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做出“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定调10天后，蒋锡培向减税降费发出了加快进度的催促声。
8月10日，国务院召开“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蒋锡培做了发言。他认为，当前经济、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须下决心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
据报道，在这场座谈会上，蒋锡培提出12条具体建议，主题是为企业减负。8月14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从蒋锡培秘书处获悉，这12条建议，确系蒋锡培在8月10日的上述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的。“蒋锡培建议”迅速引发讨论。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之一，蒋锡培已不是首次抛出他的减税观点。仅从其实名认证的微博上的内容来看，蒋锡培在2017年3月提出规范招投标制度建议与知识产权建议、2017年5月提出8条关于财税改革建议、2018年7月提出个税改革建议。前述国务院会议上的12条建议，与此前他的言论有多处重合。
上述座谈会召开6天后，即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尤其是营改增等减税措施要抓紧到位。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传导机制，采取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方式，缓解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成本。
国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边泉水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蒋锡培的减税大方向是对的。中国税收存在三个问题：企业税负较重、间接税比例过高、地方税种缺失。目前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把企业税收调减，企业减税后的活力有利于宏观经济摆脱低迷状态。间接税的调减也会降低居民的负担，居民消费提高后，有助于改变目前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
王冬生认为，将利息支出纳入抵扣范围是必要的，从增值税原理看，除人工成本不能抵扣外，其他支出，都应抵扣进项税。
前述广东制造企业的财务总监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利息应该要加到增值税抵扣里。因为中小企业固定资产不多，银行自身有风险监控，所以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实体经济的困难是多类问题的叠加。
至于印花税，蒋锡培的观点是，目前10类经济合同印花税比例税率从0.05‰~1‰不等，建议取消所有经济合同印花税。王冬生却认为，印花税是个老税种，通过对合同管理，作为对经济管理的一种方式比较常见的，许多发达国家也有印花税。他认为，取消印花税的提法不妥。
根据中办、国办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国内最大的社保第三方专业机构51社保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7》显示，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4.1%，低缴社保费甚至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前述中介服务业的财务总监认为，社保费转为税务局征收影响很大。因为此前有些企业不缴纳，有些企业按照较低的标准来缴纳，或者不将员工的奖金之类收入纳入缴纳的基础。全部作为缴税的基数以后，量是很大的。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如一个公司有400多名员工，公司平均要为每个人支出15000元的成本。其中仅五险一金一项就超过40%，具体来说包括养老保险19%，失业保险1.2%，生育保险0.8%，医疗保险10%，住房公积金12%。员工自身还要承担养老8%，医疗2%，住房公积金12%，失业0.2%。该中介服务财务总监计算过，假设一个人工资是税前2万5千元，企业一共要付出3万7千元。扣除五险一金，员工到手大约1万6千元。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认为，增值税的税率在“营改增”之后就应该是全面深化增值税改革的重要内容，增值税的基本税率点需要重新测算，按照减税额来降低税率。社保缴费问题，税务局征收之前，社保部门税基认定比较窄，现在税务部门统一了，认定更加严格，降低社保缴费的名义费率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前述广东省制造企业的财务总监透露，一般企业缴纳社保费用，是按照社保最低工资水准来缴纳，部分高管和老板会缴纳的高点。假如按照实际工资缴纳社保，员工到手的实际工资变少了。对于员工来说，要么涨工资，要么换地方，这样的话，所有的成本转嫁到企业上了。比如核心技术员工，可能工资两万，社保只能按照5000元基数缴纳，如果按照实际缴纳就会差距很大。企业的支出会多很多，而相应的，员工到手工资也变少了。“制造业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多重的，最主要是多重困难叠加，原材料涨价，国内的消费不太景气，客户给的单价还是在降价，员工工资每年上涨，还有环保的压力，消防、安全，所有的问题叠加在一起，全部都是企业承担。”这位来自广东省制造业的财务总监说，估计到年底，会有一部分做出口的工厂关闭。
曹德旺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税收是管理国家的工具，中国如果要减税，大企业不要减，直接把小微企业免了，因为小微企业借不到钱，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为减税呼吁的企业家不止蒋锡培和曹德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曾对媒体表示：“现在税负压力比较大，企业的利润率比较低，它就没有办法给员工增加收入。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就要给企业降低税收，这样它才能给员工提高待遇。”
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也曾公开呼吁：“税制改革，不是因循守旧的修修补补，不是不痛不痒的小改小革，而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要制定一种我国特有的最简单、最科学、最可行、最有效、最先进、最公平公正，最公开透明的新税法。”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光荣根据蒋锡培的减税建议估算，蒋锡培的方案将使税收收入下降20%，“我们的财政支出无法承受这么大幅度的缩减，因此不具有实际操作性。”
国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边泉水则倾向于支持蒋锡培的减税观点。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如果不减税的话，经济低迷状态永远摆脱不了。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减税的必要性是在上升的。减税见效慢，但是持久性好，对于长远的促进投资、拉动消费有利。同时，间接税的调减也会降低居民的负担，居民消费提高后，有助于改变目前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我认为蒋锡培的减税大方向是对的。减税的过程中要考虑这几个大问题。目前的供给侧改革，还需要考虑把企业税收调减，企业减税后的活力，有利于宏观经济摆脱低迷状态。”
根据边泉水的分析，中国税收存在的三个问题中，企业的税负较重影响到企业良性发展；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严重不合理导致低收入群体负担重；税种的缺失造成一系列问题，比如房产税缺失，但是存在征收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房产税，地方政府所谓的融资平台继续壮大，这对金融体系是一种扭曲。
边泉水说，“因为中国税收中大部分是间接税，间接税表面上是对企业征收，但实际负担落到老百姓身上，从而传导至居民消费。同时，中国的间接税是累退性质，这意味着收入底的群体缴税更高，这会有损收入分配公平。间接税尤其是增值税，需要继续减，而且我认为减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责任编辑：DF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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