在专项扣除存在的情况下，排除因让中低收入人群都能享受扣除权利而降低个税起征点的政策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未来可以考虑实施个人或家庭负所得税制度。
负所得税制由货币学派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最先提出，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托宾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诠释与完善。所谓负所得税，其实就是财政支出中转移支付的一种形式，因这种支付与累进所得税在资金流向上恰好相反故而得名。负所得税的基本思想其实非常简单，即如果个人的收入超过了最低生活保障数额，超过部分应向政府缴纳所得税，此为正所得税；如果个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数额，便可得到政府发给的救济保障，此为负所得税。用公式表示为：P=G-rY，其中P代表负所得税额，G代表最低生活保障收入，Y代表个人(或家庭)的实际收入，r代表税率，而个人(家庭)实际收入(N)加上负所得税(P)便形成了个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在负所得税制度下，那些收入越低的个人与家庭从国家得到的补贴相应就越多，同时补贴的数额会随着其收入的增加而逐步减少，直至领取的补贴减少到了零，这时的收入，弗里德曼称为转折收入；而当纳税人的收入达到转折收入以后，他就不能再从政府领取补贴，而是要向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了，也就是从负所得税转向正所得税。如每人每月N=1000元，t=30%，当其收入为0时，他不仅不需要缴税，反而可以向政府申请1000元的生活费。当纳税人开始有工资等收入时，他的补贴按照30%的税率同步减少，直到收入达到3333元(1000/0.3)时，他从政府所领取的补贴减少到了零，这时的收入便是转折收入。因此，在供给学派看来，实行负所得税可以通过收入或享受上的差别来鼓励低收入者的工作积极性，而不是一味地等待政府救济从而成为懒惰之人。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方式，负所得税实质上并不是一种税，而是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方法，它不仅可以使公共基金集中用于贫困人口，而且避免了救助资金的平均发放，从而实现对低收入人群更有效的帮助；同时，负所得税采取货币形式并且按照收入这一客观的、不具人格的标准来对贫困人口进行帮助，可以激励出低收入人群自觉担负起改善自身生活福利状况的责任，进而促进其独立与自立习惯的养成。不仅如此，负所得税有利于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合并，在降低财政支出管理成本的同时，放大各种社会福利补贴的透明度。
目前来看，实行负所得税较为成功的国家是加拿大，由于存在资助盲人、丧失劳动能力者和老年人的补偿保障收入计划以及对有子女需要抚养的家庭补助计划与资助穷人的医疗补助计划等，加拿大政府将这些福利计划支出均转为了税收支出，其中低收入人群的子女抚养、老人赡养以及医疗费等项目均实行了负所得税制度，负所得税额可抵减应缴所得税额。此外，美国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家庭援助计划”以及卡特总统提出的“改善就业机会与收入计划”，都包含了运用负所得税思想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的诉求。
对于我国来说，各地划定的最低收入标准实际上为实行负所得税制创造了最基本的前提，虽然负所得税不可能让所有没有进入个税起征门槛的人群享受到专项扣除的权力，但至少可以让低收入人群获得相应的补助机会，这样，负所得税其实最大程度地扩开了个人所得税的覆盖面；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多得须向国家多缴税一样，因能力与机会而少得或者不得也理应得到国家的补贴，这样才能反映税收的公平性，而且收入越高者缴纳更高税负，收入越低者越应获取更多补贴，这样的个人所得税才算完整，分配的贫富悬殊也才能得以缩小，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尺度功能由此也得到更好的彰显。
的确，负所得税在我国的实行目前存在着不少困难。一方面，我国低收入群体数量庞大，并且远远超过高收入群体，在个税纳税人已经获得教育、住房和赡养老人等专项扣除的税收援助前提下，再让低收入群体也获得税收补助，可能国家财力难以承受其重。另一方面，由于低收入群体人数众多，税务部门要对他们的收入状况作出准确的评估与把握，目前还存在技术约束以及资源不足的矛盾，同时人数众多也必然增加相应的管理的成本，且负所得税实际上是一种财政支出，税务部门显然无法独立担此重任。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能够加强税收征管，不再出现令人瞠目的偷逃税行为，将应收的税款一点不剩收上来，至少可以缓冲负所得税实施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同时，作为市场监管的一支重要力量，税务部门也理应不断地增兵强将，并努力提高自身的统摄效能，让自己跟上市场化制度创新的脚步。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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