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在浙江昆剧团剧目《雷峰塔》公演当天，剧场展厅里一个精美的翻糖蛋糕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西湖畔，撑着伞的白娘子和小青、许仙三人站在落花满地的断桥下。令人惊奇的是，三个糖人衣袂裙裾、妆容饰物与剧中人一模一样，连他们的身段动作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这个非常具有杭州特色的蛋糕是香港女孩蓓蓓的作品。这位“80后”翻糖蛋糕师出生于香港，两年前开始在杭州常住，在这座城市里发展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国外生活节奏太慢，适合读书或退休，但我不想那么快过退休生活；香港又太快，太紧张了，北京和上海也是。杭州刚好在中间，不快不慢，有人文气息也有商业机会。”蓓蓓向《华夏时报》记者解释。因为父母都是移居香港的杭州人，她从小时常穿梭两地，16岁又去加拿大念书，在当地几个城市居住了六七年。尽管足迹遍布国内外，但她最喜欢的地方还是杭州。
近两年，像蓓蓓这样从一线城市、国际大都市来到杭州的年轻人很多。年初，“为杭州与北京分手” 、“上海成了杭州的后花园”的消息刷屏朋友圈。背后，是杭州新经济突飞猛进产生的磁石效应的显现。
在历史上，杭州曾经被定义为轻工业城市和旅游城市，在经济上的吸引力一度落后于省内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温州和港口城市宁波。但在这一次以互联网为新动能的产业升级中，杭州赶了上来，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跑出了“杭州速度”。
1985年，《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有关温州家庭工业的文章，并将其总结为“温州模式”。随后，温州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经济高地，前来考察参观的官员络绎不绝，导致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经常堵车，事故频频。
早在90年代初，由于地价逐步上涨，一些做大的企业开始离开温州，外迁到上海、杭州。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让民营企业资金链脆弱的问题显现无疑，倒闭潮、跑路潮接踵而来，著名的广告语“江南皮革厂倒闭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企业的普遍境遇。
曾经在前20年中叱咤风云，赚得盆满钵满的温州富豪是不甘于失败的，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炒作。从90年代末起，在寻找外迁工厂新厂址的契机下，他们在房地产上找到了突破口。素来以“抱团”著称的温州人，通过在一个城市内大量买房，改变当地楼市的供需状况，造成恐慌性紧张，然后待房价升高后转手套利，“温州炒房团”就此形成。2000年后，温州房价从2000元/平米涨到7000元/平米，2008年楼盘最高价达到4万/平米，2012年绿城楼盘的挂牌价一度达到10万/平米。
随着限购政策的出台，温州楼市的泡沫彻底挤破，直至现在也没有恢复。根据贝壳找房的数据，目前温州新房均价在1.5万/平米上下，最贵的碧桂园珑悦售价在3万/平米左右。
然而，炒房的资金已经掏空了温州的实业。2004年之后的10年间，温州GDP增速下降，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多项增幅指标一度在全省“垫底”。
打火机是温州的标杆性行业，2008年中国加入WTO后，温州打火机协会还曾打赢过对欧洲打火机企业的反倾销案。鼎盛期间，温州曾聚集了几千家打火机厂，2008年经济危机前还剩下500多家，如今却只剩下几十家。“这两年情况没有变好，也没有变糟，就一直是这样。”《华夏时报》记者走访温州某打火机厂时，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工厂门口冷冷清清，周末时间厂里只有一两位工人在手动为金属打火机贴膜，昔日货车排队等待拉货的场景早已成为历史。而两年前倒闭的东方打火机厂，已经彻底搬离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东方路”。
号称“中国鞋都”的双屿更是一片萧条景象。在一条名为“鞋都大道”的街上，很少有人光顾。
杭州民营经济的崛起，始终有政府的牵引和支持，而不像温州全靠企业自下而上发展。这与执政者的远见是分不开的，主政杭州10年的前市委书记王国平在大城市主政者中很早就提出“经营城市”理念，坚持政府做地、企业做房，用大项目带动土地开发，让“无形资产经营”与“有形资产经营”并重。
“无形资产”就是杭州的城市面貌。这10年中，西湖景区实现免票，西溪湿地公园开建，原本围绕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发展的杭州也开启了东进的步伐，沿着钱塘江打造了钱江新城、之江新城等10座新城；而对于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王国平没有大拆大建，而是用修缮改造的方式，改善背街小巷，打造了带有杭州气息的“艺术化”交通，还建立了国内最早且最成熟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也是因此，小时候在杭州度过不少时光的蓓蓓，尽管每次回来都觉得城市变化很快，许多地方都在拆迁，但是仍然十分亲切。而2016年她再次回来时突然发现，短短几年间，从前只有西湖可以看看的杭州多了许多高楼大厦，有了大城市的格局，这里的女孩子甚至比她在香港的朋友们更会打扮。
她的感觉没有错。现在的杭州已经成了美女“网红”的大本营，在滨江等区域的一些高端酒店式公寓当中，住着许多自己开工作室的网红们。
“真的不给我礼物吗？”在杭州市区中心的湖滨银泰in77商场露天区域的一间全透明玻璃房里，一位网红女主播在手机屏幕前“撒娇”的模样和声音，被投射在外面的大屏幕上。这里就是全国第一家“网红新零售”直播间。而今的银泰，已经是阿里巴巴新零售生态的成员，银泰作为杭州线下商业升级的重要载体，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零售标杆项目。
而以阿里巴巴为引擎的互联网新经济，也是杭州重要的“有形资产”，是杭州以后发优势对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进行“弯道超车”的底气。早在阿里巴巴创业的第二年，杭州领导班子就访问了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而尽管壮大的过程中多次收到上海、广州等地伸出的橄榄枝，阿里始终没有离开中小企业聚集、主打“服务型政府”的杭州。
2015年，杭州实现了GDP增幅从全国副省级城市倒数第一到正数第一的反转，拿到“万亿俱乐部”第十张入场券，成了弯道超车的“杭州样本”。
正如深圳媒体曾经谈到的，人才往什么地方流动，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两情相悦，是一个“用脚投票”的博弈和选择过程。与其他城市相比，杭州人才政策的力度不是最大的，可却是效果最好的。在以阿里巴巴和网易等互联网巨头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强力带动下，杭州已经形成了人才的磁石效应。某网站曾对2018年上半年求职旺季当中人才的流向进行统计和整理，发现2018年离开北上广深的求职者，选择去杭州的有13.7%，远超第二名武汉的5.98%。
“互联网行业天然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尤其是在人力上。阿里巴巴本身是个人力密集型企业，需要非常多的精英人才，不断地跟外界打交道，去编织关系网。尤其是在2014年IPO之后，公司的体量不断扩张，业务线也越来越复杂，整个人才需求是非常强的，大量的人从北京、上海到杭州来。”阿里巴巴集团CEO助理颜乔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阿里成为杭州一个很重要的人才蓄水池。”
除了巨头企业，杭州也正在成为独角兽的乐园。胡润研究院7月发布的《2018第二季度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显示，杭州列大中华区独角兽企业最多城市的第三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独角兽企业数量从16家增加到20家。2017年，杭州新增A股上市公司26家，仅次于深圳和上海，多于北京和广州。从城西到阿里巴巴所在的西溪，这条“城西科创大走廊”上，聚集了同花顺、51信用卡、顺网科技等全国知名互联网创业企业的总部。
(责任编辑：DF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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