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舟不是一条船,它是一个小地方,小到在地图上很难找到。据牙舟人说,他们那里是个山窝窝,中间有一座小丘,是船的模样,所以叫了牙舟。查史料,这种说法并不可靠,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这片土地蕴藏着优质陶土,釉料配方得天独厚,上天注定般,这里要生发陶的故事,绵延陶的历史。
牙舟陶从这里名世,在这里失去方向,也在这里重新起航。数百年来,不变的只有美丽。
落地生花
上世纪50年代,全社会都在忙着炼钢铁,就连布依族、苗族人聚居的小小牙舟镇也决定砍掉镇上的那棵巨大的枫树,用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枫树需要六个成年男子才能合抱,人们砍了很多天。当树根也被拔起的时候,树下面的遗迹逐渐呈现出来。男女老少都睁大眼睛围着看,窑基、碎瓦片、制陶工具历历在目,虽然蒙尘,但是依然向他们传递着一个信息：古枫树大概有500多岁,那么先祖烧制陶器的历史少说也有500多年了。
据史料记载,明朝为了扫荡元朝残余势力,大量屯军进驻贵州。外族人和本地人相互融合的生活逐渐展开,制陶技艺也随之传入。
如前所说,陶艺进入牙舟有某种必然性,因为这里有制陶所需陶土和釉料。此外,这里的人们从来不乏对自然和美的感知,刺绣、蜡染等艺术源远流长。最初,当汉族人把陶土塑成各种器形,浇上釉料,放入窑内,再次开窑的时候,之前灰扑扑的罐子呈现出令人心动的光泽和神秘莫测的颜色,原住民张大了嘴巴。就像《百年孤独》所描述的——很多年前,霍塞·布恩迪亚·奥雷良诺上校跟随父亲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一切就从那时开始。
陶艺很快落地生花,牙舟人把自己的记忆,对自然的认识,对生活的理解,做成罐子、盘子、烟斗、香炉瓶子等生活日用,浇上不同的釉料,小心翼翼地放入柴窑。期待窑变的过程十分漫长,他们多想知道这个被烈火熏烤的土窑会带给自己怎样的结果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种敦厚、朴实、粗犷、莹润的陶器逐渐名扬千里,牙舟、平塘、贵州都因此增色不少。
清朝末期,牙舟陶产品远销东南亚国家；民国时期,牙舟陶靠人背马驮大量辐射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地,并被传教士带到欧洲。当时,镇上有100多家制陶作坊。现在,牙舟镇只有两万多人,想必100年前,牙舟镇家家都在用陶吃饭。
迷失之痛
衰落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直接原因是一次迁移。
张禄麒,1970年出生,牙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幼年的很多记忆都跟牙舟陶有关。“小时候,冗平街家家户户都在做陶。”他说,上世纪70年代是牙舟陶最辉煌的时候,小作坊被政府聚拢起来,以国营企业的方式进行生产,48只柴窑炉火熊熊。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成本低、不易损坏又可以批量生产的塑料制品潮水般涌入普通人的生活,陶器再美,也抵不住实用主义的冲击。
但是,市场的淘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速,人们对市场趋势的预判也略显迟钝。1984年,平塘县政府按照规划,在县城组建“平塘县工艺美陶厂”,作为牙舟陶瓷厂分厂。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多一个厂进行生产,加入一些机械化的环节,尝试使用倒烟窑、推板窑,以此打造牙舟陶技艺和销售的新局面。
一切堪称完美,但是政府忽略了牙舟陶制作最重要的环节——人。600年来,牙舟陶一直不用模具,采用手工拉坯、手工刻花、施釉烧制,所有技艺都在艺人心里、手中。有多少陶土,多少只窑,与之相应的是多少个制陶师傅,这些浑然天成的状态是岁月造就的。县城到牙舟镇并不算远,26公里而已,就是这短短的距离验证出人们想当然的愚昧。
县城分厂缺人手,就把镇上的师傅调过去。县里的厂的一切新鲜又陌生,老师傅无从适应；镇上的厂的生产节奏被打乱,一片萧条。就这样,不到10年时间,两个厂双双走到了穷途。返回镇上的陶艺师傅,多数继续做家庭作坊,但陶器日用品的时代已经大江东去。
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制陶家族的年轻一代,和大多数乡邻一样,张禄麒并没有留在家乡,选择南下深圳打工。每次回家,他都能看到牙舟陶老厂布满灰尘的厂房和孤零零的烟囱。曾经傲然耸立的家乡地标,落得这般模样,张禄麒每次都被刺痛。
因为舟小
在深圳陶瓷企业打工,张禄麒获益良多,却始终是个异乡人。2006年回家的时候,张禄麒发现家乡在发生一些改变。“平塘开发旅游景区,顺带发展旅游纪念品,做牙舟陶的话,机会很好。”4个月后,张禄麒办起牙舟镇历史上第一座私营制陶厂。
过去,日用坛坛罐罐是牙舟陶的主打产品,尤其是烟斗,“一年生产100多万个没问题。”流水线上的各种日用器皿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再生产传统的产品,只有死路一条,张禄麒将手艺好的艺人集中在一起,精心打造精品陶、工艺陶。
牙舟陶辨识度极高,整体上呈黄、白、绿、紫、棕、褐色等基调,釉色光亮莹润,釉层形成各种和谐的裂纹,并且随处可见蜡染、刺绣等元素。在张禄麒的心里,创新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牙舟陶之所以是牙舟陶,就是因为它骨子里有这些民族的东西,所以他的创新很谨慎,“只是器形上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其他遵照传统。”
牙舟陶采用祖传的釉料配方,烧制的时候,釉料流淌下来,会粘在窑里,出窑的时候很容易损坏。张禄麒想解决这个问题,父亲说：“几百年都没解决的问题,能在你手里解决吗？”张禄麒心里有渴望,就到景德镇取经。
在瓷都,他看到钧瓷在烧制的时候,釉料也在大肆流淌,工人们会在陶瓷底部涂一层镁粉,这样会有效阻止釉料粘在窑上。把这个小秘诀带回牙舟,牙舟陶的成品率大大提高。
此外,张禄麒发现景德镇作为陶瓷重镇,是因为行业内部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有人负责泥巴,有人专门雕刻花样,有人专门负责拉坯。只需要租一间房子,连设备都不用买,拿出图纸,找雕刻师,翻个模,满街都是卖釉料的,打个电话,烧窑的人自然把你做的东西安全挑走,最后连包装都可以由合作方完成。“在景德镇做陶,就这么简单,但是在牙舟就不同了。”张禄麒说,在牙舟做陶,从挖泥土到销售的整个流程都需要涉及,做起来很是不易。不过,正是因为没有产业链,所以牙舟陶一直留存着自己最独特的东西。
牙舟陶从来不是阳春白雪,600年来,它就那么小着,毫无野心,质朴无华。所谓“舟小好调头”,小有小的好处,牙舟陶在遭遇市场冲击和导向错误的重创后,依然可以在萧条20年后顺利转型,依靠工艺品继续名列中国十大名陶之列,大概就是因为它的“小”。
驶向何方
单单四五十厘米高的陶艺品,一年就能生产10000多件,而且供不应求。“现在根本就不用出去找市场,有人上门来收,只怕做不出来。贵阳、甘肃、香港的客商都有。”摸索了6年,张禄麒的忙碌很有成效。可是,他依然眉头紧锁。
刚做厂子的时候,牙舟镇上还有八九个技术很好的陶艺师傅,6年后,这些师傅只剩下两三个了。镇上的年轻人为了更高的薪水,往往外出打工,何况做陶需要时间和技艺,浮躁的人也做不来。提到这些,张禄麒特别羡慕景德镇,“那么多拉坯高手,没一个在牙舟……”
在张禄麒的记忆中,牙舟陶最闪耀的时候跟一批知青有关。因为他们的到来,牙舟陶艺术品横空出世,这就像老树发新枝一样,意味着一种让人兴奋的可能性。可惜知青来去匆匆,他们一回城,“新枝”随即凋落。
2006年,首届多彩贵州“两赛一会”举办,著名旅游商品产业规划专家申敏对牙舟陶尤为关注。著名陶艺家、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张尧针对牙舟陶的现状,建议走“艺术品”的方向。于是,工艺专家们开始集结起来,对牙舟陶的制作工艺、艺术造型进行深度挖掘和扶持,申敏则从旅游商品开发的角度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不久以后,镶银牙舟陶珍品呈现在世人眼前,“那绿绿的釉色如此滋润,如此厚重,在白银的映衬下,如青铜器般的造型愈加古朴而生动。”
此后,牙舟陶备受艺术家垂青。他们来到牙舟镇,设计造型,调配釉料,尝试创新,在古老技艺和文化的基础上浓墨重彩,将牙舟陶的发展带入了另外一个辉煌的时期。与此同时,政府以及相关商家也开始发力,牙舟陶五年保护计划,牙舟陶传统工艺作坊、牙舟镇牙舟民族传统工艺生产一条街、牙舟陶瓷博物馆等提法,让沉寂多年的牙舟镇又热闹起来。
不过,做大做强似乎并不是最适合牙舟陶的道路。喧哗多年,牙舟陶的每一步路其实都是民间探索出来的。如今,这条路还将一如既往地向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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