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未经考证的逸闻，据说乔布斯在世时——就像特朗普将先进制造业回迁视作“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重要篇章一样，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劝说老乔：能不能把海外工厂搬回来？老乔的回复大意是：苹果在美国作出一个修改，修改稿会立刻传到深圳工厂，中国工程师会立刻开始行动，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会立刻作出相应调整，2小时之内，调整就会完成，工人会立刻进入生产线，24小时之内，新产品会立刻往美国发货，倘若美国也能做到相似的运转速度，我们愿意回来。
嗯，时至今日，没人会怀疑，从全球分工秩序层面，中国先进制造业是支持科技创新落地最肥沃的土壤——这些让奥巴马无言以对的“立刻”，即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兼具高效率，规模性和灵动性的真实脚注。
而从国家建构层面，在虚拟经济被媒体聚光笼罩的背后，是制造业作为国民支柱产业的稳定之锚。从最浅表角度，制造业雇用了更多劳动力，拉动上下游更多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动脉——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实物资产”的庞大底盘，相较于轻资产的服务业或者虚拟经济，制造业在社会土壤里的“扎根”程度要深许多，和各种社会资源有更密切的共生关系。
譬如经济学者李子旸老师就举例道：“制造业企业对各种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没有可以充分保障物流的港口、高速公路、机场、铁路，很多大型工业企业就不可能开办。没有平稳的电力、水资源供应，很多工厂也无法开工，甚至没有足够大的场地或废弃物排放空间，工厂都无法兴建。相对来说服务业对社会基础设施的依赖要轻得多，落后国家的鉴别标志之一就是，在城市的一片破破烂烂中，却有非常高级豪华的消费场所”——换句话说，看似“粗犷”，实则“娇嫩”的制造业，实则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建构能力的晴雨表。
而这张晴雨表若想继续保持灵敏，这根稳定之锚若想继续保持稳固，继续充当智能时代的中流砥柱，需要社会多股力量的共同修筑。譬如在刚结束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就出现了一个稍显意外的参展商：华夏幸福。他们对外展示了智能制造装备，智能机器人和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三大产业方向的17个产业集群，希望通过打造产业集群，促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核心环节的集聚效应。
而倘若你深谙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发展史，就会知道，这种空间上的聚集效应，能释放出的经济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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