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显示，养老保险在五险缴费中占大头，2018年北京市雇主五险的缴费比例是30.8%(养老19%，医疗10%，失业0.80%，工伤0.20%，生育0.80%)，于是，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就自然成为企业发生道德风险的主要目标，成为养老保险基金减收的主要根源。据日前某“白皮书”披露的数据，缴费基数合规的企业仅占全部参保企业的24.1%。这说明绝大多数企业都在基数上“做文章”。
从社会保险费征缴现状可看到，中国社保制度存在两个“制度顽疾”，这是任何其他国家社保制度所不存在的。
综上，税务部门负责全责征缴之后将面临四种不同情况：一是有些社保费在短期内依然难以征收上来，需要时日进行高层协调和相应地配套政策出台，这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以发布文件的形式降低费率和缴费基数下限导致的应收未收的缴费收入；二是有些社保费即使在长期内也收不上来，这主要是指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人员和中小微企业雇员“断保”导致“流失”的基金收入，税务部门对此力不从心；三是有些情况存在一定的征收困难，这是主要指效益不好和工资收入水平低的企业雇员个人8%的养老保险费，他们的缴费基数“坐实”之后将有可能明显减少当期工资收入，影响他们的生活，因为这部分群体工资的边际效用较高。这部分企业的单位缴费也在生存的“临界点”上，边际成本非常敏感，略有提高便会涉及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四是有些缴费流失完全可以征收上来，主要是指规模以上企业商业的单位缴费部分和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他们的基数可以完全“坐实”，这是税务负责征缴之后可以明显大幅增收的主要来源，因为这些企业拥有完备的报税系统和持续的银行往来，税务部门只要将其与基数进行比对即可“坐实”他们的真实工资。重要的是，这部分企业在“坐实”基数之后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甚至威胁到一些企业的生存问题。
因此，税务部门负责征缴之后应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对策：对第一、二种情况需政策面的协调；对第三种情况需要对裁员压力、就业压力、舆论压力和社会稳定等各种压力进行权衡，应谨慎从事，寻求“临界点”；对第四种情况需多做政策解释并提供政策预期。
从前文对全国养老保险费征缴的违规减收量化来看，剔除各种因素之后，保守估算的结果是，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带来的增收规模应略小于年度基金收入流失规模的理论值，即大约应在年度增收的1/4至1/3的某个区间。以2017年为例，税务征缴导致的增收规模应在1.25万亿左右。
(责任编辑：DF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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