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他的这些人生的重大转折在那个时代的各类宫廷遗物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同样,在他的御用宝玺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几年前,笔者曾经出版过专门研究帝后宝玺的《明清帝后宝玺》一书。书中所总结的乾隆宝玺的特点之一就是“记事纪盛功能明显。”其中写道：“乾隆时期每遇到重要的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以示纪念。……这些宝玺在他去世之前不断地被复制,数量很多。如果把他们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起来,乾隆一朝的国事家事便可一目了然。”因此,乾隆一朝的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构成宝玺背后文化意义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我们把握和认识乾隆宝玺的一把钥匙。而此乾隆皇帝的“太上皇帝”圆玺可以说是这样一方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此玺白玉质,整体呈圆柱状,顶部利用土红沁色浅浮雕双龙捧干卦图案,印面朱文篆书“太上皇帝”四字。玺四周阴刻乾隆帝《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此玺玉质温润细腻,顶部钮雕及四周的御制诗文字刻工流畅精细,形态自然,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的风格。这方宝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堪,无论是材质、体量大小,还是印文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时期的真品。
据北京故宫所藏《乾隆宝薮》一书记载,乾隆为太上皇帝期间,共刻制不同尺寸大小的太上皇帝御宝二十余方,这些御宝目前绝大部分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通观这二十几方太上皇帝御宝,可以看出此方“太上皇帝”圆玺的特别之处。
其一,特别的形制。乾隆绝大部分的太上皇帝玺都是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圆形的印面只此一方。乾隆帝有意识地刻制这种四字呈“十”字布局的圆形小玺,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八征耄念”、“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一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其二,特别的材质。此方“太上皇帝”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重,成为乾隆通常认为的“汉白玉”。经过如此的人工处理,使得此玺的材质与制作此类印玺惯用的“汉玉”材质相协调一致。同时,此玺的外在形态使我自然联想到乾隆的另一方与此极为相似的“古希天子”圆玺。根据乾隆帝自己的记述,那方“古希天子”玺是利用一件古玉轴头的上半部分刻制的。那么,在刻制此方“太上皇帝”圆玺的过程中,乾隆帝在选择具体式样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参照了这一用轴头刻玺的做法,有意地配成一对呢？应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
其三,特别的意义。此玺的纹饰和文字对乾隆帝而言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其顶部所刻的双龙捧干卦图案,乾隆时期不但将其刻成宝玺钤用,而且在同时期其他各类宫廷器物上也多有施用,成为乾隆帝的重要标志图案。而玺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是乾隆帝专门为刚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之宝”玺而作的,更是乾隆帝当时心态的真实反映。
该诗作于嘉庆元年新正完成授受大典,乾隆帝成为太上皇帝刚刚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初八日。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袠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彼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张载著名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等繁文缛节,只是“命镌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该诗被多次移刻在不同的“太上皇帝”宝玺之上,包括这方“太上皇帝”圆玺,其意义不言自明。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用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印记至今仍可见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韩滉《五牛图》卷、晋代王献之《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唐寅《品茶图》轴等均有钤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玺。如台北故宫所藏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的玉圭上就是如此。而且此玺往往与“古希天子”圆玺共同出现,位置相互对应,似乎也可以证实前面所提到的这两方圆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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